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CNN11月3日報導保守派占多數的美國最高法院本周聽取了哈佛大學和北卡羅來納大學兩起案件的口頭辯論，這兩起案件質疑高校是否可以繼續將種族作為招生決定的一個因素。
亞裔群體抗議大學錄取不公
在哈佛一案中，保守派組織「學生公平錄取」（Students for Fair Admissions）聲稱，哈佛歧視亞裔美國申請人，在領導力和親和力等方面給他們打分較低，對他們的錄取標準要求高於其他申請人。原告稱，相比之下，哈佛大學的招生政策偏袒黑人和拉丁裔學生。
教育政策專家、舊金山大學教育學院前院長凱文·熊城（Kevin Kumashiro）說，這當中有兩個不同的問題。
「我們需要解決反亞裔偏見，」他說。「但我們需要小心，不能說反亞裔偏見是平權行動反亞裔的標誌。這實際上是一個非常不同的問題，我認為它經常被混為一談。」
亞裔美國人在平權法案上的立場是複雜的。華盛頓郵報-沙爾學院（Washington Post-Schar School）最近的一項民意調查發現，儘管65%的亞太裔表示，大學不應該在招生時考慮種族因素，但66%的人也表示，旨在增加校園種族多樣性的項目是件好事。
熊城說，這種矛盾反映出亞裔美國人是如何在一個不完美的體系中生存的。CNN採訪了熊城，談論了大學招生中的反亞裔偏見，為什麼一些亞裔美國學生覺得他們正在失去優勢，以及如果最高法院推翻平權法案，下一步會發生什麼。
CNN：平權行動的目的是什麼？該政策是否仍在實現其預期目的？
熊城：20世紀60年代初，甘迺迪政府在民權運動中提出了平權行動的想法。民權運動的一個論點是，種族主義已經滲透到社會的許多機構中：刑事司法系統、醫療保健、金融、住房，當然還有教育。
平權法案是一種彌補歷史不公的方法：當你在工作和教育等方面競爭時，你的起點就不是一個公平的競爭環境。
平權行動，尤其是高等教育錄取方面的平權行動，第一次重大轉變來自最高法院的案件——第一次發生在1978年。最高法院實際上已經審理了三次平權行動的案件，而且基本上是同一個案件審了三次。有人聲稱，白人學生在大學招生中受到歧視，因為考慮種族的做法違反了第14修正案和民權法案（1964年）。
最高法院此前裁定，如果兩個條件適用，大學招生可以考慮種族因素。一個是種族是否是眾多因素之一。第二種是通常所說的多樣性理論，即如果大學認為種族多樣性有助於學生的教育體驗，就可以考慮種族問題。
CNN：一些亞裔美國人認為，亞裔是一個多元化的群體，而且其中一些同樣面臨著政治經濟的劣勢。但他們的種族在錄取過程中對他們不利，你認為這是為什麼？
熊城：雖然許多亞裔美國學生覺得這個體系對他們有利，而且他們正在取得進步，但也有許多人認為學校並不適合他們。原因是學校並不適合很多人。不僅僅是亞裔美國人。
最早的公立學校只面向一小部分人口。你必須是白人男性，你的家庭必須擁有財產。它與公民的標準相一致。由於學校被迫接收越來越多的學生，他們想出了越來越多的方法來區分他們：通過種族隔離，分快慢班，打標籤。我們今天可能會說，學校的目的是平等的教育機會，但在歷史上，學校的功能一直是區分和分類。
教育從來都不是為了公平競爭而建立的，在很多方面，現在也不是這樣，這就是為什麼平權法案有諷刺意味。簡單的推進多樣化並不能真正改變這個群體。我們真正需要做的是改變這個體系，而平權運動並不能達到如此遠大的目標。亞裔美國學生如果發現這個體系對他們不起作用，就會非常敏銳地意識到這個體系從來都不是為他們建立的。
CNN：儘管有人擔心亞裔美國人在大學招生中處於不利地位，但在精英大學中，亞裔美國人的人口代表性過高。這是為什麼呢？
熊城：亞裔美國人無論是在哈佛等精英大學，還是在社區大學，代表性都過高。
隨著1965年的移民改革，來自亞洲的移民模式發生了一些變化：更多的熟練勞動力和更多的國際學生進入了美國。這兩件事實際上促成了一個在亞裔美國人社區中占主導地位的特定社會階層的形成。社會地位越高，接受教育的機會就越多。隨著移民改革，進入高等教育的渠道確實發生了變化，這有利於亞裔美國人。
另一個原因是許多移民社區，特別是中產階級移民社區的一種常態：對教育成就的高度關注。亞裔美國人和亞裔美國移民社區往往相當強調教育成就的標準衡量標準，比如對標準化考試表現的關注。
一旦你有機會接受教育，你就會把它視為一條道路。半個世紀以來，亞裔美國人能夠走上這條路，部分原因是1965年移民法。
CNN：相比優先考慮成績和考試分數的評判標準，整體錄取過程是否會使亞裔美國人處於不利地位？
熊城：社會階層、收入、上學地點、郵政編碼或地理位置等因素往往與種族密切相關，考慮到這些標準可以增加黑人、拉丁裔、太平洋島民和印第安人學生的代表性。我們有各種各樣用於種族的參照標準。如果是使用這些標準，亞裔美國人可能更難進入理想的大學。
有時人們說考試成績和GPA應該是主要標準。但即使是這些標準也是非常主觀的。考試成績也與郵政編碼高度相關，GPA在學校之間甚至是學校內部可能都有巨大的差異。它們真的是成就或潛力的客觀衡量標準嗎？不，它們是學生的一部分。我們收集的信息越多，對學生建立越全面的了解，我們就能更好地做出這些決定。
最終，你想要的是讓學生有一個高質量的教育經歷，一個看起來更像社會的校園是我們努力追求的那種校園。
CNN：大學應該如何糾正招生中的反亞裔偏見？
熊城：所有大學都應該採取的一項重要措施是確保對參與招生過程的人員進行培訓。每個人都帶著自己的偏見來到這個房間，有時我們意識到了，有時我們沒有意識到。
但這不僅僅是多元化培訓。我們想要尋找的各種標準，比如對大學準備充分、聰明、能言善辯、有領導力，所有這些特徵實際上總是受到文化、地理、種族和社會階層的影響。
CNN：一些亞裔美國人感到，為了進入精英大學，他們面臨著越來越激烈的競爭。與此同時，亞裔美國人總體上在這個體系中做得很好。你是怎麼理解的？
熊城：事實上，亞裔美國人與平權行動之間的關係是一種非常矛盾的關係。一方面，我們希望給孩子最好的。也許對一些父母來說，如果平權法案阻止更多亞裔美國人進入哈佛，平權法案就是給孩子們設置了更多的障礙。
另一方面，對我們孩子最好的應該被視為對每個孩子最好的。這也是亞裔美國人感到矛盾的地方。我們是倡導自己的利益還是公正的制度？為什麼有時你會覺得這很矛盾？
CNN：亞裔美國人經常被描述為這場鬥爭中的「楔子」——他們要麼被白人利用，要麼與黑人學生站在一起，反對幾代人的系統性歧視。他們自己的利益呢？
熊城：我想這絕對是很多亞裔美國人對這件事的理解：我是否為了別人的成功而放棄了自己的最大利益？
我不相信亞裔美國人在支持平權行動政策時就會做出犧牲。如果我們同意傳統的衡量成功的標準，比如認為考試成績和GPA能準確地衡量誰最成功、最有前途，因此最有資格進入哈佛這樣的地方，那麼是的，平權行動實際上可能會傷害你。
但長期以來，這些衡量標準只讓某些群體受益，它們不一定能反映出誰最有成就，誰最有前途。那麼，有沒有別的方法來確定一個人是最適合這所大學還是另一所大學，或者他們是否比另一個學生更適合呢？
我知道這些是更大的問題。當我說，「讓我們重新考慮高等教育的目的」，而有些人會說，「不，我只想確保我的小孩進精英大學的機會不要受到影響，」那麼我們討論的就不是一個問題。
CNN：在黑人、拉丁裔、本土和亞裔學生相互競爭的過程中，有一個群體經常被忽略，那就是在哈佛被稱為ALDC的群體：被招募的運動員、校友、院長興趣名單上的人以及教職員工的子女。這些學生大部分是白人。哈佛應該限制這些學生的數量嗎？
熊城：我絕對認為應該這樣做，尤其是校友錄取和捐贈者的子女。
我們已經在優先錄取某些群體，而這些群體恰好已經在社會上享有特權。為什麼我們不做相反的事？為什麼我們不嘗試用平權行動政策為長期被剝奪權利的人創造公平的競爭環境呢？
CNN：考慮到最高法院的構成，平權法案似乎不太可能以目前的形式存在下去。高等教育招生的未來會怎樣？
熊城：大學能夠並且應該繼續為他們的學生群體建立一個多樣化的人才庫，方法之一是著眼於學生的許多方面。其中一些方面確實與種族密切相關，它們將有助於增加種族多樣性，如地理位置、社會階層、學校類型等。
還有一個問題：如果高等教育想要解決歷史問題，它的未來會是怎樣的？如果我們認為一所大學是為了實現這些更高的目標，那麼教育就不應該只是讓人們在現實世界中獲得成功。教育應該是為了讓世界變得更美好。
每一次危機也是一次機會。平權行動的終結是一次機會，讓我們按下暫停鍵並想像一些不同的東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