諾貝爾大會表彰屠呦呦，稱她的發現為全人類帶來的益處「不可估量」
又是一年諾獎頒獎季。距離上一次中國人獲諾獎，即屠呦呦獲諾貝爾藥理學獎的2015年已經有7年了。在這段時間，我們這些吃瓜群眾除了瘋狂補課，以便能夠更好地了解獲獎的內容之外，也都在思考一個問題：為什麼這次，又沒有我們？
網上有一種聲音，也就是培養一個科學家，至少需要十幾年到二十幾年的時間，而中國的科研事業「剛剛起步」，一時半會兒拿不出成就也是正常的。可是，現在已經明顯過了「剛剛起步」的時代，那麼問題究竟出在哪裡呢？
我這個人對於新鮮事物向來是比較遲鈍的，雖然幾個月之前就出現「小鎮做題家」這個詞，但直到動筆寫這篇文章，我才去認真查一下它的含義。至少我對它的第一印象還是符合它的定義的：那些出身於小鎮的，只顧刷題，而不會幹其他事的人。這個詞的含義可以為我們今天提出的問題提供一些解釋。
高中和我關係最好的化學老師J博士曾經用這樣的話講述什麼叫做科研：如果說別人合成了一個一個碳的碳鏈，你在他的基礎上合成了一條兩個碳的碳鏈，那不叫科研，只能叫重複；但是如果你能在別人的基礎上合成一條1000個碳的碳鏈，那就叫科研了。可是如果別人合成出1000個碳的碳鏈，你做出了1001個碳的碳鏈，那就又不叫科研了。如果你覺得碳鏈這個概念有點難以理解，可以把它想像成蓋樓，蓋一層兩層1000層的樓。
J老師的話表明：想要做出科研成果，必須要勇於在別人的基礎上大膽創新，量變引起質變，有一個質的飛躍。為什麼說是在前人的基礎上？因為縱觀科學史，那種開天闢地，打開一個全新的學科的時侯並不多，縱觀物理學史，也就那麼七八次。這種事兒是可遇而不可求的，基本上不能指望碰到。因此，我們現在在做的工作，基本上都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往前看，在他人的成果上，進一步創造新的成果。雖然如此，創新這個重要的因素仍然不可避免，因為只有它才能實現質的飛躍，而與之配套的，還要有做科研的人的膽量和遠見，同時，還要有一流的理論和實踐手段。
屠呦呦圖源網絡
那麼我們的小鎮做題家們擁有這些特質中的哪些呢？如果他們真的成為了優秀的小鎮做題家，他們無疑擁有比較優秀的計算功底，別人想出來一個新的模型，他們可以給它解出來。但是似乎也只限於此了。別人丟給他們新的模型，他們可以做，但是讓他們自己去想一個新的模型，他們是想不出來的。因此，他們連「一流的理論和實踐功底」都算不上，只能說是「擁有良好的知識基礎」。這就仿佛說一個人要蓋一座新房子，他買了足夠的磚和水泥，可是除此之外，他就再也不會幹什麼別的了。
這就可以解釋，為什麼很多人在結束了本科學業進入研究生階段之後會過得非常痛苦。因為在這個階段，學習知識的過程已經結束了，需要做的就是做一些有開創性的工作，而這是他們在過去16年的教育當中從來沒有學過，也從來沒有想過的。即使過得還算「可以」的人，也未必擁有特別好的上面說的那些素質。
一個特別典型的例子就是英國曼徹斯特大學的一個中國研究生，他的導師正是諾獎得主安德烈·海姆。當時，導師交給他一塊石墨，讓他做出儘可能薄的石墨片出來。他還是採取了最傳統，也是我們最容易想到的打磨的方式，經過努力，也只能做出幾百到幾千層的石墨片來。而他的導師則選擇了用膠帶粘的這種方式，成功的分離出了石墨烯，拿到了六年後的諾獎。
安德烈·海姆圖源網絡
我們通常都說題做多了就做順手了，實際上，做題恰恰是一個固化思維的過程，做的越多，思維被固化的次數也就越多。這樣做的好處是再做題的時候很容易想到之前用過的思維，從而成功的解決問題。但壞處也顯而易見：從此再跳出這個模式，以新的角度想問題會變得非常困難，而這恰恰是開創性的關鍵。所以，一個人越貼近小鎮做題家，也就越遠離科學家。
當然，我並不是說科學家就不需要做題，正相反，他們需要非常深厚的功底和知識積累，沒有這些是絕對做不了研究的。所以，我像反對盲目刷題一樣，反對盲目減負，主張我們仍然應該通過做題，讓學生掌握最根本的科學知識和技能，但同時，不要讓做題成為教學的唯一目的，而是要讓學生擁有開創性的思維。這一點我在的中學做的就很好：做題我們學校當然是很擅長的，但是那並不是我們授課的全部。所有的老師都很清楚，自己應該教學生學會的是知識本身，而不僅僅是做題。比如說我們上化學課，按課本講完乙醛後，不會進一步往下講。相反，J老師帶我們探究甲醛的性質，探究少了一個碳之後物質性質的變化。J老師設計這節課的時候，我給他當實驗上的助手，和他一起設計這節課我們要做的實驗。我可以毫不誇張的說，和J老師在那間昏暗的開放實驗室里做實驗的時候，是我最喜歡化學的時候。
進入大學後，我那活躍的大腦還是沒有停下來，現在腦子裡面至少有五六個點子準備實現。我常常想：如果我當時沒有進入那所高中，沒有遇到以J老師為代表的那些老師，會發生什麼呢？我想不說別的，高三那充滿著做題的漫長的一年，就足以把我腦子裡所有的創新全部磨掉，而極有可能，老師會說那些是我前進路上的障礙，而不是我最大的優勢。我也有可能成為一個小鎮做題家——確切地說，因為我在北京，所以說是大城市做題家，和別人一樣，過平凡而庸庸碌碌的一生。
所以還是回到我們最初的問題：我們該如何讓我們的諾貝爾獎得主多一些呢？我覺得，我們現在不需要先進的設備，需要的是能夠使用先進設備的人，也不是削減學生的課業量，指望他們能夠把省下來的時間用在探究而不是打遊戲上。我們所要做的，還是讓教育回歸知識本身，以知識為基礎，以創新為導向。
同時，我們也看到，很多高智商的畢業生都去了投資、金融等高薪行業，真正能安於寂寞和並不豐厚的收入在高校和研究機構做做科研的人越來越少。做科研是要忍受長年的冷板凳和寂寞，因為科學研究都是一個厚積薄發的過程。一個國家的基礎學科研究的重要性無需多言，從歷史上看，首先是基礎科學研究上的突破，才引起了技術上開創性的革命和變化。比如牛頓力學和熱力學，撐起了以蒸汽機、機械為主的工業革命的誕生，而以量子論為代表的現代物理學的發展更是直接驅動了半導體技術，核技術、雷射技術、信息通訊技術等高科技產業的誕生，甚至可以說是引發和帶動了整個西方高科技技術的高速發展。
沒有這些基礎科學領域的創新，就沒有高科技行業的領先。只有切實改善科研人員的待遇，配備自由寬鬆、求真求實的研究環境和研究氛圍，才能產生一個孕育創新的溫床。這樣就算不能帶來一朝一夕的改變，但持之以恆，在十幾年，二十幾年之後，不說培養出一大批諾貝爾獎得主，也至少能產生好幾個屠呦呦來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