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長」接待室及小院
北京東城區府學胡同36號,是一處豪華的四合院,由東西兩組院落組成。這個大院在明代是明思宗田貴妃之父田琬的宅第。清康熙年間為靖逆侯張勇宅,道光、咸豐年間,志和購得此宅,原稱「天春園」,後易名「增舊園」。同治帝遺孀敬懿、榮惠二太妃曾在此居住,後被天主教神學院購得。1966年以前歸北京市東城區黨校所有。1967年為北京市古書文物清理小組,後改為北京市文物管理處。1979年起,由北京市文物局使用。
1966年6月,在「文化大革命」運動「破四舊」過程中,北京市被抄家或被迫交出了一大批古書、玉器、瓷器、字畫等文物。按照中央指示和黨的政策,1967年成立了「北京市古書文物清理小組」,負責清理北京市十八個區縣的「紅衛兵查抄戰果」,登記造冊後,將這些文物、古書大部分集中在府學胡同36號院或孔廟保管,準備運動後期落實政策予以退還。
由於這裡集中了全市被抄家的古書、字畫、文物、珍玩,其中不乏稀世珍品和國寶級文物,進駐軍宣隊後,為了「全心全意地為無產階級司令部服務」,在軍宣隊領導下專門成立了「首長接待組」。自那以後,陳伯達、康生、江青、姚文元、張春橋、吳法憲、葉群、溫玉成等,你來我往成了「文管處」的座上客。為了接待首長,還特意開闢、裝修了一處溫馨舒適的「首長接待室」,內藏抄家的古書字畫、文物等稀世珍寶。這些「首長」定期、不定期地多次來到北京市文物管理處,搶掠侵吞大批的珍貴文物。一時間,府學胡同36號院門前車水馬龍熱鬧非凡。最多的時候,「首長」坐的「吉斯」、「吉姆」、「三排坐大紅旗」等高級轎車一下來了九輛,從院子裡停到院外胡同口。而且每次「首長」來,交道口交通隊必定增哨加崗,路兩邊戒嚴。因此,當時「文管處」在寬街一帶小有名氣。鄰里之間甚至傳言:別看外面掛著「北京市文物管理處」的牌子,裡邊是「文二辦」(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第二辦公室)。就連廚房的大師傅喻慶福臉上都增光,每次到寬街副食店買肉都不用排隊,大家用神秘羨慕的眼光看著這位從「文二辦」來的大師傅。
據不完全統計,「四人幫」一夥來「文管處」共計94次,掠走瓷器、玉器、筆墨紙硯、書畫、金表等共計5738件,各種書籍、字畫47275件(依據榮大為《北京文物事業發展梗概》,見《北京文博》)。這些文物古書大多是價值極高的珍品。他們來了之後,毫不客氣,什麼都要,只要接待人員介紹,好的,老的,他們就打包帶走。而且,江青不止一次地說:「我們這些首長都是無產階級出身……我們都沒錢……作風正派,我們不拿群眾一針一線,連喝杯水都要給錢的,你們吶,就象徵性地多少收點兒。」於是「軍宣隊」領導就心領神會地象徵性收款。規定凡石章類:雞血石、田黃石,幾毛錢一塊;壽山石、青田石、芙蓉石等一毛錢一塊。此外比較珍貴的文物如:
乾隆自用琺瑯彩金懷表1件,付款7元。
翡翠荷葉青蛙洗1件,付款1角。
乾隆自用和田三羊玉佩1件,付款1角。
明代吳天章款墨1錠,付款2分。
象牙杆狼毫筆1支,付款1分。
全套二十四史711冊一套,付款10元(配金絲楠木匣)。
宋拓道因碑1本,付款8元。
其中,林彪劫得北宋初《放牧圖》,蘇軾《松石圖》等珍貴文物;陳伯達劫得宋拓《道因碑》、《漢石經》等稀有文物。江青劫得《三保太監下西洋》等珍貴圖書文物。康生劫得宋拓《熹平石經》、黃庭堅草書《臘梅三詠》僅支付5元、《金瓶梅》等12080冊善本及大批珍貴圖書拓片、繪畫、書法和名貴的印章,另有各種石質的硯台多達500方。
更有甚者,邱會作的兒子結婚,竟然到文物管理處要鋼琴。當時某領導打算把查抄鄧拓家的鋼琴給他(就在開會的禮堂放著)。邱會作老婆說:「太舊了,不要。」不知道誰出的餿主意說:「天主教南堂的鋼琴好,德國造的。」於是某領導真的去天主教南堂調撥那架鋼琴。無奈,天主教南堂屬於宗教局管轄,此事沒有辦成,才算罷了。
由於「首長」經常「光顧」文物管理處,保衛「首長」安全是件頭疼的大事。軍宣隊負責人常凱多次向有關部門請示,在院子圍牆上架電網、進駐部隊警衛,確保首長安全。上級領導部門遲遲沒有批准。在居民區院內怎麼能拉電網呢?事也湊巧,1970年夏,晚飯後「天天讀」時間,大家都在自己的辦公室學習毛澤東著作。只有李新乾和袁增信二人在羽毛球院內「一幫一,一對紅」談心。其中不知道誰一抬頭,看見房上似乎有個人影「嗖」地一晃沒有了。這還了得!這是階級鬥爭新動向……特別是羽毛球院,緊鄰「首長接待室」。二位立即到辦公室向軍宣隊報告:「發成屋上有人。」軍宣隊領導立即趕赴現場,同時拉響了戰備鈴。鈴聲就是命令,大家紛紛從辦公室跑出來集合。只見常凱同志從前院跑步到後院和大家說:「同志們,有情況!根據李新干、袁增信的反映,他們二人發現羽毛球院房上有人,今天誰也不准回家,各隊給我搜,大家分散活動,各自為政,抓不著階級敵人決不收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