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9歲生日照
馬嶺，1960年生，1975年初中畢業於長沙市第一中學，1977年高中畢業於桂林市第八中學，同年到桂林郊區插隊；1979年考上西北政法學院法律系，1983年畢業；之後長期在學校任教，至2020年退休。
原題：在長沙度過的童年
作者：馬嶺
1960年7月，我出生在長沙解放軍政治幹部學校（簡稱政校）的門診部里。
當年一個小小的門診部居然能接生，今天看來也算奇事了。3年前姐姐出生的時候，是在163醫院，大約我是二胎，媽媽覺得已經有經驗，不必那麼興師動眾，於是「就地解決」了。
接生的是一個我們後來叫「馬姑」的醫生，她胖胖的，很和氣，媽媽說她工作很負責任，我生下來時有8斤重，居然都沒有「側切」(分娩時將會陰適當切開，以利於胎兒產出)，馬姑用雙手保護住會陰，並對產婦不斷進行鼓勵、安慰。
24年後當我自己生孩子時，兒子才6斤2兩（順產），卻做了側切（我還清楚地記得刀子划過的感覺），媽媽很不滿意地說，那些醫生護士們只圖自己省勁、方便，比當年的馬姑差多了。其實我還算幸運的，後來許多70後生孩子時，已經是動輒剖腹產了。
大院印象雜記
長沙政校是個很大的院子，院裡馬路筆直，綠樹成蔭，環境優美，有幼兒園、小學、門診部、大禮堂、大操場、游泳池，還有一個「老白花園」（園丁是一名叫老白的大爺），甚至有個打靶場。大禮堂端莊厚重，上面有一大橫幅「一定要把毛澤東思想真正學到手」，那個「手」字旁有一小門，我們這些小孩子曾在那鑽進鑽出。
媽媽在院裡的門診部工作，門診部旁邊有一片桃樹林，我去她哪裡時曾在樹林裡玩，還記得桃樹上那些亮晶晶的桃油，以及不遠處奶牛場傳來的奶牛叫聲，媽媽說那些牛被宰殺之前的叫聲很悽慘，我那時小，很奇怪媽媽怎麼能聽出它們的叫聲哪些是悽慘的，哪些是正常的。
我們家住在「火車皮」——那是一排長長的像火車一樣的平房，住的基本上是年輕的團級教員，每家兩間房（套房），外間大約14平方米左右，裡間稍小一點，後面帶有一個院子，院子的最後部分是廚房(廚房與院子之間沒有門)。院子上面有葡萄架，夏天結有一串串的葡萄，但大多是綠的，酸得幾乎不能吃，就連我們這些饞貓樣的孩子也難以下咽。
火車皮大約每隔七八家有一個公共廁所，廁所對面有公共的水龍頭，各家各戶在那接水、洗衣等等。我至今記得有男孩子惡作劇，把貓丟在廁所里，貓的慘叫聲悽厲駭人；那時我們似乎都多多少少有虐待動物的惡習，最常見的是虐待癩蛤蟆，有個男孩因為有保護癩蛤蟆的怪癖而遭到我們的一片嘲笑；下暴雨時火車皮門前一片汪洋，水幾乎要進到家裡，姐姐把小雞放在搓衣板上推進水中，小雞嚇得撲稜稜地「飛」回家門，引得我們哈哈大笑。
火車皮每家的外貌都是完全相同的，使得識別起來有點困難，但我們家特別好認，因為別人家門前都是兩級台階，而我們家門前是一個小斜坡。
長沙的夏天酷暑難當，火車皮的房子極其悶熱，那個年代別說空調，就連電扇也沒有，睡前我們就往床上（只鋪一張涼蓆）、蚊帳上一盆盆潑水，床的角落也放著一盆水，早上起來水都是溫的。
我家左邊住著項叔叔一家，其女兒和我差不多大，我們比較要好。後來她弟弟不知得了什麼病（腋下長了一個瘤子），很快就死了。一時議論紛紛，她父母都很傷心，她媽媽從醫院回來後說兒子臨終前特別懂事，說了好多感人的話，如讓父母照顧好姐姐等等，這完全不像我們那群懵懵懂懂、調皮搗蛋的孩子的語言，我當時覺得很驚訝，好像一個人臨死前會變成另一付樣子，一下子變得像個大人，那是我第一次經歷身邊有人死亡的事。
第一次看到死人也是在這個時期(大約七八歲)，是大院對面的一個老太太去世了，我們不知怎麼聽說後，有大一點的孩子去看過，有天我和另一小夥伴也壯著膽子去了一趟，出大院門後過馬路，有一排平房，老太太的屍體放在其中一間房裡，房間很暗。當時天已經熱了，房間裡放了很多大冰塊，冰塊在不斷滴水，我們不敢多看屍體，匆匆忙忙瞥了一眼就出來了。
夏天在大操場看電影，是我們孩子最高興的時候，操場很遠，我們總是興高采烈地搬小凳子去，但每次都是看了一半就睡著了；電影散後被大人叫醒時困得要命，特別難受，回家的路那麼長，真想立刻回到家馬上接著睡，但走到半路往往已經清醒過來，回到家反而不困了。
那時我們女孩子大都喜歡跳舞，經常練習翻跟頭、劈叉、踢腿、彎腰，跳得最好的是住在火車皮拐角的汪家三姐妹，她們年齡比我們稍大，長得很漂亮，不但會跳舞，還經常編導、組織，是我們那一片的孩子王。
我出生後就碰上三年困難日子，大約一兩歲時父母曾把我送到一個叫毛阿姨的保姆家，就在大院外面不遠，對此我已經完全不記得。聽媽媽說毛阿姨很喜歡我，囑咐媽媽要好好帶我，說這孩子太聰明了，聰明的孩子不易帶大。媽媽說我每周從毛阿姨那裡回到家，就立馬鑽到柜子里找吃的，一副饞嘴樣，拉出來的都是紅薯屎。
大約我七八歲時，我們家請了一個保姆，姓肖，我們叫她「娭毑」，矮矮胖胖的，很會做飯。她不識字，每次買菜回來都讓姐姐幫她記帳，有時候還讓姐姐給她鄉下的親戚寫信，她大便時從不用有字的紙（那時我們大便都是隨便扯一張廢舊書的紙或報紙），說是對讀書人不尊敬。她老公是政校食堂的大廚（我們叫「嗲嗲」），廚藝很高，尤其擅長做麵食，受人尊敬。
他們無兒無女，我們家離開長沙時媽媽曾希望帶她一起走，我們給她養老，但她因為害怕火葬而沒有答應。我們後來搬回長沙還去看過她（大約是1974或1975年），她獨自一人住在火車站旁邊的一間小房子裡（每次火車經過都震耳欲聾），嗲嗲已經去世，再後來聽說她回鄉下住在一個侄女家，在那裡終老。
當年我們這些小孩子基本上都是在大院裡生活，極少到外面去，記得我們養蠶時因為桑葉供應不上，姐姐曾背著大人獨自出去到一個很遠的叫「桑葉林」的地方，採回來一書包桑葉，那簡直就是歷險般的「壯舉」。不要說我們，就是在院內工作的大人，也與外面接觸不多，對社會了解很少。
1968年全家合影
2005年我因出差到長沙，特意回政校看了一趟。火車皮還在，好像住了一些小學老師，大禮堂看上去很陳舊了，但依稀可見當年的氣勢，老白花園似已無人打理，一派荒涼破敗的景象，整個大院都顯得很蕭條，沒有了當年的生氣與活力，……恍惚中仿佛看到一個時代的落幕。
幼兒園
大約三歲時我被送到幼兒園，直到七歲上小學，周末才能回家，院裡各家的孩子大都如此。
幼兒園規模很大，各種硬體設施都很齊備、規範，每人每天都有一杯牛奶，但我覺得難喝極了，有股膻味，簡直吞不下去。幼兒園就在校內，但很遠，很偏，要走很長很長的路，雖然條件很好，但在我的印象中幼兒園是冷冰冰的，沒有溫情。
有次周末我沒有回家（不記得為什麼），和幾個同樣沒有回家的其他班的孩子被轉移到另一件房子裡，氣氛十分壓抑、沉重，感覺自己就像沒人認領的棄兒。
有一陣子我的腳不知出了什麼毛病，打著繃帶，晚上躺在床上睡不著，寢室里很安靜，其他小朋友都已進入夢鄉，阿姨不時地在大家的床位之間走來走去，電燈徹夜亮著，我盯著那個燈看——它閃來閃去的，不斷變換出各種光束，……9歲時查出我雙眼近視到0.7(這在當時很少見)，我懷疑就是那時候老盯著電燈看導致的。
我們的床位不知是否定期會更換（也許是小班到中班到大班時會有調整），反正記得有段時間我的床緊挨著窗戶，晚上總能聽到窗外呼嘯的風，尤其是外面的小山黑黢黢的，令人害怕。
我那時是個內向、懦弱的孩子，我們班有個膚色很黑的女孩，十分霸道，我經常受她欺負。記得一個周末的下午阿姨發給每個孩子三顆水果糖，大家都很快吃光了，我卻留著想帶回家給媽媽吃，但我忍不住對一個好朋友說了，很快傳到她那裡，她就來跟我要，開始還說些好話，說你媽媽又不喜歡吃糖等等，我不得已給了她一顆，她馬上吃了，又要第二顆，接著第三顆，態度也由原來的軟纏硬磨到後來赤裸裸的威嚇，當三顆糖都被她吃掉後，看著她揚長而去的背影，我哭起來，幼小的心靈第一次體會到什麼叫傷心、絕望。
印象中每個星期一早上是我們從家裡返園的日子，有早到的，有晚來的，早到的總是在自己班的門口看著晚來的，誰誰誰來了，誰誰誰也來了，那是一個少有的熱鬧場景，……當黑膚色女孩出現時，男孩子們一片起鬨歡呼，她則一步三搖地款款走來，帶著微笑，像公主一樣，驕傲，自豪，得意，陶醉。至今回想起來，我都不免驚訝，那么小的年紀，男女生之間似乎就已經有一種朦朦朧朧的曖昧。
幼兒園給我留下的唯一快樂印象，是有一次我舅舅來接我和姐姐回家，舅舅在蘭州工作，可能是出差到了長沙。他接我們出去時，我們三人走在幼兒園的廊道上，那天陽光明媚，我們就像歡快的小鳥，……很多年後我對舅舅說起此事，他笑著說我們姐妹倆小時候長得很「心疼」(很可愛之意)。
幼兒園時與姐姐合影
小學生
大院裡有一個小學，離火車皮很近，就在我家對面，過一個操場就是。
我是1967年上的小學，當時的情景已經沒什麼印象，只記得班主任是一位女老師，高個子，姓廖。班上有位很文靜的女生後來在西安政校「重逢」，一度來往甚密，其他同學則都不記得了。
那是文革中最亂的時候，有段時間學校停課了，教室里住進了很多打著背包的戰士，我們都去看熱鬧，其中有個排長曾摸過我們當中一個漂亮女孩的私處，我們背地裡叫他「痞排長」，但好像也沒將此事告訴大人。
我當時在班上各方面都不出眾，乏善可陳。班上已經很多同學都加入紅小兵之後，有一次討論新一批加入名單時，對我仍然基本上是否定態度，老師們都覺得我表現很一般，後來有位高年級的老師說了一句「不過比起她姐姐來，她好多了」，我才得以通過。
我姐姐那時非常「調皮搗蛋」。上小學後，幼兒園的那位黑膚色女孩在我們年級的另一個班上，有次課間她專門找到我，求我讓我姐姐不要打她，我嘴上含含糊糊地答應著（知道姐姐根本不會聽我的話），心裡卻很解氣，沒想到曾經那麼耀武揚威的她也有可憐兮兮地求我的時候，那一刻覺得有這樣一個姐姐還是挺驕傲的。
有一次姐姐和我家右邊隔壁的高家男孩打架，事後那男孩拿了一把螺絲刀到我們家找人，但姐姐不在，他就對著我的肚子捅了一下，血流了出來，他就跑了。我當時好像沒覺得太痛，也沒覺得害怕，可能是遲鈍，沒反應過來，再後來好像家裡來了很多人，不記得是否去了醫院，……可能因為他畢竟年齡小（大約八或九歲），力氣不大，捅得不深，因此也沒留下什麼後遺症。
姐姐不僅對外強硬，對內也很暴力，我在家沒少挨她打，每次媽媽上班一走，她又打我的時候，我就希望媽媽因為忘記帶什麼東西而突然折回，將我從水深火熱中解救出來。
因為調皮，姐姐經常挨媽媽打。那時幾乎家家都打孩子，有的家是爸爸打，有的家是媽媽打（我們家是媽媽打、爸爸勸），還有一家是爸爸媽媽輪流打，據說他們家爸爸打時媽媽在一旁鼓勁，媽媽打時爸爸在一旁加油，我們聽後真是難以置信。
我因為膽小不惹事，很少挨父母打，聽媽媽後來說，有天晚上她罰姐姐站到門外，一回頭卻見我在被窩裡哭，就沒好氣地問：「又沒打你，你哭什麼？」我抽抽搭搭地說：「姐姐好可憐的。」
我後來一直好奇，不知道部隊大院這種打孩子的風氣是否在社會上也同樣流行，是當時整個社會都有打孩子的風氣——父母對孩子使用暴力似乎是人類尚未完全進入文明社會的某個階段的共同特徵，如「棍棒底下出孝子」就曾是我們的古訓，還是只有部隊大院才有、或部隊大院更甚？
1969年長沙政校被解散了，媽媽說當時大家都很不理解、很不服氣，可能因為文革前政校是葉劍英樹立的一面紅旗，也可能因為在文革中政校曾派工作隊「支左」，……後來有人到上面告狀，但「九大」時黃永勝（當時是廣州軍區司令員）反而升官了，大家於是不再抱什麼希望，直到1971年「九一三」事件後，部隊院校才漸漸恢復。
政校解散後，院裡的幹部很快被遣散到各地，媽媽復員了，轉到地方工作，爸爸和其他許多叔叔一樣到新的崗位後「降級使用」。那年秋天我們搬家了，全部家當還沒裝滿一卡車，包括為搬家而臨時打制的三個大木箱。
我很快轉學進入了當地的學校，生活翻開了新的一頁。
現在回想起來，在長沙政校大院度過的童年，是我一生中最「命弱」的時期，不僅身體很瘦，弱不禁風，性格上也膽小怯懦，經常哭哭啼啼，一副受氣包的窩囊樣子（這在大院裡是很被人瞧不起的）。好在後來漸漸有了改變，上初中時已經換了個人似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