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開國將帥授勳，十大元帥之後是十大將，王樹聲位列第五。
這一年他50歲。
20歲時，他還是湖北麻城一個鄉村裡的私塾教師。
那時候知識分子匱乏，不久，他又被聘任為初等小學的校長。
再後來，他加入了共產黨，擔任乘馬區農協會的組織部長。
在農民運動搞得轟轟烈烈的時候，農協會遇到了一件棘手的事。
有個叫丁枕魚的人，家大業大，農協會讓他減租減息，他拒不執行，還武裝反抗。農協會本想制裁他，卻因為他是王樹聲祖母的親弟弟，王樹聲的親舅公。王樹聲自小跟著祖母長大，農協會的人都知道這個情況，所以礙於情面不敢動手。
丁枕魚也仗著這層關係，沒把農協會放在眼裡，有次竟帶人搗毀了本村農協會的辦公室。
王樹聲聽說後，親自帶人將丁枕魚抓來，提刀手刃了自己的親舅公。
紅軍時期，王樹聲和一群人到處打游擊。因為經費緊張，隊長派王樹聲和另外一個隊員去搶劫錢財。
兩個人都是知識分子，接受任務後想了半天，覺得無從下手。
最後王樹聲想起自己的家鄉，那裡有個地主家庭，主人是他的遠房叔父，他小時候常去他家，熟門熟路。
兩個人躲在那家屋後的樹林中，等到天黑，才像蒙面強盜一般，從後門溜了進去，掏出手槍，喝令事主拿錢。不料這家的老太太認出兩個蒙面客中有一個是王樹聲，大吃一驚，叫出了他的小名，並對他說：「娃兒呀，你要錢，就直接回來跟叔奶奶說，用不著帶上刀槍來叔奶奶家搶呀。」
這使得王樹聲滿面羞慚，無地自容。老太太知道了他們的來意，轉頭和兒子商量，認為這個侄孫子大概是急得無法才來搶的；如果讓清鄉團知道了，反而會弄出許多是非，不如趕緊給他們錢讓他們快些離開。於是老太太拿出密藏的五十元一筒的袁大頭和一包金銀首飾，要他們拿走。王樹聲不忍心拿那包首飾，只拿了那筒現洋，並脫口而出說了聲：「謝謝您家！」便與同伴急急忙忙從後門溜走了。
到了1931年，王樹聲已經是鄂豫皖蘇區紅四軍下屬的一個團長。這一年，張國燾以中央領導身份進入鄂豫皖，由王樹聲率領30團護送他前往金家寨。一路上，王樹聲眉飛色舞地向張國燾講述了游擊隊的最初發展，其中就包括搶劫叔奶奶的故事。晚年，王樹聲在自己的回憶錄中，也講述過這件事情。
王樹聲還談到當年亂打土豪的行動，迫使大量農民逃離村莊。張國燾在新集到沙窩區的路上，沿途40里看不見老百姓，路旁村莊有些久已沒有人煙，有些僅有少數的老年人。這些村莊的房屋雖然還算完整，但因無人照料，屋內泥土上甚至已經長滿青草。放眼望去，田地荒蕪，山頭上的寨子都毀掉了。
王樹聲告訴張國燾，這一帶是他們以前常來打游擊的地方。他們起初以湖北麻城黃安北部為據點，向北打游擊，只要翻過大別山，就進入了河南境內。湖北的農民到了河南境內，就像到了外國一樣，確實有些亂來，引起當地人民的反感。
這種情況，在宋希濂晚年的回憶錄中，也有相近的表述。宋是國軍將領，曾與蘇區紅軍作戰。1935年，中共中央局宣傳部長瞿秋白突圍被俘，被押送至宋希濂部關押。宋希濂對瞿秋白以禮相待，並與瞿有過個別交談。其中說到蘇維埃問題，宋希濂說：
我這次回來，從龍巖到長汀這一段，數百裡間，人煙稀少，田地荒蕪，有不少的房舍被毀壞了，我想以前不會是這樣荒涼的，這是你們搞階級鬥爭的結果。我是在農村生長的，當了多年軍人，走過許多地方，有500畝以上的地主，在每個縣裡都為數甚微，沒收這樣幾個地主的土地，能解決什麼問題？至於為數較多有幾十畝土地的小地主，大多都是祖先幾代辛勤勞動積蓄幾個錢，才逐步購置了一些田地，成為小地主的。他們的生活水平如果同大城市裡的資本家比較起來，簡直有天壤之別。向這樣一些小地主進行鬥爭，弄得他們家破人亡，未免太殘酷了。因此我覺得孫中山先生說中國社會只有大貧小貧之分，階級鬥爭不適合中國國情，是很有道理的。
對此，瞿秋白站在革命立場，做了相應的辯駁。
宋希濂沒能說服瞿秋白，又轉而說到死亡人口。當年，根據江西省政府的調查報告，從民國十六年（1927年）南昌暴動起，經過在農村搞分田運動，一直到紅軍退出江西根據地，僅7年的時間，江西省人口減少了800萬。
對此宋希濂慨嘆說：過去讀歷史，說黃巢殺人800萬，感到不寒而慄，今天搞階級鬥爭，更不知要死多少人！實在是太可怕了！
宋希濂不是共產黨人，他不懂階級鬥爭的精髓。而深刻理解鬥爭哲學的共產黨人卻取得了革命的勝利。他們中的很多人，像王樹聲，後來都成了開國將領。
2019-11-1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