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實卡達這麼燒錢的真正動機，就在於它也看到了這種趨勢。卡達就是想借著世界盃這個由頭，把自己這個彈丸小國，打造成下一個世界的「佛羅倫斯」或「矽谷」，讓頂級的人才都在這裡聚集，讓創新都在這裡發生。這樣，即便自己的能源挖完了，後代也有好日子過。
所以卡達燒的那2290億美元，真正用於修築體育場館的，只有70億美元，而用於城市建設的經費1190億元，占總支出的一半以上。卡達幾乎是在借世界盃的「東風」，試圖用錢在沙漠裡憑空燒出一個創新城市帶。
21世紀什麼最貴？人才。而一個時代的人才只會在一兩座創新之城裡扎堆誕生、聚集。
如果能掙到這張「創新之城」的門票，他們砸再多的錢，當然也是值得的。
由此，不由得想到了我們自己。
03
這兩天，隨著疫情防控措施的逐步解禁，越來越多的人開始期待回歸正常的生活。很多人開始重新追問——中國下一步該怎麼發展，我們還能重複之前的經濟高增長、產業大繁榮的盛景麼？
我覺得這個問題，可以代換為，我們未來是否有能力再打造出一個甚至幾個，有著超高創新力的「創新之城」——當然我們不能也無法像土豪卡達那樣使蠻力燒錢。但中國也有自己的優勢，我們人多，有長三角、珠三角這樣已經發展相對成熟的城市帶。最近這幾十年，我們也誕生了一批成功的高科技企業。藉助這些優勢詳加謀劃，我們未必無法在這場全世界參與的「創新之城爭奪戰」中得勝。
這個問題也引起越來越多的關注，昨天正好看到一份綜合開發研究院發布的報告，就提出了一個令人耳目一新的指標：「共享創新指數」。
這個共享創新指數所試圖量化衡量的，其實就是我們之前所提到「佛羅倫斯現象」「矽谷現象」。探究一座城市、一個城市群，究竟應該怎樣營造環境、聚集人才，才能夠產生像佛羅倫斯、矽谷那樣的「創新爆炸」。
報告認為，長三角和粵港澳大灣區，在共享創新的綜合指數上明顯領先。其中，長三角在科研基地產業鏈布局等方面表現突出，粵港澳大灣區則更依賴龍頭企業帶動形成創新生態。而其中我覺得，大灣區目前的「城市生態」，慭慭然其實有些當年佛羅倫斯和矽谷的感覺——一方面，由於港澳兩個特別行政區的存在，大灣區附近天然就是多元文化的匯聚之地。幾座城市的不同發展機制，存在彼此借鑑，互相啟發互通的空間。而疫情結束，人們的經濟生活回歸正常之後，珠江流域這條經濟動脈復甦，也會帶動當地創新的再度啟動。
另外，就如同佛羅倫斯曾經星羅棋布的行業工會一樣，大灣區附近目前也聚集了一批中國頂尖的成功企業。一批優秀企業已經在這裡產生了聚集效應。
下一步大灣區所面臨的考驗，是我們能不能克服自身存在的一些問題，把自身的「共享創新指數」提上去。等到突破某個臨界點時，就能迎來屬於我們自己的「創新爆炸」。
當然，這種創新爆炸，一定是有前提的。
就像鄭永年教授在最近的灣區科創峰會上所言。美國的發展經驗證明，營造這樣一個創新城市帶，需要至少三個系統：
第一，需要擁有一大批具有基礎科研能力的大學和研究機構；
第二，需要一大批能把這個基礎科學轉化成應用技術的企業或者機構；
第三，必須具有足夠強的金融系統來支撐這種轉化。
而這三個系統的建立，都是需要有合適的制度保障為其保駕護航。而這些條件，目前還不夠齊備。
所以鄭永年說中國需要「第三次開放」——第一次開放是鴉片戰爭，是被迫的開放。第二次開放是深圳特區的建立，是主動的開放。這兩次開放都發軔於大灣區，希望下一次開放也能發軔於這裡，為中國帶來新改革、新開放、新創新。
是的，500年前，佛羅倫斯的崛起，成就了歐洲在近代的領先地位，70多年前，矽谷的崛起，成就了美國的今天。
歷史一再告訴人們，每個時代「創新之城」的門票就那麼幾張，甚至有時只有一張。而能否搶到這張門票，決定了我們在下一個時代的潮流中站在哪個位置。
我想，這個問題，在未來，也許與我們每個人的生活都是息息相關。
未來的中國，能否抓準時機，打造一個屬於我們自己的創新之城或創新城市帶，這絕不是幾家企業、一座城市、一個地區自己的事情。而關乎整個國家命運未來的走向，和每個生活在這個國家的人，未來究竟會從事什麼樣的工作，享受什麼樣的生活。
遙想500多年前，當一場肆虐已久的瘟疫終於平息，當兩場遠方的戰火漸漸熄滅，當商隊的馬蹄聲、車輪聲，再次在亞平寧的石板路上隆隆作響。沒有人能想到，佛羅倫斯，這座小城的「創新爆炸」，會永久而徹底的改變全歐洲人的生活，讓他們從貧困的深淵中一路直上富裕之巔。
但這一切真的發生了，城市之於創新，創新之於你我的生活，就是這樣重要。
所以，當被疫情打斷的生活重回，當我們重新開始嘗試恢復社會的繁榮。我們不能不由衷的祈願：
願人類歷史上下一個群星璀璨的「創新之城」，那座給社會注入新活力的「希望之城」，這一次，能落在我們的身邊。
有一點可以肯定，每當苦難平息後，機會總是屬於先做好準備的那些人、那座城。
祝中國好運，祝我們每個人自己好運。
（有刪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