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多重意義上，2022年都是21世紀具有劃時代意義的一年，從大國衝突（俄烏戰爭）、糧食安全（全球短缺）到金融穩定（高通脹）等等，背後都有中國與世界的關係這個樞紐性問題。那麼，如何理解2022年中國與世界關係的重大轉折這背後的歷史和文化內涵呢？我以為，拿最近習近平的「清零大逆轉」與當年慈禧應對「庚子國變」做對比，會有很多啟示。
我的視角是「文明衝突」的中國邏輯，我認為這比單純的「地緣政治」和「大國衝突」視角更貼切。
沒有英國人發明現代世界，就不會有「文明衝突」。因為技術和地理障礙，令人類衝突幾千年來主要發生在「文明內部」，而大英帝國發現，她雖不可能征服全球，卻有可能推行一種普遍的遊戲規則。「文明衝突」由此而不可避免，因為這不僅挑戰了各種舊秩序，更挑戰了各種傳統文化的身份尊嚴。理性主義的一大缺陷，就是迴避了這個困難的問題。歷史和生活經驗都告訴我們，小到族群，大至文明，文化身份尊嚴的價值難用「利益」衡量，這是人類暴力衝突最根本性的來源。
而所謂「文明衝突」的中國邏輯，簡單說，就是中國文明的文化身份與「大一統」的政治秩序難以分割，由此帶出了現代中國政治制度演變所特有的內外衝突方式和邏輯。
從這個視角來看慈禧想藉義和團「扶清滅洋」和習近平借武漢封城成功來「以疫謀霸」，就不難看出其共同點就是中國獨裁者為了滿足自己的權欲，都不惜利用「大一統」與文化身份的綁架關係，與外部世界做價值對決。而最終結果不僅是獨裁者的政治自殺，而且啟動了中國政治和社會秩序的全面重構，從根本上改變了中國與世界的關係。
對比百年前的慈禧與當今中國的習近平面對的政治災難，可以提出很多非常有意思的問題。與今天中國與世界關係直接相關的問題就是：為什麼文明衝突不可避免？中國文明與西方文明的衝突一定會帶來巨大災難嗎？
我的理解是，「文明衝突」不可避免，深層原因是政治文化的差異，這種差異越大，被文化身份綁架的人口規模越大，「文明衝突」就越強烈，對世界秩序帶來的衝擊和風險也就越大。美國政治學家、《文明衝突論》作者亨廷頓（Samuel Huntington）看到了這一點，但他也相信，減少這種風險是可能的。
那麼，慈禧當年的「昏招」，在什麼意義上影響了當時中國和世界的關係，乃至影響了今天中國和世界的關係呢？我認為如果慈禧當年沒有不願「歸政」給光緒的心病，會大大減少中國人在「庚子國變」中遭遇的集體羞辱——因為當時的「列強」們多數都願意與大清建立一種正常的國際關係，也就是以規則為基礎的國際關係。
中國人集體蒙羞激發的巨大動力，是清廷退位後兩次重建「大一統」的重要原因，中共之所以敢於推行激進的社會革命，並兩度180度大轉彎，先向蘇俄一邊倒，又向美國一邊倒，背後都有這個動力支撐。而由兩次一邊倒的巨大代價換來的國力，正是今天習近平敢挑戰世界秩序搞獨裁的本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