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歲的小斯當東(副使斯當東的兒子)覲見乾隆並接受其賞賜的香囊
在很多書籍文章中，乾隆五十八年英國使團的到訪，是歐洲對古老東方認知的轉折點。
在此之前受傳教士的影響，歐洲正流行「中國熱」。他們認為遠東的皇朝富庶、強大，中國人也更為禮貌、文明。當時的歐洲追捧著東方器物、服飾、文化等等，甚至法王路易十四都成為了康熙的粉絲。
然而馬戛爾尼和使團帶回的訪清見聞，擊破了歐洲人的幻想，從此歐洲開始用完全不同的眼光以及態度來看待、對待古老的東方……
歷史事實是不是如此，大家各抒己見。本文想說的是，實際早在馬戛爾尼到達中國的半個世紀前，西方人就已經開始看到大清朝的「另一面」了。
1740年（乾隆五年），英國海軍上校喬治·安森（後晉升為上將）奉命率領一支小艦隊，前往太平洋地區打擊、劫掠西班牙的商貿船隊。1742年末，一路打打殺殺的安森率隊來到澳門。
這個時候安森的艦隊急需補給物資、維修船隻。加上安森是第一次到訪傳說中的東方，他有點想把這次接觸做成一次正式接觸，成為清英兩國關係的開創者。因此安森並沒有聽從英商的勸阻（英商建議他不要提見總督），向廣州方面正式提出了入港維修、補給並面見總督的要求。
結果雙方的初次接觸，很不愉快。而且雙方對這次接觸的記錄也差異巨大。
安森原本認為文明、禮貌的中國人會熱情接待他的船隊，然而他等待了三四個月也沒有收到廣州府衙的答覆。原因不複雜，當時英國並不是清朝的藩屬朝貢國，不了解英國的兩廣總督策楞，將安森視為清朝周邊那些不識禮數隻想來天朝蹭便宜的蠻夷部族，因此不想搭理他。
而且按照朝廷慣例，像他這樣的封疆大吏也輕易不會接見非藩屬朝貢使臣的外夷，這有失體統。
被「晾」了幾個月的安森，最終惱羞成怒威脅如果得不到准許，他將率船隊強行進入廣州，這才獲得了准許。
而清朝方面的記錄就有意思了。兩廣總督策楞，向乾隆上報了英國艦隊到訪之事以及自己的處理結果，「准令寄泊採買木料」，但是沒有提英方有武力威脅這一節。如果安森沒有撒謊的話，策楞這麼做也不是多難理解的事。
外邦蠻夷武力威脅上國，一旦被擺在檯面上，朝廷自然不會放過，因為這關係到天朝和盛世明君的顏面。無論是開戰還是交涉震懾，自己作為封疆都必然是責任人，而且有可能要面臨行事不當而致邊釁的責難。
註：明清時期由於皇朝疆域廣大，而通訊、管理技術又很落後，所以朝廷不會實時監督、指揮各地封疆行事。而是由他們在不違背朝廷大前提的基礎上自行決斷，當然出了問題擔責、背鍋也是必須的。
所以大事化小，趕快打發走，不給自己惹麻煩。安森確實是修好船隻、補充給養後（乾隆八年四月）就率艦隊離開了廣州，但是麻煩卻並未結束。
安森離開廣州後南下菲律賓並抓到了一條「大魚」，俘獲了西班牙的一艘大型商船以及價值一百五十萬英鎊的貨物。此後安森率隊回到澳門海域，並再次提出了入港並面見總督的要求。
安森回來的原因是，他已打算率隊返回英國，在離開前他想再修理船隻和補充物資。這是第二次接觸，雙方的記錄仍然是差異巨大。
首先，安森的返回讓策楞極其惱火。在策楞看來，這些英夷不但無禮還非常不識時務。上次好意放過他們一馬，他們在外鬧事不說，居然還敢再來廣州鬧，再不懲治不知還要給自己惹出多大的亂子。
因此策楞想出兵剿滅他們，不過廣州布政使託庸勸阻了策楞，他認為有更好的處理方式。從託庸的「天下觀」視角來看，英人和「呂宋人」（清朝稱東南亞一帶的西班牙殖民者為呂宋人）屬於蠻夷之間的爭鬥，其中是是非非天朝不必關心，「化外夷人在於夷境犯事，天朝例不究問」。
但是天朝有教化、撫恤、羈縻這些蠻夷的責任。可以入港維修、補給為條件，令英夷將俘獲的呂宋人轉交天朝處分。這樣既彰顯天朝上國的地位，又收買夷人之心達到綏靖海疆的目的。
不令將羈縻夷人釋放，現在廣州、澳門具有呂宋夷商，亦不足以折服其心……撫恤外夷，綏靖海疆之道……《奏聞英國被風哨船飄至澳門已令移泊四沙折》
具體與英人交涉的任務交給了東莞知縣印光仁，很快印光仁就圓滿完成了任務。之所以這麼順利，印光仁的描述是自己的大義之言讓「英酋大窘」，加上天朝的威儀震懾，英人不得不「伏地唯唯」。
「天朝柔遠，一視同仁，惡人爭鬥，汝能獻所俘五百人，聽中國處分，則米禁立開，當喚造船者替修篷桅，送汝歸國。」《澳門紀略》印光仁
實際上安森之所以這麼痛快，一是此時英國在遠東地區還未開闢殖民地（英國在1757年才開始殖民印度），他隨船帶著這些俘虜本就是累贅。二是他此次回到廣州，除了修船、補給之外，更重要的是想上岸出售俘獲的戰利品。
因此除了進港之外，他還提出了給予他上岸貿易的許可。因為這次安森很「配合」，所以他的要求也得到廣州府衙的同意。而且在印光仁的說和下，兩廣總督策楞也破例接見了安森一行。
對於這次清英雙方的會晤，清朝這邊的記錄也很「天朝」。
「跪」是朝廷各種禮儀的一種重要表現形式
除了印光仁說的「伏地唯唯」，當時另一位有名的文人官員袁枚在他的文集裡也寫下了安森一行「手加額、匍匐進表，貢所俘五百人，乞求制府處分」。
五十年後，馬戛爾尼一行因行禮之事幾乎中止出使（實際上出使也失敗了），最終也未跪拜。對於皇帝尚且如此，很難相信一個囂張的英國海軍艦長會如此虔誠跪拜清朝的地方官員。
而且當時袁枚不在現場，在江蘇溧水縣令任上。並不是說袁枚撒謊，只能說他聽到的宣傳就是英人行了標準的清式跪拜禮，當然也只有這樣才符合既有的設定以及彰顯天朝地位，也只有這樣的內容才能被宣傳。
而安森的記錄則是另一種角度，他並未去描述過程中的禮儀和說辭。除了補給、維修之外，安森在意的是雙方的分歧和衝突。
安森面見總督策楞時，又額外提了另一個要求。他不同意廣州方面對他的貨物徵稅，他認為這是在對他進行「勒索」。安森的理由是，他的船是軍隊的戰艦並不是商船，而且他銷售的物資也不是廣州地方納稅規則的目標，不是商品而是戰利品。
安森這是將歐洲那套規則以及鑽規則空子的方法，拿到清朝來用。歐美史學家對他這個行為的評價是「一個軍官竟然非難天朝的財政政策……總督會感到突兀和憤怒」。事實也正是如此，覺得被冒犯了策楞又開始「晾」安森，一直不給他答覆。
在等候府衙消息的這段時間裡，安森也有了和天朝上國普通臣民接觸的機會和時間。結果安森得到的觀感和當初在歐洲聽到，完全兩樣。
在停泊期間，發生了一起英軍軍官被歹人搶劫的事情。去官府報案，官員們卻不願理會他們。後來安森他們自己在港口附近抓到了搶劫者，這個時候官員們卻現身說和，提出歸還財物後放人。
另外一起桅杆失竊案（真不知道怎麼被偷的），最初既抓不到賊也找不到失物。但當安森提出懸賞後，一個官員就派人將「追查」到的桅杆送了回來。據安森說，替官員來領懸賞金的牙人，將大部分賞金貪墨了，那位官員知曉後不久，這個牙人就被人搶劫並毆打了一頓……
結合他在廣州期間見識到了皇朝固有「惡疾」—腐敗，安森也對清朝的吏治提出自己的看法。
他認為清朝的官員們不是利用法律來遏制犯罪，而是通過盤剝那些觸犯法律的人以中飽私囊。利用國民天生的懦弱，以恐嚇為手段而獲得罰金。因此，這些官員們也樂於制定各種嚴格的禁令……
在停泊期間與廣州平民交易生活物資時，安森也稱遇到了匪夷所思的欺詐。
例如給活的雞、鴨填塞沙子、小石子增重；餵豬吃鹽，迫使它們大量喝水增重；利用英人不吃已死動物，對賣給他們的禽類做手腳，讓它們很快死去，然後在船隻附近等待他們拋棄……
除此之外，安森還考察了駐守廣州的清軍的實力，在他看來清軍在廣州地區的全部海軍火力還不如他的麾下的一艘戰艦……
最後安森根據自己的見聞對清朝做出了評價，堪稱西方「辱華」第一人：
的確，中國人自命比周邊民族有更文雅的道德並非沒有根據。但他們的道德不在於誠實和仁慈，而僅在於舉止有度，以及他們一貫壓制所有的激情加上暴力的征服。值得注意的是，偽善與欺詐對人類普遍利益的傷害往往並不亞於魯莽和粗暴所造成的傷害……
儘管一直自詡其高尚的智慧和政策有口皆碑，卻還是被一小撮韃靼人用十年時間就征服了，即便是當下，也因國民的膽小懦弱和缺乏適當的軍事管理，而不斷遭受內亂威脅和邊疆騷擾……
1743年12月（乾隆八年）安森終於獲得了貿易許可，完成貿易後他即率領艦隊離開廣州返回英國。而後他將自己的見聞和感想寫入了《環球航行記》一書，此書的出版也標誌著歐洲的「中國熱」開始降溫。
安森描述的見聞是不是事實已經很難考證了，而且安森的評述也有其自身的偏見，但是滿清比安森更為偏見。
皇朝不在乎自身的問題，也不在乎外界的變化，更不在乎英國這個國家有何不同、是否有可取之處……上下人等視舊制為天理、真理，一味地墨守成規......唯一需要靈活、變通的就是，當未開化的蠻夷表現出不識天朝禮數的時候，如何儘可能地維護上國的顏面。
因此五十年後，英國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而大清卻仍在原地踏步，此消彼長之下，讓馬戛爾尼覺得自己看到的是「遍地的貧窮……文明的退化……」
而且此時的滿清除了跪拜禮儀之外，還是不願意和他們這些夷人認真交涉其它任何事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