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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幾年的經歷——我看見的「文革」後半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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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多文章和電影表現了「文革」十年,但多半寫的都是「文革」初期的場景,抄家呀、打人呀、遊街呀……很少寫到後幾年我們是怎麼熬過來的。

我來說說後半截。

1973年,已經是「文革」第七年了。我們那個幹校的「學員」,已經陸續被指名調回北京。凡是到這時還留在幹校住「早稻田大學」的,都不免心裡窩囊,嘴上牢騷,不知幾時才回得去。大家人同此心,「文革」初期那種你鬥我、我鬥你的「革命情緒」,早已煙消雲散;「軍管」也已管不住我們這些軍心已散的兵。人們在閒談時、歇工時,不由得從心裡冒出懷疑:究竟我為什麼要到這裡來?為什麼要把一個出版社解散?是為了編輯不會種地,都來學種地嗎?不能多說,三言兩語,總要說幾句。

1973年春天,我被調回北京。臨走之前,那些還走不了的「學員」送我,自然有的跟我嘆嘆苦經,希望我不要忘掉一同在這裡「流放」了幾年的幹校「同學」。我們在這裡平時也看看報紙,也知道文藝界已經全歸寂滅,再無文藝可談,只希望回去看看家人孩子,度過餘生而已。至於人和人的關係,在幹校這最後兩年,倒還有所緩和。

我可沒想到,剛回機關報到,就又看到了幾年前的那種「戰鬥氣氛」。回去以後第一次黨委會,我蒙恩准出席。抬眼一看,只有文井、李季和我算是原文藝界的,有一個水暖工人和一個大學新出來的工農兵學員,算是群眾代表,此外滿堂都是身穿軍服的軍代表,完全是我們剛到幹校時迎接我們這些「走資派」的那副陣勢。

第二天,一位現任現代文學編輯室主任的軍代表就來訪問我,問我的歷史,是不是軍人出身。我實在不是軍人,但在我初到晉西北那時候,也實在沒有把老百姓、幹部(群眾運動工作者)和軍人區分的那麼清楚。我是晉西北青聯的幹部,又穿軍服,也背過槍,跟三五八旅民運部行軍,也算民運部的人,所以我無法回答他的問題,只好「唔,有的」含糊答應。對方一聽,立即發表高論,說:「還是要軍人出身,這才能路子正啊!」一面說,一面立即把我杯里的開水倒在地板上,又不停地添水,弄得我滿屋水,想是在表示敬意。可是我心裡立刻明白了,他很快就會知道我並非真正的軍人出身,而在他眼裡,仍一如過去林彪所說:「人分三等,軍、干、群。」有如印度的婆羅門、首陀羅階級,其等級差別與生俱來一樣。——其實,他在參軍前是一個縣裡供銷社的售貨員。

很快,我就知道了,從幹校調回的老編輯,沒有一個當上組長,沒有一個恢復原職。擔任組長以上職務的,不是軍代表,就是由軍代表從外單位幹校調來的人。這些軍代表,為首的是一位師政委,當兵出身;兩位擔任部室主任的,是連長或連指導員;其他是排長。其文化水平,有一個是高中,其他都是初中。至於到外單位調人,主要看一項:出身是否工農;再有,在幹校是否是左派。從外單位調來的人也曾告訴我們,剛進文學出版社,就由軍代表告知,這裡是黑窩,要小心、小心。我們的兄弟出版社還有好幾個,也都有穿軍服的政治領導人,但是業務主任由軍代表擔任,而且如此濟濟一堂,那是只有我們出版社才有的。至於放在黨委會裡這兩個「舊文藝界」的人哩,後來才明白,原來是弄回來專供做靶子用的,後文再表。

我碰上的頭一件事,是黨委會討論從幹校往回調人的事。各位軍代表和外來「左派」,根本不認識我們的幹校老編輯,都像「喬太守亂點鴛鴦譜」似的:「要這個吧。」「那個歷史還簡單,要那個吧。」我坐在那裡,心想提兩個從政策上來說最有理由的,也許能通過。兩個都是老編輯,非黨員,歷史都清白,從來沒有划過任何分子,政治上一個是民盟北京市的宣傳委員,一個是從抗戰開始便歸國參加抗戰的老華僑。現在「中央文革」雖然批資反修,擺的樣子卻很講統戰,有好些外籍華人回國,就很受歡迎,我想,難道現在還不該放他們倆早點從「早稻田大學」里回來?就是作為政策上照顧照顧,也是應當的吧。於是我這樣說了。

但是我的提議卻受到在座軍代表和「左派」的一致反對。他們說:「憑什麼照顧?要照顧,得按中央的槓槓,中央一級的。他們是民主黨派和華僑組織的中央委員嗎?」「政治上靠不靠得住,沒有保證。」於是我碰了一鼻子灰,這才知道我在這裡無權提任何意見,也知道了自己還不懂這裡的「槓槓」是只指「中央一級」的。但是,我還沒懂得在這裡發言就有危險。

開始工作了,送來許多根本不能看的稿子,詞句都不通。我說了一句:「這沒法出書。」那位在我屋裡撥過水的軍代表便大發議論,教訓我:「出書有什麼要緊?我們的目的,是育人!把這些學習寫作的工農培養成人,不能只看出書這樣小的目標!」我想,出版社的目的,不是出書,而是花錢費力來「培養」思想文辭都無可取的投稿人,我們是跟那個人有什麼特別關係嗎?他不再講下去,我也不能再問了。

緊接著,又叫人出去「取經」,我到大寨、小靳莊都去取過經。第一批被派到上海,取回來的經是「不要提籃買菜,而要自己種菜」。即不要經常出去組作家的稿件,也不要外邊的投稿,更不要作家的思想、感情和創作衝動,只要編輯拿著「上級」發下的「菜籽」來捏咕成菜就行。那時上海有一本《虹南作戰史》,是一本小說體的報導文學,據說就是這樣「種」出來的,稱為「一個蘿蔔一個坑」。我們也便照方抓藥,派人出去,到各處指定「坑」來栽蘿蔔。

說老實話,我們對於這些實在說不上是「文藝主張」的主張,當時確實未敢發表任何議論。如果真要議論,哪裡是三天兩天說得清的?我們只是低頭照辦,把自己關於文藝的一切基本知識一概扔進東洋大海而已。可誰也想不到,就在這種完全緘口不語的局面下,竟然還是鬧出了一場「反黑線回潮」。

「反黑線回潮」,顧名思義,就是反對我們這些「文藝黑線」舊人的復辟行為。但當時,並沒有任何人對於八個樣板戲、「三突出」公然提過任何不滿,更無處可發表,要「反黑線回潮」,從哪兒說起?

從與文藝「黑線」、「紅線」都毫無關係的閒話說起。原來,有一批曲藝演員,應江青、于會泳之召,來北京會演。曲協老主席陶鈍去看望他們。這些老演員不忘舊誼,在賓館房間裡給陶鈍唱了幾段。這件小事被江青知道了,竟變成一場大風波,說陶鈍在賓館裡聽演出是搶在「中央領導」的前面審查節目,這就是篡奪領導權,就是「舊文藝黑線回潮」,得在整個文藝界全面開展「反黑線回潮」的運動!

於是到處反起來,我們這個出版社自不能倖免。我社有一個曲藝編輯賈德臣,因為曾送稿給陶鈍看,這回人事處長秉承上意,把他打成了「篡奪領導權」的陰謀者,關在機關里不許回家。我們這幾個文藝界的舊人,自然又成了靶子。李季和嚴文井的罪狀,因為與文藝毫無關係,所以我實在記不太清了。只記得李季是為了他在下火車來社報到前,向外人說明身份時順口說了一句:「我是個作家。」大概還說了那軍代表並不懂文藝,於是這就成了他妄圖壓倒軍代表的「重大罪行」。嚴文井是什麼罪,似亦相似。至於我自己的罪行,倒記得清楚:

第一罪行是陰謀「擠沙子」,想把軍代表擠出去,以便恢復「黑線」統治。事實是曾有一位姓何的軍代表,就是那個高中程度的,對自己有一點自知之明,曾覺得在此工作不甚合適,而且家屬也不能來京,他自己提出過回部隊。當時小組開了歡送會。我在會上發言,表示走得很可惜,要走我們歡送。後來其他各位軍代表提出不讓他走,也就沒有走。這時,前一陣這幾句未成為事實的話,竟突然引起了各位軍代表的群起而攻,開會批鬥,他們說:韋君宜為什麼不竭力挽留何某?這就是要擠走沙子,仇視沙子。上次為什麼要調那兩個非黨幹部(一個華僑,一個民盟)?就是因為他們倆才是她的心尖子。他們還大聲責問:「你和他們倆什麼關係?」(其實我和他們二人連閒談都很少,老編輯誰不知道?)

然後,我們的人事處長(新由外單位調來的轉業軍人)又揭發我的老底,說有一次我曾跑到人事處來要人事檔案看,還說:「人事處的事,你有什麼權力來管?這分明是陰謀,要在檔案里找革命左派的茬子,好去擠沙子嘛!」——這話一說,在座的穿軍裝幹部哄然響應,齊聲說:「就是排擠我們!是典型的黑線回潮嘛!」這就又抓住了我一條「回潮」罪證。可憐我哪裡曉得,我這個所謂「黨委委員」,根本無權去了解自己所管部門的幹部檔案!(我在幹校當指導員時,還把全連隊學員的檔案通讀了一遍哩!)這與文藝一點關係沒有的事,卻也成了「文藝黑線回潮」,這是第二件罪行。

責任編輯: 李廣松  來源:思痛錄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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