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產黨說什麼「勞動光榮」，實際上視勞動為下賤，用「勞動」來懲罰我們右派，把大批右派送往「北大荒」、「興凱湖」、「甘肅夾邊溝」等勞教勞改農場，成千上萬的右派在哪裡餓死、凍死、累死。
我1957年畢業於杭州大學數學系，畢業前夕被打成右派。還算幸運，因為學的是數學，它本身沒有階級性，所以浙江省教育廳把我分配到嵊縣中學任數學教師。現在教師的寒暑假自己可以自由支配，可在毛時代，視教師為資產階知識分子，是改造對象，所謂「知識分子必須走與工農相結合的道路」。又共產黨的教育方針是「教育必須為無產階級政治服務，教育必須與生產勞動相結合」，所以假期里總要安排教師政治學習與參加體力勞動，對右派教師更是如此。從1957年到1977年，整整二十年暑假我都在農村勞動，少則半個月，多達一個月。勞動中遇到的事情，有些終生都不會忘記。
右派只配當牛馬
1960年暑假，我跟隨高一某班去嵊州「大王廟農場」割早稻、種晚稻，時間長達一個月。注意，我是「跟」學生勞動，而不是「帶」學生。學生總是由班主任帶領，我這個右派總要被置於廣大群眾監督之中，所以只能跟班勞動。一般來說我喜歡與學生一起勞動，因為學生天真幼稚，不明白右派分子的含義，多數學生不會歧視我，富有同情心；如果單獨跟老師們一起勞動，那就要小心了，因為人際關係複雜，常有小人打小報告。
一個中學數學教師正常工作量是每周12節課，而學校安排我每周24節課，作業全批全改，一天忙到夜，已使我感到非常吃力。更擔心的是那時我懷疑傳染了肺結核病，因與我同寢室的袁中立老師（右派）患有嚴重的肺結核病。肺結核是大量消耗人精力的一種傳染病，我不享有公費醫療，生了這個病，又不敢告訴任何人，因為害怕失去「教書」這個工作。暑假裡還要從事插秧、割稻等重體力勞動，我能請假嗎？不能！不能！我只能拖著疲憊不堪的身體，強打精神參加夏天農忙勞動！這是對我生命的嚴重摧殘。
一個月的勞動，每天起早摸黑，實在艱苦，最難忍受的是螞蝗叮咬，一下水田，它就不聲不響地叮在你的腳上吸血，吸得滾圓，你一拍打它就迅速掉到田裡；如果剛剛叮上，要想把它拿掉還真不容易，它死死叮在你的腳上拉不動。一雙腳整天浸泡在滲有豬牛糞的水田裡，被螞蝗叮過的瘡疤，癢得不得了，一抓就爛，苦不堪言。夜裡幾十個人擠在一間大倉庫里，學生睡眠真香，他們不怕蚊子叮咬，不怕天熱，汗流浹背照樣呼嚕大睡。而我就沒這福氣，白天勞累，腰酸腿軟，渾身散架；蚊子又似乎特別喜歡我，老在耳邊嗡嗡叫，即使點了數支蚊香（那時蚊香是用鋸木粉再拌點雄黃塞進直徑約1.5厘米的紙圈裡，然後壓扁，約一米多長），也不起作用，照樣在我不留意之處叮咬，再加螞蝗叮的紅疤，所以兩手抓癢忙個不停，潰爛的雙腳更爛了。實在太困了，才不知酸軟疼痛，忘卻一切悲傷，老天爺才恩賜我深睡幾個小時，讓我有氣力迎接新一天的勞動改造。睡眠中我還做惡夢、冷汗不止，實際上已經感染了肺結核病，但我渾然不知。
雖說跟學生勞動比跟老師們勞動放心，速度慢一點，數量上比學生少，但我有自知之明，總要跟牢，與學生一起下田，一起上田坎。對－個從沒經過田間勞動弱不禁風的書生，思想上又壓著沉重的政治包袱，要跟學生天天出勤，下田割稻，下水田拔稻秧、種稻，實在是疲憊不堪。尤其每日下午，自感乏力，面頰潮紅有微熱，實際上這就是肺結核發病的表現。每天勞動結束，腰直不起，腿提不動，肚子老有飢餓感。我必須打起精神，去食堂吃飯，也許太疲勞了，真的讓我吃又吃不多，咽不下，飯量明顯比學生少，但必須強迫自己多吃一點。
好不容易熬到最後一天勞動結束，同學們都興高采烈地說「晚上會餐，有肉吃了」。
一個月的農忙勞動，飯基本吃飽還不要糧票，下飯菜一般多是青菜、芋艿、羅卜、鹹菜等大鍋菜，那時能吃飽就很好了，根本不講究什麼營養。今晚會餐有肉吃，學生開心，當然健康狀況極差又擔心患有肺病的我更盼望有肉吃。
會餐前，一位學生幹部對我說：「今夜會餐你自己到農場員工食堂買了吃！」我頓時驚呆了！勞動了一個月，最後連會餐的資格也被剝奪了！
一瞬間，我全身的血沸騰了！就算是勞改犯，烈日下，一個月田間勞動下來，給一塊肉吃有何不可？就算「右派」是敵人，我總還在講台上上課，難道與學生一起會餐就敵我不分了？恥辱！羞辱！這是對我人格的歧視和侮辱！這件事永遠留在我的記憶中，一輩子忘不了。也許今日主張減肥的年輕人認為有肉沒肉吃，無所謂，何必如此計較。今天的年輕人沒有生活在那物資極度匱乏的毛澤東時代（城鎮居民每月發肉票半斤，到過年才發魚票），他們無法理解。那時會餐最好的菜就是老毛最愛吃的「紅燒肉」了，剝奪會餐資格，等於不給你吃紅燒肉。
那天最後的晚餐，農場的食堂里，農場幹部、員工、學生、老師笑語喧譁，杯盤狼藉，他們無視我的存在，我一個人從食堂窗口買了三分錢一碗的煮茄子，拿了一小缽頭蒸飯，站在食堂的角落裡，默默地吃著。
我明白，這是對右派的懲罰，我教書，雙倍工作量，只給我一半工資；我勞動，不給我肉吃。原來我是一頭牛，只配吃草，乾重活！牛雖乾重活，還有牛的主人愛惜它。我幹了兩個人的活，甚至超過兩個，有誰憐惜我呢！？
監視密告
1960年7月10日到8月10日，大王廟農場勞動一結束，離開學還不過十來天，我顧不得疲勞，顧不得囊中羞澀，立即趕回南通老家，看望父母弟妹。我期盼家的寧靜、家的安全。在家不用提心弔膽；在家不會因－時無意識的失誤，招來不幸；在家不用時時警惕，擔心飛來橫禍。見到父母弟妹，心中得到莫大安慰。我雖懷疑生了肺結核，為了不使家人替我擔心，我一直沒有告訴父母與弟妹。然而母親望見我這雙又黑又爛的雙腳，心裡又哀嘆傷心起來！我寬慰母親說：「在家休息幾天，很快會好的。」
在南通老家休息了近十天，返校後繼續高強度的工作，又精神極度壓抑，身體渾身無力，時有面紅，如似潮熱，能熬就熬吧！我還是不去醫院。
記得在大王廟農場勞動時，一天我肚子痛，一般情況下我能忍則忍，那天實在不行，又吐又瀉，不得不向學生請假回住處休息，正好校醫在農場，我就向校醫討了幾顆止瀉藥。事隔多日，某老師趁無人時問我：「你有沒有要校醫給你掛鹽水？」我驚了，肚子痛，又腹瀉，只向校醫要了幾顆止瀉藥，怎麼變成要求掛鹽水？可以去問校醫呀！這位老師是好心人，因有人反映又不相信才會私下問我這件事。
這事說明背後打小報告的人很多，我是在群眾監督的包圍圈內生存。
一轉眼秋收到了，學校組織全校教師去嵊州中愛公社上楊大隊收割晚稻，三人一組，與我同組的是葉××（女）和李××老師。李比我大七、八歲，都是手無縛雞之力的教書先生。每日割、打一塊稻田，我們三人事先也沒有什麼分工，結果他們兩位一直割稻，我一個人始終用腳踏打稻機打稻！誰都不輕鬆。我雙手接過他們遞過來的稻把，不停地在打稻機上翻轉。那時打稻機是用腳踏的，我的腳必須用力踏踏腳版，用力小一點滾筒就不轉了。儘管葉、李兩位老師割稻速度不快，我一個人要接兩個稻把，既要腳踏用力，又要兩手捏緊稻把在滾筒上轉動，穀子隨我手的轉動，紛紛落在稻桶里。一天下來腰酸背痛，手腳發軟。我咬著牙，沒哼一聲。
農忙結束，回校開總結大會，學校書記校長諸丹忱熱情地讚揚老師們積極投入秋收勞動……，突然板著面孔，話題一轉訓斥我：「顧延齡這次勞動不認真改造，出勤不出力，懶洋洋，稻穀打得不乾淨，沒有做到顆粒還家，……」
我一個人踏，葉、李兩個人割，我一人干兩個人的活，怎麼還是出勤不出力！原來我始終是學校的反面教材，隨時以我為靶子，殺雞給猴看！
我想難道葉、李兩位中有人當了「告密者」？或許葉、李二人對其他老師談起勞動情況時，說者無意、聽者有心，多事者立馬加油加醋向諸校長獻媚領賞去了！？
毛澤東時代，人人互相監視，互相揭發批判，靈魂完全扭曲。這些告密者，或許認為在右派身上再踏上一隻腳是要求進步、靠攏黨組織的革命行動呢！可悲！可嘆！
精神徹底崩潰了！我步履沉重的去人民醫院看病，果然是肺結核！醫生說應當休息兩、三個月，我不敢，我不能丟掉「教書」這個飯碗。那時似乎沒有保健意識，我不知道肺結核的嚴重性，也不明白會不會傳染給學生，只自費買了兩瓶《雷米風》，照樣每周上24節課，不向任何人講病情，無論精神多差，沒有請過一天病假！
你們也許會奇怪，膽子太小了！這是你們用今天的眼光來看毛澤東時代。因為我是右派，是階級敵人，你不接受監督、改造，那就可以給你更嚴厲的制裁：開除，回原藉接受群眾監督；或發配到農場勞動改造；判刑。無論如何，教書比前三種去處要好，我只能忍辱偷生！
幸虧那時年輕，自身有較強的生命力，總共只自費買了四瓶「雷米封」，從沒有掛過鹽水，上帝可憐我，肺病竟奇蹟般地鈣化了！
每次檢查身體，醫生看了我肺部多個鈣化點，總要問：「你過去生過肺病？」
到了七十年代末，我40多歲時，患有嚴重支氣管哮喘，那時形勢已有所好轉，我開始有了公費醫療，也沒有掛過鹽水；說真的直到九十年代初快退休時，我才生平第一次掛鹽水呢！
「顧老師，現在大概幾點鐘？」
1958年開始，為貫徹共產黨的教育方針：「教育為無產階級政治服務，教育與生產勞動相結合」，學校除了春季採茶；夏天割稻、種田；秋季割晚稻，停課下鄉勞動外，為了加強師生平時的勞動鍛鍊，學校決定在郊區方田山開墾六十多畝荒地。方田山原本長滿小松樹，為了種糧，毀林開荒。各班輪流去開荒，每星期勞動半天。
那時我任教高二四個班和初二四個班的數學，每周二十四節課。如果下鄉勞動，則叫我跟高二學生去；平時每星期半天開荒，則叫我跟初二某班學生去。實際上我每星期的工作量是24節課，加上半天開荒勞動。
開荒出發前我總拿一把鋤頭，低著頭悶聲不響地跟在學生隊伍後面行走。許多老師不敢同我交往，怕與我交談後，要引火燒身，甚至會戴上立場不穩，與右派分子劃不清界線的帽子。所以我從不與帶隊的班主任講話。我是去接受監督勞動改造的，何必讓人尷尬，或者自討沒趣。
初二學生不過是十三、四歲的孩子，他們天真、好問、好奇。他們不了解人世間的冷暖，分不清人的善惡。他們不是從階級鬥爭的角度去看人，更不會從政治高度去要求人。他們判斷一個老師好不好，是以你上的課學生聽不聽得懂，對同學是否一視同仁為標準。
勞動時，一些男同學喜歡到我旁邊來，七嘴八舌對我講一些他們感興趣的事。我幾乎不插嘴，不發表看法，只有在他們問我時才應答一下。小孩子勞動很賣力，但也難以持久，經常盼著休息時間到了沒有，或者是否可以收工回家了？他們問我：「顧老師，現在幾點了？」我說：「我沒有手錶」，起初他們難以理解，老師怎麼會沒有手錶？後來他們改問：「顧老師，現在大概幾點了？」
我根據太陽光線的位置，根據勞動量的多少，估算出大約幾點幾分。學生不信，就去找班主任問，結果一對，基本準確，這下學生驚奇、開心，奔走相告，一下子我成了學生心目中的能人，從此學生有事無事更喜歡到我旁邊來。
對教師來說，手錶是必需品，當時一塊普通手錶人民幣100元左右（相當於一個教師兩個月的工資），而我每月只有生活費25元，給父母10元，剩下15元維持最低的基本生活，就是1分錢一顆的水果糖，我也不敢奢侈。作為教師的我，沒有手錶，給工作帶來諸多不便，一堂課45分鐘，我只能憑感覺，憑教課內容，估計還有多少時間下課，所以我從不拖堂，完成教學任務，這也許是學生佩服我的地方之一。
我1957年大學畢業，到1964年底才窮盡積蓄，花91元買了一塊蘇聯寶石牌手錶。這塊手錶是我家產中最值錢的東西，是我的寶貝，它成了我隨身攜帶的計時器，給我工作與生活帶來許多方便。如今這塊笨重的寶石牌手錶，自然完成了它的歷史任務，至今還放在抽屜里，小偷也不看好它。
四十多年後，嵊州一中退休老師倪和欽先生對我講：「當年我們學生稱你顧老師為三個25，即年齡25，工資25，上課25（實為24節課／周）」，我笑了。他又說：「我們這些初中學生對你很尊重，因為你課上得好，勞動時、休息時喜歡到你旁邊，沒有手錶也能準確估算時間。學校領導得知你很受學生尊重，就召集班幹部教育我們，對右派老師要提高警惕，要保持距離。」嵊州剡山小學退休老師馬木芳先生也曾對我說：「當年我們幾個同學非常喜歡與你接近，班團幹部就找與你親近的同學個別談話，要我們學生揭發顧延齡的反黨反社會主義的言論」。
校長總盼望老師能得到學生的尊重。可在那個年代，右派不配尊重！學生尊重、喜歡右派老師就是錯誤，就要找去談話，就要他們劃清界線，揭發右派的反黨言論。
毛澤東執政27年期間，為維護其專制極權統治，鎮壓一切敵對勢力的反抗、破壞，一天也沒有停止過人為的「階級鬥爭」，對未成年學生也隨時灌輸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的教育，在孩子純潔的心田裡播種仇恨、製造恐怖。
「我們這裡沒有老師」
1960年秋已過了國慶節，學校領導突然宣布停課，動員全校師生立即去北山採茶。茶葉是嵊縣的特產，茶農一般只採摘春茶和夏茶，很少有採摘秋茶的。許多學生議論開了，現在已到深秋，茶山上的茶葉早摘光了。但大家心知肚明，肯定又是縣委里哪個人頭腦發昏瞎指揮。記得出發之前，全校照樣召開了批判「無茶論」的大會。
出發那天清早，我隨高二（丁）班學生，自背鋪蓋，步行六、七十里路，天快黑了，來到嵊縣與紹興交界的北山橫路坑。晚餐是毛筍鹹菜粥，第一次吃還覺得好吃，可是後來天天吃它，就怕了，肚子裡沒有一點油水，越吃越感到肚飢。
每天上午、下午，我跟隨十多個學生在茶山里轉來轉去，茶蓬光禿禿的，那有什麼茶葉呀！學校領導聽從上級指示還要批判「無茶論」，真讓人哭笑不得。
採茶任務肯定完成不了的，那怎麼辦？聰明的學生早就發現不遠處有一個試驗茶園，裡面一排排茶蓬，長得鬱鬱蔥蔥，這時似乎又沒有看見管理員，學生們喜出望外就大膽去「偷摘」了，當時學生沒有，也不會徵求我的意見（學生知道我是隨班監督勞動的右派教師，所以任何事都由學生作主）。學生嘻嘻嚷嚷進園不久，就聽見一聲吆喝：「誰叫你們來偷的？」學生們被趕到一旁，把我夾在他們當中，那位管理員大聲問：「誰是老師？」沒有人回應，我也悶聲不敢響。當時我年輕，衣著寒酸，個子不高，又不戴手錶，完全不像一個老師，管理員最後也真沒有看出我。而學生有意保護我，那位管理員繼續問：「誰是老師？」這時有幾個學生都一本正經地回答：「我們這裡沒有老師。」那位管理員似乎不相信，他的目光掃到一位戴眼鏡、長得有模有樣的童××同學，說：「你是老師！？」瞬時引得同學們哈哈大笑，這位管理員無可奈何，「偷茶」之事因找不著老師，就這樣平息了。
照理說身為老師的我，應該挺身而出承擔責任，可我沒有這個勇氣，很明顯一旦承認，其後果不堪設想，唆使學生偷茶，會無限上綱，這是階級鬥爭新動向，非開批判大會不可，也許還會送去勞教，甚至判刑。
數年前一次會議，碰到這位童××同學，自然談起「偷茶」他被誤為老師一事，我們不約而同地笑了。他說：「我戴了一副眼鏡，就把我當教師了！」我感謝他和這班天真可愛的學生保護了我，使我免遭災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