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紀70年代，蘇聯勃列日涅夫統治下的「再史達林化」時期，蘇聯作家葉甫圖申科碰到過這樣一件事情。有一次，他在西伯利亞的夏令營和一群青少年坐在篝火邊，一位年輕姑娘提議「為史達林乾杯」。
「為什麼要為史達林乾杯?」葉甫圖申科問她。
「因為那時候所有的人民都相信史達林和他的理想，他們戰無不勝。」她說。
「你知道在史達林統治下，有多少人被逮捕嗎?」葉甫圖申科問。
「嗯，大約二三十人吧。」她答道。
坐在篝火邊的其他學生和這位姑娘年齡差不多，葉甫圖申科也問他們同一個問題。
「大概兩百人吧。」一位小伙子說。
「也許兩千人。」另一位姑娘說。
在這將近20位青年學生中，只有一位說：「我覺得大約有一萬人。」
葉甫圖申科告訴他們，被逮捕的人據估計有幾百萬，他們都不相信。
「你們讀過我(寫這件事)的詩歌《史達林的繼承者》嗎?」葉甫圖申科問。
「你真的寫過這種詩嗎?」第一個姑娘問。「在哪裡發表的?」
「是1963年在《真理報》上發表的。」葉甫圖申科回答。
「喔，我那時才8歲。」她有點迷茫地答道。
「沉默代替了事實，而沉默其實就是謊言」
1963年是赫魯雪夫反史達林和史達林主義的「解凍」時期，當時的《真理報》允許刊登揭露史達林統治時期陰暗歷史事實的文章。可是，到了勃列日涅夫時期，為統治利益的需要而重祭史達林的亡靈，在蘇聯也就出現了一種新的遺忘：不只是要忘記史達林的暴行，而且還要忘掉曾在不久前剛剛發生過的、對史達林暴行的記憶和反思。這令葉甫圖申科非常感慨：「我突然覺得明白了，今天的年輕一代沒有任何了解過去悲慘事實的知識來源，因為書里和教科書里都是不記載的。就連那些曾經在報紙上刊登過的文章，提到誰死了，也還是對死亡的原因保持沉默。……沉默代替了事實，而沉默其實就是謊言。」
那麼沉默的是誰呢?僅僅是報紙、書籍、教科書、官方歷史書?還是整個社會都參與了這一沉默?美國政治學家密爾(J. S.Mill)曾說過：人們「獲得國家歷史，並因此結成記憶的族群，其實都是與過去的一些事件聯繫在一起的」。人民「獲得」的「國家歷史」是那些記錄下來，或者說被權力允許記錄下來的「事件」，而那些沒有被記錄或不被允許記錄下來的事件，就此被武斷地從國家歷史中剔除，也從族群記憶中排斥出去了。因此，對歷史真實保持沉默，雖然是從改寫歷史開始，但最終卻表現為族群的集體忘卻。每個沉默的個人，每個在族群中按權力意志來記憶或忘卻的人，都參與在以沉默代替真實，以沉默維持謊言的共謀之中。
集體沉默造成集體失憶，而集體的沉默又是怎麼造成的呢?
這本身就是一個需要記住的歷史災禍。這個災禍我們記得嗎?記住了嗎?我們的歷史中有許多強權迫使大多數人保持沉默的「事件」和「時刻」。這些事件和時刻固然不能忘卻，但是，更不能忘卻的是那個使絕大多數人從「被沉默」到「自覺沉默」的心理過程。這個過程必須由每個現在正在「被沉默」，或者甚至已經「自覺沉默」的人自己去回想和記憶。
記憶必須由集體來保存，但記憶同時也是每一個記憶者自我剖析、反省和懺悔的機會。這樣的自我反省能使記憶成為一種打破沉默咒語的行動，一種對「正統記憶」的有意識的反抗。集體失憶總是與權力製造和強加「正統記憶」同時發生。正統記憶是由統治權力所主導的，是用來加強集體失憶，代替集體記憶的偽記憶。
生活在勃列日涅夫時代的蘇聯年輕人，因為沒有對史達林暴政的記憶，所以才欣然接受史達林使蘇聯強大有力的正統記憶，並把它當成他們應有的集體記憶。也正因為如此，他們才有了「蘇聯沿著社會主義道路奮勇前進」的記憶，有了「蘇聯共產黨具有非凡自我糾錯能力」的記憶。這樣的「正統記憶」取代了對史達林暴行的真實歷史記憶，它是在幾乎全體蘇聯人對真實歷史的沉默中得到維持的。
打破這個沉默，是重新開始真實歷史記憶的第一步，它要記憶的不是史達林的「強國」，而是這個「強國」對蘇聯人的奴役和迫使他們為之付出的人性代價，其中便包括整個社會從「被沉默」到「自然沉默」的集體沉淪。
里里外外的「一致」營造沉默的假面
絕大多數人一下子都「被沉默」，這樣的事情只能發生在一個權力能夠對所有人擁有絕對掌控力的國家社會之中，擁有這種絕對掌控力的政權就是極權。哈維爾在指出「極權是對每個生活領域的全面控制和影響」的時候，特別強調極權是一種極其「善於變化、適應的意識形態」，不僅僅是非常嚴密、細緻、條理化、面面俱到，而且富有一種特殊的糾錯能力。這種糾錯不是改變極權的目的，而是不斷改變為維護統治而採取的手段和途徑。
極權是一種類似於宗教的世俗宗教觀念體系，它可以借用外來資源，包括與它敵對的意識形態(如「市場經濟」、「資本運作」)，顯得好像是十分具有自我糾正能力。但是，任何外來資源都必須為極權統治目的服務，因此也一定會被這個統治目的所同化，並轉變為它自身的有機部分。因此，哈維爾指出，對極權要麼是全部接受，要麼是全部摒棄，「不可能部分採用」，即便是「部分接受極權，也會徹底地影響人的生命」，這包括因接受極權所製造的「正統記憶」，而喪失對真實歷史的記憶。
極權統治並不能把正統記憶一一放進每個人的腦袋，也不可能把真實事件的經驗記憶一一從每個人的頭腦中清除出去。它是用「組織化」的手段來對所有人一起進行大規模統一處理的，這種處理的規模和強度都是空前的，只有在極權統治的條件下才有實施的可能。被處理的人開始也許是被動的，但不久就變得能夠並且願意積極配合。對於這樣一個過程，彼特沃克在《彎曲的脊樑》一書中通過比較納粹和東德這兩種不同的極權統治來作了揭示。納粹和東德都是通過極權國家的組織力量，營造全體人民「一致」的景象，並通過形成天羅地網式的「組織」環境，來強迫和維持絕大多數民眾的沉默，其他極權國家的情況與此大同小異。
所有的政府都希望能擺出一種思想統一、團結一致的陣勢，但只有極權才能做到這一點，而且也非得做到這一點不可，因為極權統治自稱掌握了絕對的真理，對絕對的真理當然不允許有不同意見和看法。但是，極權統治的最高層的內部權力鬥爭從來就沒有停止過，納粹高層的爭鬥一直就很激烈，所以希特勒不止一次地親自下達命令：內部爭論一定不能外泄。
納粹在1942年9月的一份黨內指示中提醒黨的領導們：「元首反覆強調，黨領導之間的不同意見一定要對外保密。」希特勒的「反覆強調」說明內鬥在不斷發生，正因如此，對外保密才格外要緊。一個自稱代表絕對真理的黨當然不能讓群眾看到，黨的高層其實並未被這個絕對真理所統一。但是，再極權的黨國也不可能單靠那些只忠誠而不能幹的人來運轉，它必須起用一些「能幹」的人。然而，他們雖然忠誠，但卻不是完全沒有自己的想法。黨內高層領導中，那些最能幹的人，恰恰是最能看清黨的弱點的。但是，這些人卻又總是在加倍小心地與其他人保持一致，以免遭到排斥出局的命運。
希特勒不可能消除黨內爭論，他只能命令爭論不外泄。與納粹相比，蘇聯式極權專制的高層內鬥更隱秘，對「全體一致」的外觀門面維護得更嚴實。1980年，契爾年科在蘇共政治局會議上發言說：「去年(1979年)中央全會是在完全一致的情況下召開的。」佩爾則(ArvīdsPel e)補充道：「決議也是完全一致通過的。」當契爾年科說中央秘書處51次會議召開，通過1327項規定時，蘇斯洛夫和安德羅波夫一起說：「就像政治局會議一樣，秘書處也是完全一致通過的。」「一致通過」也是東德政治局開會的常態，至少是對外的一致口徑，1989年10月政治局罷免總書記昂納克，昂納克自己投的也是贊成票。
「一致通過」和「完全一致」貫徹在黨的宣傳語言套話中，在這種套話中，不僅黨中央完全一致，全體黨員完全一致，而且連「黨領導下的人民」也是全體一致的。但是，極權宣傳越是不遺餘力，越是顯示「全體一致」並不是像說的那麼完美。
對黨員，黨有所謂「民主集中制」的紀律可以確保「完全一致」，但黨對普通民眾就遠不能那麼放心。希特勒在《我的奮鬥》中對黨組織的成員和追隨者作了區分，追隨者是那些有別於一般群眾的「覺悟群眾」。黨員或黨徒是忠於黨的事業，為之鬥爭甚至願意為之犧牲的人。追隨者是投納粹黨的票的群眾，但即便如此，也並不是在所有緊要關頭都靠得住的，更不用說還有那些不投納粹票或者甚至根本反對納粹的。
在1934年的紐倫堡集會上，希特勒說，他展望有一天，每一個德國人都成為一個國家社會主義者，即使到那個時候，也還是只有最優秀的國家社會主義者才能成為黨員。1933年3月戈培爾對無線電台從業者發表講話，提出了把德國人百分之百爭取到納粹這一邊的目標：「無線電台必須幫助我們鞏固和捍衛這一目標。無線電台必須讓我們時代的精神充溢在人民心中，讓他們再也離不開這個精神。」極權展現和證人民對它「全體一致」的擁護，不光要用宣傳所說的，還要用公共活動所做的。人民全體一致擁護納粹，最重要的公共活動表演之一便是「選舉」。
納粹在1932年7月取得政權前的國民議會(Reichstag)選舉中獲得了37%的選票，在1933年3月雖有操縱但還算相當自由的選舉中獲得了44%的選票。納粹取得了政權8個月後，在1933年11月的公民公投中，得票率躍升至92%，可見納粹宣傳的力量，當然這是在納粹很得「民望」時的支持率。但是，也有令納粹意外的不快時刻。1934年，興登堡總理去世後的全民公投，納粹得票率為88%，有的區得票率甚至不到70%。納粹的宣傳刊物《我們的意志和道路》評論道：「8月19日的公投表明，還有10%的德國人在觀望，我們一定要盡一切努力把他們中的絕大部分爭取到國社黨國家一邊。」1936年和1939年的公投中，納粹的得票率都是99%。
東德曾經是最緊跟蘇聯的東歐國家，它的宣傳同樣極端重視選舉投票所展示的「全體一致」，17次國民議會的選舉中，有16次都是超過99%的，只是在1989年5月7日的最後一次選舉中，才稍微下降了一點，僅達到98.85%。
幾個月之後，這個得票率如此之高的共產黨政權就垮台了。這麼高的「全體一致」，讓所有的觀察家對東德政權的突然崩潰都覺得不可思議。很難相信，在納粹德國或東德，幾乎所有的德國人都曾經是一樣的想法，同樣都支持納粹或共產黨。但是，在當時，誰也無法確定是否真的還會有人與所有其他人想法不一樣。一望無際的「全體一致」讓每個人都無法確定，他所不能看到的異議是否確實存在。這種對自己的懷疑和孤單的無力感，足以讓絕大多數還心存懷疑和猶豫不決的人閉緊嘴巴，絕對不敢把自己內心的真實想法告訴別人，並努力作出與所有其他人一致的樣子。
層層疊疊的「組織」製造沉默的牢籠
為了確保群眾能夠全體一致地與黨發出同一個聲音，極權統治使用的是賄賂與恫嚇並用的手段，其效果，至少從表面上看，是頗為成功的。賄賂是讓人們看到，順從權力有好處，恫嚇是讓他們知道，不順從權力就要遭殃。許多人就是在賄賂與恫嚇的驅使下去按黨的指示辦事，按黨的旨意選先進人物、投票表決等等，許多人也是抱著這種心態去要求入黨、入團或者至少「向組織靠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