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歷史場景的重現
已故史家余英時教授曾經談及鮑彤及吳國光參與編著的一本有關趙紫陽的書,他指出：
"鮑彤與吳國光兩先生——正是當年趙紫陽"改革開放"政策的設計人和執行人。……"余先生說該書"使我情不自禁地聯想到梁啓超《戊戌政變記》，因為梁也是以參與者的身份撰寫這部名著的。但梁書僅代表一人之見，且即寫在政變之後，時間過於倉促，未免美中仍有不足。我們不妨作下面這一想像：戊戌七月光緒帝特擢楊銳、林旭、劉光第、譚嗣同四人為四品卿，參與新政，自此光緒有所詢問於康有為，則命四卿傳旨；康有為所陳奏，也由四卿密陳。讓我們假想四卿未被誅死，並且多年後和梁啓超合撰一部《政變記》，那豈不是史學史上難得一見的盛業？已出版的或計劃出版的有關趙紫陽的回憶錄等書籍，正是這樣的書，因為其作者們當年在趙紫陽執政時期所發揮的功能正和光緒變法時期的四卿，先後如出一轍。"
3）何以中國歷史慣性如此強大？
戊戌模式？
人們注意到，1898年的戊戌變法，正是時時被引述的參照系。
為何近代中國人們常常提及戊戌變法？
戊戌變法，作為近代中國第一次政治制度變革的嘗試，它所導入的世界近代政治文明的要素，它所遭遇的既得利益守舊勢力的頑強抗拒，它的悲愴失敗……使之變成了中國近代多次制度變遷和政治變化的一個模式。這就構成了一個基本的戊戌主題，它貫穿於近代中國的政治過程中。
因此，人們可以通過戊戌變法的視角透視近代中國政治史；近觀二者，似曾相識，人們可以在很多後發的中國事變中發現戊戌事件的種種變奏，可以發現與當年相類似的政治力量和政治邏輯。而在每一輪迴中，都依稀可以辨認出自己時代的慈禧、光緒和康有為、梁啓超、譚嗣同。
人們注意到，自1949年以降，大陸中國的實際最高統治者幾乎都有一種"慈禧情結"。毛澤東、鄧小平、江澤民、習近平表現得尤為突出。何以如此？大抵是基於中國政治邏輯，即，在中國歷史的政治博弈中，常常是"慈禧"戰勝"光緒""康梁"，也即"後黨"戰勝"帝黨"。雖然並未公開直言，但其行為方式表明，毛鄧江習的政治直覺使其統統歸宗認祖於慈禧，而斥責"光緒"和"康梁"為所謂"賣國主義"。
人們不會忘記文革中那篇毛的御用文人戚本禹的《愛國主義，還是賣國主義？——評〈清宮秘史〉》文章。作為毛澤東射向政敵的致命炮彈，該文直接藉助戊戌政變，以古喻今。文中毛澤東對光緒及其帝黨的深惡痛絕躍然紙上，反襯出了他濃重的慈禧後黨心結。
鄧小平在1989年與趙紫陽的政治對決，就是一典型的活生生的戊戌政變重演。垂簾聽政的鄧小平與名義上最高職位的"君"—趙紫陽，存在結構性困局，蓋源於權力的名與實不符，以及權力和責任的不對稱。
所謂名實不符，系指最高權力的名義與實際是分裂的。它們不是統一於一人身上，而是分處於兩個不同人身上。名義上的最高權力者是趙，實際上最高權力者為鄧。但是，權力的運轉自有它趨向名實相符的邏輯。光緒當年的"百日維新"，除了是其思想傾向的結果外，從權力運作的邏輯看，也是虛君（僅有名位者）尋求名實相符的實權的自然趨歸。
4）中國士大夫的當代傳人
在我們的眼中，鮑彤老另有一番面目。舉目望去，在那片蠻荒土地上，鮑彤可稱碩果僅存的中國的幾位士人，是最後計程車大夫。鮑彤在贈吳偉的一首詩曰："三十三年難入夢，難歌難哭難驚。閒從窗里數陰晴，風雲天際事潮汐，起三更。"從中可想見其情懷，令人頓生"後不見來者，念天地之悠悠，獨愴然而涕下"之惆悵。
5）舍鮑其誰？
當鮑彤十幾年前出獄歸家，舊雨新知絡繹不絕登門拜訪，經此大難，老人漸成好友親朋主心骨。當時我忽發奇想，倘若鮑彤足夠長壽，倘若中國的轉型不至過於漫長，如此，當那大寫的日子降臨，屆時，承擔起歷史轉折中樞者，舍鮑彤其誰？
他的豐富而久經考驗的政治經驗，深邃而準確的政治洞察力，睿智而成熟的政治智慧，作為在黑暗中引領災後中國社會風向的強大精神引擎，和心理治療的溫潤的港灣，舍鮑彤其誰？
可惜，這個夢永遠幻滅了，這個前瞻性的想像不可逆地失落了！
但是，鮑彤的精神是永存的。哈佛教授羅德里克•麥克法夸爾（Roderick MacFarquhar）讚揚趙紫陽的話對鮑彤也是合適的："到了不再偏執的未來，也許他將進入華夏先烈之列——他們為國效力，功勳卓著，但不見容於最高統治者。當他們腐壞的政敵早已灰飛煙滅的時候，他們的英名將久遠長存，受人景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