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勤
1964年底，我從北京到上海擔任林彪內勤的時候，林彪住在徐匯區太原路的一座房子，那裡的內勤有兩個人，一個叫劉文儒，一個叫屈真。我去了以後，與劉文儒一起照顧林彪，還為林彪抄寫讀書卡片，漸漸地林彪也找我記錄他口述的一些東西，謄抄他報送毛澤東、中央或中央軍委的信件、公文稿等。
林辦工作人員大體分為四攤，即秘書、內勤、警衛人員和外勤。內勤除劉文儒、屈真和我三個人外，還有王淑媛。我們四個人是林彪一家人的貼身侍衛，所以叫內勤。外勤是指司機、廚師、通訊員、管理員、鍋爐工等，主要負責後勤保障工作，不經傳喚不進內宅，所以叫外勤。
內勤除負有一般性的近衛安全職責外，主要任務是負責林彪的飲食起居、健康護理、傳喚接待等。除王淑媛外，我們三個人都是從部隊挑選的現役士兵。劉文儒、屈真兩人都受過專門的醫護訓練，有一定保健知識和護理經驗，唯我是個門外漢。
劉文儒是內勤組長，每天要記載林彪的《病程日誌》，像朝廷的史官一樣，把林彪當天的主要活動、言論以及飲食、健康狀況等情況一一記錄在案，文字簡要，是研究林彪的重要資料。1966年8月，劉文儒下部隊後，屈真過來照顧林彪，這項工作即由屈真來做。他們兩個都是極端踏實、極端細心的人。劉文儒調走後，林彪一邊踱步，一邊不停地叨咕「大劉，大劉」，一天竟停住腳步問我：「大劉呢？」我說：「大劉下部隊了。」他聽了仍像犯魔怔一樣嘀咕：「大劉下部隊了，下部隊了。」
內勤幾個人一天到晚跟林彪一家打交道，幾乎像林彪的家庭成員一樣，對林彪的日常生活、工作習慣、脾氣秉性以及健康狀況等細枝末節，都看在眼裡，記在心上，時時注意。林彪怕風，人從他身邊走過時產生的那點「風」，他也會設法躲開。但內勤無論什麼時候從他身邊經過，他從不會躲。因為我們從他身邊經過時都會放慢腳步，儘可能不讓風生。林彪愛吃燙嘴的飯菜，我給他送飯時就儘量腳步快點，不讓飯菜變涼。林彪入睡後，我們都會脫掉鞋子悄悄離開臥室，然後輕手輕腳地打開客廳的窗戶通風、清掃。
林彪每年都要去外地住些日子。每到一處，內勤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扯電線、安電鈴。在林彪居住的臥室、活動的客廳、走廊，乃至衛生間，都裝上電鈴按鈕，電鈴指示牌裝在內勤值班室。電鈴指示牌上的每個編號都對應林彪活動的每一個場所，比如，1號牌是臥室，2、3號牌是客廳，4號牌是走廊等等，林彪只要按一下電鈴按鈕，內勤就會很快來到跟前，把林彪交待的事情立即去落實。
我給林彪當了兩年內勤，1967年起又當了五年保密員。隨著時間推移，林彪在我心中的感覺，漸漸由崇高變為平凡，由尊敬變為親切，由新鮮變為平淡。然而，林彪的睿智、深沉、清廉、奇特，卻給我留下許多難忘的記憶。在我的腦海里，林彪不是神，也不是鬼。林彪是人。
火柴與黃豆
我在上海見到林彪的時候，他正在客廳踱步。李文普對林彪說：「首長，小李從北京來了，今後就由小李和大劉負責照顧您。」因為是第二次見林彪了，我站著沒有給林彪敬禮。李文普告訴我，林彪不讓工作人員向他敬禮，林彪不伸手不要伸手與之握手。這樣，我在林彪身邊工作七年，就只是第一次見林彪時跟林彪握過一次手，敬過一個禮。林彪看著我，口氣和藹地說「好啊」，就不再說什麼了。
我回到內勤值班室沒多長時間，電鈴「嘟，嘟」響了兩下，劉文儒告訴我：「首長在客廳呢，你去吧。」當我見到林彪時，林彪還在背著手踱步。他看見我進來，抬起右手用三個手指在空中連續做了兩個捏東西的動作，便又踱步去了。我回來問劉文儒：「首長做這個動作是什麼意思？」劉文儒輕輕笑了笑說：「首長要吃花生糖。給，你給首長拿去，他抓了糖你就回來。」我接過劉文儒遞過來的一個糖盒，快步返回客廳，林彪果然抓了兩塊花生糖便轉身離去了。我回值班室也就二十多分鐘，林彪又按電鈴了，這一次還是比劃著要糖吃。從這天起，我知道林彪在踱步時有吃零食的習慣。他吃我們自製的花生粘、炒黃豆，有時還吃炒蠶豆。每次只抓兩三顆，但是一天要吃六七次，至於什麼時候換樣兒，由他說了算。
林彪踱步時有個愛好，就是劃火柴。我常常看見他在踱步過程中，隨手拿起茶几上的火柴盒抽出一根「噌」地一下把火柴點燃，站在那裡若有所思地望著眼前閃動的火苗，然後再輕輕甩動手腕，等火苗熄滅後把冒著一縷青煙的火柴梗湊到鼻子跟前，饒有興味地嗅一嗅殘留的硝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