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的冬天來得很遲，這是個溫暖的晴天。兩人拉著行李箱小跑出劇院時，還沉浸在音樂現場的震撼中，趕校巴的路上，主題曲在耳邊迴響。
路口一個紅燈令她們停下來，視線上抬，天橋邊榕樹枝葉折射著柔和日光。突然就不再焦慮：
錯過班車就去試試高鐵，缺勤被記上一筆，也沒什麼大不的。
就是在這個時刻，她感覺自己不再是活在管束里的高中生了。
2019秋季學期是前疫情時代最後的大學生活。幾乎每晚，準備「新生杯」的謝萌和隊友到食堂討論辯題，直到11點半飯堂熄燈趕人。
食堂二樓聚集了各院學生，一群未知天高地厚、有話要講的年輕人。餐桌是他們激辯的廣場，話題現在看來也有意思：
是改變現實還是接受現實更需要勇氣？
文明越進步，人越是自己的主人？
這種肆意喧鬧在校園裡再難重現，取而代之是錯峰與分流。沒有教師的專業課電腦室如同網咖，食堂布置得像工位：
餐桌支起隔板，把1張桌子分成8塊，每個人埋頭在屬於自己的方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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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謝萌的新聞采寫課期中和期末作業都是採訪疫情相關行業人員。她連線了兩個熟人，順利且愉快，拿到95分。
城裡雖然偶有小範圍感染，學校沒有長時間封過，她先後去了兩家報社線下實習。
一個本地市民到外省旅遊失聯的題目交給了她。謝萌在課堂上不曾設想，接觸身處變故中的人們時，會滋生出怎樣的自我懷疑。對話全程低氣壓：
我要去了解他們的痛苦，但對他們的痛苦完全無能為力。
在校期間觸摸到行業的真實運轉，已經是一種幸運。這幾年的畢業生告訴我，出于謹慎，有太多實習改在校內進行，測繪專業還能拿儀器在學校里測，考古專業拎著洛陽鏟無處下手。他們需要真正的工地和現場。
一則HR說不招某省上網課的學生的傳聞，曾激起過廣泛的焦慮。
倪蔻入學時，建築設計是這所985高校的高分專業，四年後已是調劑對象。她形容像上了一條賊船，航程還比別人的漫長。
房產公司和設計院裁員都來不及。60人的專業，選擇就業的不超過10個，參加過校外實習的同學也很少，今年大家都在沖考研。全國本科畢業生人數471萬，考研人數457萬。
她連發幾個擺爛表情包：
現在這種狀態，大學畢業和高中畢業的社會閱歷，是一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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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年，北京西城官園育強胡同，復刊不久的《中國青年》雜誌刊發一封署名潘曉的長信。
編輯同志：
我今年23歲，應該說才剛剛走向生活，可人生的一切奧秘和吸引力對我已不復存在，我似乎已走到了它的盡頭。
她說，眼睛所看到的事實總是和頭腦里所接受的教育形成尖銳的矛盾。講述了在組織、友誼、愛情、家庭生活中的種種不幸後，「潘曉」發出令讀者像踩到電門一般的叩問：
人生的路呵，怎麼越走越窄？
全國為之一震。此問翻騰起一場人生觀大討論，那年，編輯部收到六萬封來信，其中不少是幾十、上百人聯名寫的。
時任社長兼總編輯關志豪說，當年輕人有朝一日走出封閉的房間，發現世界不只是一個窗戶那麼大小，「困惑是必然的，思索也是必然的，困惑和思索說明這代青年開始清醒、開始獨立、開始前進。他們大有希望。」
四十二年後，那場關於人生價值和社會倫理的宏大討論，風流雲散。
2022上半年，北京區域部分高校先因為冬奧會延遲返校，後來市內有了疫情，學生一直在家。小范就是線上畢業的一員。
他理解。「我們為了戰勝疫情，讓渡了一部分權利和一部分自由。無權選擇做不做核酸，或者待在什麼地方。」對實習和就業的影響確實很大，也是這代年輕人需要克服的。
給校領導寫公開信的劉安說，形勢向好，管控卻向嚴，應該有人發出聲音才對。他仍不忘對我強調，其實學校的優點比缺點多很多。罪魁禍首是疫情，放大了一地管理的弊端。
他體諒。「我們學生和學校站在統一戰線上。」
醫學生小孚告訴我，對封校的大背景，不做議論是種默契。其實她心裡思考過無數遍，認為當然該支持目前的總體方向，只是實際執行出現了扭曲：
這是個變形的電車難題。
雖然當下還沒動用過解剖刀，小孚未來大概會成為一名外科醫生。這兩天，她終於返校了，學校要求先靜默十天，國慶期間上網課，之後視疫情情況決定。
小范已經在讀研，還在北京。學校開學後愣是封了半個月，最近剛解除。對床的兄弟本科在蘭州讀的，他說如果沒有疫情，四年應該足夠他對蘭州這座城市多加了解。現在卻好陌生。
像一場不出站的中轉。
疫情以來，他們經常是人躺在床上，隔壁手機播著老師講課的聲音。今年的畢業生大多沒有獲得院長親手撥穗，沒有一張像樣的合照，沒有好好道過別。
有人自己P了一張畢業照。有的則被拉進一個騰訊會議里，開攝影頭，截圖完事。
他們給我的描述相似得出奇——稀里糊塗地拆開快遞包裹，取出一本畢業證：
原來我畢業了啊。
沒有慶祝也沒有人道賀。一陣風吹來，人生這一頁，輕飄飄地翻過。
（註：文中學生均為化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