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家喬斯克的一本新書詳述中共國家安全部（MSS）如何利用和操縱了西方的政治和商業精英人士，以加強中共在全球的影響力。圖為烏雲密布的北京天安門廣場。
中共干涉外國問題的專家喬斯克的一本新書，介紹了中共高度保密的國家安全部（MSS）如何利用和操縱了西方的政治和商業精英人士，以加強中國共產黨在全球的影響力。
這本名為「間諜與謊言：中國（中共）最龐大的秘密行動是如何愚弄世界的」（Spies and Lies: How China’s Greatest Covert Operations Fooled the World）的書中，前面的篇幅詳細地介紹了億萬富翁喬治·索羅斯（George Soros）如何受其在後共產主義匈牙利建立「開放社會基金會」（Open Society Foundation）的做法的啟發，在中共領導人鄧小平的經濟改革時代，為中共開展了類似的工作。
澳大利亞戰略政策研究所（Australian Strategic Policy Institute）的高級分析師亞歷克斯·喬斯克（Alex Joske）在書中講述說，索羅斯和其合作夥伴梁衡（Liang Heng）設計的工具，是建立「中國改革開放基金」（中國基金），以期支持文化、商業和科學研究，為中國的改革開放提供幫助。
然而，在20世紀80年代的各派系間政治博弈中，中國基金被迫與中國國際文化交流中心（CICEC）合作，該組織自稱受中共文化部控制。
喬斯克稱，索羅斯和梁衡很快發現，中國國際文化交流中心與中國基金合作有著自己的動機，那就是令其支持中共的政治行動，而不是支持與中國自由化相關的活動。
索羅斯後來與中國國際文化交流中心的聯合主席於恩光一起關閉了「中國基金」。於恩光被揭露是「對外秘密警察的高級官員」以及國家安全部（MSS）的副部長。
喬斯克寫道：中共國家安全部對「中國基金」的查封，令人印象深刻。這表明，該機構對與美國人脈最廣、最富有的人之一打交道時很有信心。隨著該機構在接下來的十年裡變得更加積極、更多地涉足國際事務，它學到的東西將被應用於未來的行動。
而中國國際文化交流中心本身將繼續成為一個「定製機構」，被用於會見和秘密影響來自世界各地的、新的被招募者。
他說：「一些政治上較敏感的任務，如直接與喬治·索羅斯接觸，或冒充黨內的自由主義者與外國人會面，並獲得外國人士的信任等等，都是這些官員的主要業務。」
利用西方精英人士的野心
喬斯克還指出，中共安全部非常善於利用西方精英人士的野心，並列舉了高盛公司前聯席總裁約翰·桑頓（John Thornton）的例子。
在退出高盛這家銀行巨頭後，桑頓在中國的主要機構中擔任了多個重要職位，包括在著名的清華大學擔任董事。
記者喬希·羅金（Josh Rogin）曾對此評論說，桑頓「與掌控中共的家族之間建立了一個最可靠的、最高級別的網絡」，這影響了桑頓對（西方應）如何處理與中共關係的看法。
喬希寫道：「桑頓對中國未來的看法，與中共國安部社會調查局向外國學者、外交官和西方精英們宣揚的虛假說法如出一轍。2008年，他在為《外交事務》（Foreign Affairs）雜誌撰寫的一篇文章中認為，中國共產黨正在積極考慮走向民主。」
「桑頓的文章反映了——中國共產黨領導人和中共國家安全局在幾十年前就學會如何積極利用的——針對中國未來的這種樂觀態度。」
這位前高盛高管曾不斷鼓動川普（川普）政府直接與 中共領導人習近平交好。然而，這些促使川普與中共領導人進行外交接觸的努力，最終讓位於針對中共的嚴厲制裁，以便糾正多年來的對美智慧財產權盜竊和美中貿易不平衡。
據稱，桑頓和幾位華爾街的主要人物，也曾試圖在對華政策上左右拜登政府。但隨著針對中國共產黨的批評聲浪越來越高漲，這些努力也都半途擱淺。
利用對中國的熱愛
喬希還提請人們注意，中共政權會利用他們對於中國的熱愛。對此，他概述了涉及前澳大利亞工黨總理鮑勃·霍克（Bob Hawke）的例子。
在1989年天安門廣場大屠殺事件後，霍克對此感到非常不安，並以給予4.2萬名中國公民避難權而聞名。
喬斯克說，天安門大屠殺發生四年後，霍克收到了中共駐雪梨領事的信，其中邀請他訪問中國。
霍克認為這可能會對澳中關係的發展很重要，因此欣然同意。在中國，他受到了中共前領導人江澤民和總理李鵬的接待和熱烈歡迎。
喬斯克寫道：「之後，中國（中共）和澳大利亞領導人之間的特殊情誼又回到了正軌。霍克認為，雖然最終死於軟禁的（前總理）趙紫陽的命運『極其悲慘』，但與中共領導層建立聯繫的重要性仍是第一位的。」
喬斯克還補充說，天安門問題最終不再被反覆提起，被「掃入地毯之下」。而霍克將繼續在向世界其它國家推銷中共方面，發揮其重要和寶貴的作用。
哈迪格蘭特圖書（Hardie Grant Books），2022年，202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