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人們對通脹率降至正常水平似已不報希望。圖為美國一家超市。
英文大紀元專欄作家Jay Bhattacharya、Mikko Packalen撰文/任季編譯
美國消費通脹率自2021年4月以來一直保持在4%以上,2021年6月後為5%,2022年3月以來為8%。上個月上升到8.4%,高於分析師的預測。人們對通脹率降至正常水平似已不報希望。
目前的通脹主要源自於大規模的COVID救濟、刺激計劃、封鎖和其它COVID限制造成的生產和供應鏈中斷。
高通脹正迫使人們調整他們的生活方式和消費模式,接受生活水平的下降。消費者廣泛而強烈的挫折感使通貨膨脹與沉重的政治代價聯繫在一起。公眾有充分的理由問,政治家們是否應該採取更謹慎的政策措施,避免高通脹。
但是,政治家並不是唯一因通脹問題而被問責的群體。經濟學界也在接受審查。這個負責評估和告知公眾不同政策利弊的專業群體,沒有對通貨膨脹發出警報。
難道經濟學家沒有看到通貨膨脹的到來?或者,如果通貨膨脹在預料之中,為什麼經濟學家沒有對導致通貨膨脹的政策發出警報?
這些問題的答案是令人沮喪的。經濟學界的許多人確實看到了過去幾年的政府政策將導致高通貨膨脹。但大多數看到它的人選擇不通知公眾或發出警報,而現在說什麼為時已晚。
歐巴馬總統經濟顧問委員會前主席、現任哈佛大學教授傑森‧弗曼(Jason Furman)最近發表評論說,大多數學術界的經濟學家都對經濟刺激計劃持「懷疑態度」(大部分人保持靜默)。我們今天看到的高通貨膨脹,部分是經濟學界自我審查的代價。
對美國頂級經濟學家進行的定期調查,明確體現了經濟學界對通貨膨脹的沉默。這個調查由芝加哥大學商學院全球市場倡議項目進行,該倡議和調查旨在幫助決策者在制定政策時做出明智的決定。
在2020年1月至2021年5月的35項調查中,沒有一項涉及COVID限制和救濟方案的潛在通脹影響問題。受訪者在這段時間對許多關於COVID政策問題的自由回答中也沒有提出這一擔憂。
調查只是在2021年6月提出了通貨膨脹這個話題,當時看似乎不會發生進一步的封鎖。國會已經批准了COVID的救濟方案,而通貨膨脹已經大幅增加。
2021年6月6日公布的調查,詢問了美國財政和貨幣政策是否會導致長期的通貨膨脹。在接受調查的經濟學家中,26%同意,21%不同意。顯然,相當一部分經濟學家確實了解COVID限制和救濟方案可能帶來的通脹後果。
該系列調查對通貨膨脹的長期忽視,也反映在對學校關閉的態度上。與經濟學家不關心COVID的限制措施成本一樣,該系列調查從未問及學校關閉對美國學童教育造成的災難性人力和經濟成本。
預防原則和對封鎖的偏愛
故事要追溯到2020年3月,當時,除了極少數之外,經濟學家對COVID封鎖政策採取了不加批判的態度。
2020年3月,美國和其它西方國家政府實施了一套前所未有的政策:封鎖、強制居家、宵禁和學校關閉,以遏制當時仍然新穎的冠狀病毒傳播。但這些政策基本上是徒勞的。這些政府行為很快引起了數十位經濟學家的注意,他們開始嘗試了解封鎖是否是一項好政策。
系列調查說明了經濟學家們強烈而直接支持封鎖的傾向。例如,2020年3月27日的調查問到,放棄嚴厲的封鎖是否會導致更大的經濟損失?在接受調查的經濟學家中,80%的人同意,而沒有一個接受調查的經濟學家不同意。在美國第一次封鎖後僅僅幾天,經濟學界的領袖就否認了封鎖作為一項政策存在任何科學上的不確定性。
經濟學界對封鎖偏愛的理由是什麼?前期幾個關於封鎖的經濟分析比較了封鎖的成本(以商業和個人收入損失來衡量)和封鎖的假定收益(以假定的感染減少所節省的生命年的美元價值來衡量)。結果表明,封鎖的成本很高,但仍然很值得付出經濟代價。
這些分析採用了標準的經濟方法,就是考慮每項行動的成本和收益。但這些分析不太可能說服公眾支持封鎖。對經濟學家來說,給生命設定一個單位時間美元價值似乎是合理的,但在普通公眾眼中卻不見得能接受。
預防原則是這些前期封鎖分析的一個關鍵因素,在2020年3月這個原則是適用的。關於病毒的特性,包括其傳染性和真正的感染死亡率,仍然有很多科學上的不確定性,但已經知道了COVID的死亡風險隨年齡增加迅速加大。這意味著,可採用重點保護的替代政策來保護生命,由此避免了嚴厲封鎖的危害。
然而,經濟學家對預防原則的應用是個悲劇。經濟分析家們對病毒做了最壞的假設,對封鎖和其它限制措施在限制疾病傳播的效果方面做了最好的假設。與此相應的,預防原則應用中也對COVID封鎖的伴生危害做出最壞的假設。
自我封鎖和自我恐慌
隨後一些關於封鎖的經濟分析發布於2020年4月,比早先的分析更有影響力。
經濟學家把這些分析建立在一個簡單的經驗觀察上:手機數據顯示,在地方當局正式實施封鎖之前,人們自願減少了他們的流動性。經濟學家推斷,2020年春季的大部分經濟損失不是由封鎖造成的,而是由於人們對COVID的恐懼自願改變了行為。
經濟學家們很快形成了一個廣泛而明確的共識:正式的封鎖沒有給公眾帶來重大的成本。幾代人以來最具侵入性的政府政策——封鎖突然被視為免費午餐。
經濟學家推斷,是病毒而不是封鎖造成了經濟損失。經濟學家們說,在病毒傳播和經濟之間不存在權衡。經濟學家推斷,封鎖會阻止病毒,而我們的封鎖不會顯著提高國內或全球的經濟成本(儘管全球經濟緊密相連)。
人們無論如何都會自願封鎖的設想是虛假的,忽略了封鎖對配給的嚴重影響。封鎖對每個人都施加了同樣的限制,無論他們是否能承受這種傷害。然而,許多經濟學家傾向於實施正式的封鎖和避難所命令,而不是提供公共衛生建議。
流行病學家知道,從大流行開始,感染COVID死亡風險的年齡梯度是很明顯的。這意味著脆弱的老年人採取預防措施是明智的。這些正式的封鎖意味著一些承受很小COVID風險的人,卻會因封鎖而遭受巨大傷害,如兒童、青少年、窮人和工人階級,他們是嚴重封鎖的受害者。
經濟學家們根據人們一定程度的恐慌來證明封鎖的合理性。然而,相當一部分對COVID的恐懼是非理性的,這導致許多人對COVID的過度反應。調查顯示,人們極大地高估了COVID的死亡和住院風險,並極大地低估了風險隨年齡增長而上升的程度。
例如,一項調查顯示,對於40歲以下的人來說,他們對COVID感染的平均感知死亡率要比實際死亡率大致高一千倍(10%對0.01%)。儘管對COVID過度恐懼的第一次調查是在2020年4月公布的,但《紐約時報》等媒體一直等到2021年3月才討論對COVID的過度恐懼,反映出人們普遍不願意接受這些事實。
因此,公眾對COVID的恐懼與該疾病的客觀風險並不相符。這削弱了經濟學家的論據,即人們自願留在家裡是對2020年春季COVID傳播的理性反應。
經濟學界還沒有探討封鎖在強化COVID的過度恐懼中發揮了什麼作用。面對缺乏COVID風險的公共信息,人們會從了解到的政策中估計這種風險,而封鎖就是這樣的一項政策。
由於封鎖是西方國家前所未有的政策,它們給公眾提供了一個關於特殊危險的信號。而且,由於封鎖對人口施加了統一的限制,它很可能誤導人們相信年輕人的COVID風險幾乎與老年人一樣大。實際上,老年人的死亡風險比年輕人高一千倍。在一些國家,甚至有意讓民眾恐慌,煽動對COVID的過度恐懼。
隨著2020年的過去,經濟學家們幾乎沒人願意去重新審視自己支持封鎖的正當性。在經濟學家眼中,全球經濟的巨大損失和禁錮未能阻止病毒的傳播,是因為禁錮還不夠嚴格。
例如,在2020年10月6日公布的調查中,問到如果待在家裡的時間都更長些,經濟是否會更強大。近一半的受訪經濟學家同意(49%),而只有7%的人不同意。
這種COVID共識使得經濟學界對所有COVID政策保持沉默,包括封鎖、關閉學校和刺激計劃,明白時已經太晚。
自我審查
自2020年春天以來,經濟學家們有強烈的動機對防護COVID措施的成本進行自我審查,因為他們害怕被視為與匆忙達成的共識格格不入,即COVID措施沒有給公眾帶來任何重大成本。
經濟學家否定了任何對封鎖共識的異議。在推特和其它地方,那些敢於提出異議的少數人被貼上怪人或奶奶殺手的標籤。
甚至到了2021年9月,有影響力的經濟學家還試圖壓制關於封鎖的辯論。例如,芝加哥大學教授、歐巴馬總統經濟顧問委員會前主席Austan Goolsbee規定,任何敢於質疑經濟學家鎖定的正統觀點的人都應該感到「尷尬」。這種來自行業領袖的指令使得很多人都不敢對封鎖和關閉學校等COVID政策發表自己的意見。
值得注意的是,最近哈佛大學教授、歐巴馬總統經濟顧問委員會前主席傑森‧弗曼譴責對那些發表不同意見者的攻擊,並表示這種攻擊可能使他自己在關閉學校方面也保持沉默。有影響力的經濟學家的這種強烈聲明很可能會刺激業內進一步反思,並開啟關於COVID政策的辯論。但長期以來,經濟學界大多讓記者和評論員來指出自己對COVID共識中那些明顯的缺陷。
今天,這個行業的自我審查正在以持續高通貨膨脹的形式讓公眾付出代價。經濟學家的這種自我審查也有一些例外,但對通貨膨脹的警告主要是以最膽怯、高度婉轉的方式提出,與經濟學家的通常做派不符。
例如,前柯林頓和歐巴馬政府官員、哈佛大學教授勞倫斯‧薩默斯(Lawrence Summers)一般被認為是少有向公眾發出警告的經濟學家,然而即使是這些警告也姍姍來遲,而且出人意料地不溫不火,含糊不清。
經濟學家們就COVID限制和政府救濟方案的成本進行積極的公開辯論,並不能阻止所有的通貨膨脹。然而,如果經濟學家對COVID限制和救濟方案的後果有了更全面的了解,政治家和公眾可能會採取更溫和的政策,從而減少通貨膨脹。
缺少經濟學家對通貨膨脹的警告還有一個代價,經濟學家們自以為是的沉默削弱了公眾對該行業的信任。這種信任的減少將使經濟學家在未來幾年內更難為公共政策做出貢獻。
能說出來的一點好處是,公眾對審查和自我審查的代價有了醒悟。無論是科學家自我審查,還是數字巨頭審查和壓制持不同意見的科學家,審查總會削弱辯論的質量。對公開和高質量辯論的限制還會帶來非常現實的代價。很遺憾的講,今天的高通脹率就充分證明了這一點。
公眾為經濟學家的錯誤分析付出了沉重的代價。例如,如果經濟學家們在2020年春天就呼籲要前後一致地應用預防原則,美國本可以避免災難性的長時間學校關閉。如果他們這樣做了,經濟學家們本可以對學校關閉的災難性成本發出警報。
清算與改革
通貨膨脹生動地說明了為什麼經濟學家的COVID共識是被深深誤導的。通貨膨脹表明,封鎖和其它COVID限制,以及通過大規模救濟和刺激計劃來緩解疫情影響的努力,從來不是免費的午餐,這點與經濟學家狂熱但不明智的共識相反。通貨膨脹使經濟學家很難掩蓋他們的錯誤。
如果有更多的公開辯論,這個錯誤很可能是可以避免的。一些組織,如聯合國的世界糧食計劃署,確實試圖儘早通知公眾封鎖的代價。他們的分析警告說,富國在2020年春季封鎖造成的全球貿易中斷和世界經濟萎縮,將使貧窮國家的1.3億人陷入飢餓。
然而,似乎在一夜之間,在證據不足的情況下,負責對社會生活中各種權衡進行量化分析的專業人員,決定不必對COVID限制措施進行任何必要的權衡分析。國際貨幣基金組織2020年4月關於世界經濟的報告將這一時期稱為「大封鎖」,但也說,據稱封鎖並沒有損害經濟。
2020年春季封鎖對經濟衰退的影響可能比經濟學家們所承認的要多得多。儘管經濟學家為COVID共識辯護的理由從一開始就有缺陷,但他們一直不願意檢查一下對COVID的過度恐懼以及決定在公眾中煽動恐懼的後果。
歸根結底,經濟學家能否重新獲得公眾的信任,取決於他們是否誠實地承認行業性的失敗。這個行業需要改革,以鼓勵對主流意見的異議,並將自我審查視為未能履行經濟學家的基本職業義務。
作者簡介:
傑‧巴塔查里亞博士,布朗斯通研究所的高級學者,史丹福大學的醫學教授,國家經濟研究局研究助理,同時擔任斯坦福經濟政策研究所和斯坦福弗里曼-斯波格利研究所的高級研究員。
米科‧帕卡倫,滑鐵盧大學經濟學副教授。
原文:The Economists Self-Censored and Inflation Is a Result⋆ Brownstone Institute刊登於布朗斯通研究所,授權英文《大紀元時報》轉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