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1947年中共奪權政權前，就已經準備要清洗整肅知識分子。圖為文革批鬥會。（網絡圖片）
中共清洗知識分子不只是反右，延安整風，批丁玲，槍斃王實味即是，只不過當時由於權力所限，而只在革命隊伍內部；而隨著中共權力的擴展和穩固，其對知識界的整肅也相應加大加重，由延安整風、到思想改造運動、到反右、到文革，其範圍和程度的擴大和權力的膨脹成正比。
知識者是極權制度天然的敵人，因為他們代表良知，是文明的看守者；而極權則是擺脫文明的制約，將社會置於暴力強制之下。文明與反文明水火不容，整治知識分子，使之低頭馴服，是極權制度的重要內涵，無此無極權。「專家治校、治國」怎麼能有「黨天下」「領袖天下」？
在中共奪取國家政權之前，就已經考慮如何收拾知識分子了，因為他們掌握思想，影響民心，阻礙極權制度的建立。1947年中共轉入戰略反攻，勝利有望，10月毛澤東指示：「我們在政治上要孤立自由資產階級……在蔣介石打倒以後，因為自由資產階級特別是其右翼的政治傾向是反對我們的，所以我們必須在政治上打擊他們，使他們從群眾中孤立起來，即是使群眾從自由資產階級的影響下解放出來。……以便使群眾從經驗中認識他們特別是其右翼的反動性，而一步一步地拋棄他們。」（《毛澤東文集第四卷･「對待自由資產階級須防止過左傾向」》）這「自由資產階級極的影響」就是指當時自由派知識分子的影響。
隨後，1948年3月中共《大眾文藝叢刊》在香港創刊，開展對自由主義的批判，邵荃麟撰文《對於當前文藝運動的意見》，提出清算美帝國主義對中國的文化侵略，打擊資產階級文藝。
同時，郭沫若也發表《斥反動文藝》，將沈從文、朱光潛、肖干打為帝國主義、國民黨奴才，斥其「御用」和「鴉片」。
極權制度需要控制民眾，因此必須打擊知識分子——特別是自由派，批判、改造，將之徹底馴化，嚴防，否則黨對全民的意識控制就將瓦解。清洗、迫害、奴役知識分子是保證極權制度之必需，並且會伴隨極權制度一直實行下去。
49年前，中國一大批重要知識分子離開中國，去了台灣、香港和西方。他們以胡適、傅斯年、梅貽琦、梁實秋、毛子水、吳健雄為代表，在大陸之外保存了中國文化傳統，特別是保存了近代以來對西方進步文明的汲取。今天我們清楚地看到，他們承繼了中國文明，並帶領之融入世界現代文明。
反之，中國文明在大陸則被摧毀，淪陷；最不幸的就是文明的載體知識者遭清洗，喪失獨立，被收繳思考和言說的權利，淪為權力的順從工具。至此，真正意義上的知識階級——文明的看守監護者——即被消滅了。
「新中國」之後，為鞏固新政權，殺、關、管了一大批「反動」知識分子。這就是對於思想上的敵人，進行肉體上的消滅。
1948年中共公布43名國家級戰犯，以蔣介石為首，其中包括一些著名知識人：如地質學家、國民政府行政院長翁文灝；出版家王雲五；《大公報》社長吳鼎昌；中央研究院代理院長與教育部長、中央大學校長朱家驊；法學家、《現代評論》《自由中國》等雜誌創辦人、武漢大學校長王世傑；外交家、中國駐聯合國大使顧維鈞；民主先生、上海市長吳國楨；歷史學家、曾任《獨立評論》主編陶希聖；國民參政員、《醒獅》《光明報》和中國青年黨創辦人曾琦；國民憲法之父、國學大師張君勵等。
如果王雲五、朱家驊、顧維鈞、張君勵都是國家戰犯、公敵，此「國家」可想而知。……
鎮反所殺知識分子，多是為不同政見，追隨國民黨，反對共產革命。鎮反到底殺、關、管了多少知識分子？他們的下落如何？至今沒有調查和統計，只是在些許回憶錄中，有零星的透露，比如朱自清的兒子朱邁先、抗日詩人彭桂萼。
丁一先生記：「由日本留學回國的一個高知，先任省立高級工業黨校校長，後任市立中學校長，他對教育事業有卓越貢獻，在省文史館有資料記載。五零年被誣陷為偽三青團指導員，被警局拘留，後來病死在獄中。」（「對土改、鎮反的親歷回憶」）李昌平先生回憶鎮反「筆者的母校上海新建中學有教師二人、學生一人被捕，而且是一個初三的學生。」
尋找記錄他們，是歷史學家的一份重要工作，他們比右派更無辜更不幸，不應該被遺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