蘇聯末代領袖戈巴契夫病逝，無論用哪個角度，他都肯定是20世紀其中一位影響全球的風雲人物。但如何理解他的影響，在俄羅斯國內、乃至當刻「新冷戰」的兩大陣營，肯定評價兩極。
毛澤東時代，經常警惕「身邊的赫魯雪夫」，並以此為由打倒劉少奇，就是擔心自己的個人崇拜被繼任人全盤推翻。到了今天的中共領袖，則非常抗拒「中國的戈巴契夫」。鄧小平以此撤換胡耀邦、趙紫陽，六四鎮壓天安門學生，就是為了避免重蹈覆轍；日後江澤民、胡錦濤乃至習近平，只要稍有改革開放溫和跡象，就會有極左派跳出來「警惕戈巴契夫化」亡黨亡國。這樣的恐懼，一直是中共領袖至今的陰影。
有關解構蘇聯亡國原因，在中國社科院是一門非常重要的學問。而戈巴契夫作為出生就有蘇聯、從未經歷過其他時代的「新生代領袖」，視野和手腕沒有老一輩般務實無情，一生優柔寡斷、婦人之仁，被中共官方學者認為亡國是元兇中的元兇，責無旁貸。
根據中共的唯物論史觀，蘇聯的硬實力沒有崩潰的理由：軍事上，蘇聯是超級大國，核武庫、先進軍備都和美國平起平坐，衛星技術甚至一度猶有過之，雖然有設備老舊等問題，但依然有由上而下的舉國體制，只要有決心，基本上沒有任何國家可以戰勝蘇聯，頂多同歸於盡。從現在俄羅斯的「爛仔交」、到朝鮮的核勒索，都可見這類國家只要足夠無賴，軍事上已經立於不敗。
西方學者普遍認為，美國總統里根的「星球大戰計劃」成功誘騙蘇聯浪費資源進行軍備競賽，並在冰島峰會成功「拋浪頭」，結果反而堅定了戈巴契夫裁軍、搞改革開放的決心。這樣的解釋自然過分片面，但戈巴契夫確實沒有普京、金正恩等「聰明」，其實把軍費集中在不對稱威脅性武器，就足以穩住蘇聯、乃至整個鐵幕陣營。他卻決定全方位妥協，無異於不戰而降，結果西方食髓知味，自然不會手下留情。
至於經濟上，蘇聯的人均GDP固然只是美國的1/3左右，但這數字卻是有水分的，因為社會主義國家的生活水平從來就很難用同一公式計算。單論經濟實力，蘇聯絕對可以自給自足，天然資源極其豐富，平均用來養活每一個人比美國更容易；反而是開始改革開放後，引進了局部市場經濟，反而經常出現物資短缺局面。雖然蘇聯時代未有全球化，蘇聯難以如今日中國般以市場影響西方各國，但也不代表蘇聯沒有國際貿易。當時美國給予波蘭最惠國待遇，讓蘇聯產品維持一條走廊輸出到自由世界，而不少俄羅斯老人至今懷念蘇聯式經濟生活，也不會毫無原因。
所以上述中共官方分析的結論是，只要戈巴契夫堅持蘇聯立國路線，行獨裁、不搞改革開放、不引進黨內民主，蘇聯絕對可以永續。那戈巴契夫出了什麼問題？
中共的主流斷症，就是認為他中計，被西方意識形態影響、欺騙，加上自身信仰不堅定，於是才自毀長城。戈巴契夫自然不是希望亡黨亡國，而是真心相信蘇聯體制老舊，需要適當改革才能與時並進、維持生命力。例如，裁減被巨額浪費的行政資源，去令各種機器運作得更具效率；又例如，對人民好些、人性些，去加強蘇聯的認受性。想不到牽一髮動全身，整副機器只要稍一鬆綁，就不能回頭。加上車諾比核災，令他更堅信蘇聯體制存在根本問題，非改革不可。他可算是那種相信民主選舉選出共產黨員、而又能通過正常政府功能平均分配全國資源的「社會民主主義者」，卻不明白蘇聯共產黨之所以能掌權，依靠恐懼、舉國體制才是主因，民主自由和一黨專政有先天衝突，哪怕只是鳥籠式民主自由都有可能失控。戈巴契夫的改革開放正是沒有煞停的能力，市場經濟一出現，人性逐利心態就會破壞原體系，而又沒有得到懲罰，自然崩潰。
戈巴契夫的經濟概念也深受西方影響，認為蘇聯體制是毒瘤，而要改革開放，過渡期必須陣痛也需要大筆經費，於是唯有和西方和解並爭取其各種援助，到了解體前夕出席G7峰會，幾乎已經是跪求金援，那時候的西方領袖卻已經無動於衷。這時候，蘇聯就失去了討價還價的能力，而且重點是怎樣計算一個經濟體的數字，全盤採用了西方標準。蘇聯的國有資產、能源產業，都不能成為自己的王牌，反而被對方牽著走。普京今天懂得以能源為武器，也是從戈巴契夫的失敗得到啟發。
由於戈巴契夫不相信國家恐怖主義那一套，不願意強加於人，依然擁有良心、擁有人性，看到秘密警察抓人也會受良心責備，而不知道「良心」和「人性」都是共產主義的大忌，卻又天真地認為共產主義可以願者上釣，結果蘇聯就失去了話語權，缺乏了一切國家信仰。他大規模為前朝的政治犯、人權鬥士平反，而沒有施加任何新恐懼。沒有了非信不可的恐懼，共產主義就變成單純的理想，蘇聯人日常生活迅速只向錢看，意識形態上則被民族主義、宗教主義所取代。
蘇聯本來開宗明義就是一個15個加盟共和國組成的「邦聯」，甚至連國家也說不上。俄羅斯人並非中國漢族那樣占絕對主導地位，既然失去了國家意識形態，加盟共和國被壓制了幾十年的民族主義就一下子被釋放。各國發現，公然搞獨立也不會帶來鎮壓，也就是沒有代價，自然紛紛改弦易幟。
外交方面，戈巴契夫也一手摧毀了整個鐵幕共產陣營和華約。昔日赫魯雪夫的「非史達林化運動」也搞平反，但把一切都推向史達林個人，而當東歐國家匈牙利、波蘭開始「造反」就宣示蘇聯還是那個蘇聯，就毫不猶豫鎮壓，戈巴契夫就沒有這樣的勇氣。戈巴契夫在赫魯雪夫時代嶄露頭角，多少可以看到他受赫魯雪夫的改革影響。不過他後來改變蘇聯外交政策的出發點卻是務實的省錢、而沒有赫魯雪夫的教條包袱，認為蘇聯沒有責任無限度支持那些貪腐的衛星國領袖，於是依然宣布所謂「仙納杜拉主義」（Sinatra Doctrine），容許所有共產國家走「my way」。這和昔日史達林、乃至布涅日列夫依然強調的「有限主權論」、願意隨時派蘇軍鎮壓東德、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革命的恐嚇，自然背道而馳。這些中、東歐國家的文化發展本來就超過俄羅斯，從不是真心誠意加入鐵幕陣營，這就是冷戰學者John Gaddis所言的「Empire by Imposition」 Vs.「Empire by Invitation」的分別，於是華約幾年內土崩瓦解，蘇聯亦隨同分崩離析。
蘇聯解體後，戈巴契夫受訪時曾分析指，蘇聯改革開放失敗、中國改革開放則成功保住政權，還令經濟變得強大，關鍵差異在於「俄羅斯沒有鄧小平」。不過，幾乎所有為他作傳的人、研究這問題的學者都提到一個真正的重點：蘇聯沒有台灣和香港。這其實是非常有啟發性的分析：沒有香港當白手套「走出去」、「走入去」，中國改革開放要拿錢又要穩定就不可能有安全閥。諷刺的是，中國有見及此，卻採取逆向思維，以為改革開放已經成功，就要全面控制香港，避免香港成為中國步蘇聯後塵的支點，可見「反戈巴契夫情結」對中國的影響有多大。
所以，無論是中共、還是普京信奉的杜金「歐亞主義」，一切都是以戈巴契夫為反面教材，當中「重中之重」除了是堅定相信「舉國體制優越感」，以及不要放棄恐懼治國的共產黨「光榮傳統」，還要無所不用其極地進行大內宣、大外宣，以免自己和國民信仰動搖。無論真心相信也好、不得不信也好，總之要有一套完整的論述，證明自己的制度比西方的好，要有「制度自信」。而為了增強這種自信，自然需要說服國民現在形勢一片大好，西方形勢一片灰暗。其實，列寧、史達林時代也深諳此道，只是戈巴契夫容許結社自由、新聞自由，迅速就出現了「思想混亂」，在今日中共官方眼中，就是要嚴加批判的「歷史虛無主義」，一步之差就是「投降主義」了。
中共理論家有鑑於此，重新以「以結果為目標」的效率合理化舉國體制，並以所謂「黨內競爭」合理化一黨專政，宣傳這種制度有西方民主自由的優點、而沒有對方的缺點，因此是人類的「唯一出路」；再利用西方民主自由制度的漏洞，反滲透之。到了今天，居然漸成氣候，更顯得戈巴契夫的無能。
普京作為昔日KGB成員說過，誰不懷念蘇聯就是無心、誰要重組蘇聯就是無腦一類金句。但心底里，他卻無時無刻不希望重塑蘇聯榮光。當然，他是「獨裁者2.0」，比起蘇聯時代有不少改進。例如烏克蘭戰爭之前，在國內批評普京毫無問題，和西方市場經濟也融合得很好，俄羅斯也有形式上的一人一票制度，只是以種種法外方式操控。這些都是普京從戈巴契夫身上學習到的「鳥籠改革開放」之道。
西方以為蘇聯崩潰了，就是「There is no alternative」（TINA）的「歷史終結」，給予他諾貝爾和平獎就是歷史的交代。殊不知，戈巴契夫的長遠歷史遺產卻是以自身為「反面教材」，造就了新一批更難纏的邪惡帝國，而且正對自由世界作出比昔日蘇聯更嚴峻的挑戰。歷史的諷刺，莫過於此。
（文章只代表特約評論員個人的立場和觀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