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衛國戰爭是一場中華民族歷史上亘古未有的抗擊夷狄入侵的絕續存亡之戰，蔣介石先生領導全國軍民，在極端艱難困苦的條件下，豎起了抗日衛國的大旗。（公有領域）
越王勾踐，臥薪嘗膽。千載之後，蔣公介石，「苦撐待變」，使「次殖民地」（中山先生語）之中國戰勝現代強國日本，再譜傳奇。蔣公何以成此偉業？一個基本因素是抗戰大戰略之正確及其堅忍堅毅的領導。蔣公抗日大戰略之要點又是什麼呢？本文試說之。
甲午戰爭以來，日本為能制中國於死地者，故革命黨人對日考量頗深。1926-1928，蔣之能成功北伐、初步統一中國，一大關鍵是妥善處置對日外交。不過，期間，日本仍三次出兵山東，並製造了「五三（濟南）慘案」。蔣對日本出兵實為意外，一度十分失落，為北伐大計，終決定繞開濟南北上，避免與日本直接衝突。但是，濟南慘案為奇恥大辱，蔣日記自此均以「雪恥」二字開頭（直至抗戰勝利）。國民政府亦定五月三日為「國恥日」。
另一方面，日本侵略成性、變本加厲，繼之以九一八事變（1931）、一二八上海事變（1932）、熱河之戰（1933）、長城之戰（1933）、「華北特殊化」（1935）等等。中日終將一戰，大勢明也。
然而，中日強弱異勢。第一，日本為現代化的工業強國，中國是落後的農業弱國；第二，日本統一，中國四分五裂。如果單單是中日之戰，中國可能很快就戰敗亡國了，中國憑什麼跟日本打仗而能最終勝利？蔣「終日思慮，對日無良法」，「只有忍辱待時，鞏固後方，埋頭苦幹」。
同時，國內局面複雜：共產黨的威脅、國民黨的內鬥、各地方勢力的割據等等，不一而足。
值此內外交困，蔣迫不得已確立「攘外必先安內」方針。1931年7月23日，九一八事變前夕，蔣發布《告全國同胞一致安內攘外書》，提出「抗日必先剿匪，攘外必先安內，安內以攘外，剿匪以抗日」。（需要說明的是，「攘外」最早包括所有以不平等態度對中國的國家，最主要的是指日本、蘇俄，九一八事變之後主要針對日本；「安內」則是指共產黨、以及反蔣的地方實力派，1934年後還特別指雲、貴、川的地方勢力。）
的確，「攘外必先安內」。可是，即使「安內」了，又如何抗日呢？1933年，蔣在戰略上做出了正確的判斷：「倭寇之目的敵，實在美、俄；如其果與我國大規模作戰，則其無的放矢，雖勝必敗，此為其最大弱點。吾唯有與之持久戰鬥耳！」此大戰略要點在於：
第一，持久戰、消耗戰、戰而不屈、拖住日軍。日本雖強，但小國寡民，資源有限，中國便以持久消耗戰拖住日本。中國只要能在抗戰中存活，即使內部極端困難，國土失掉大半，甚至只剩一個省，都要撐住。因為中國拖得起，日本卻拖不起；拖得愈久，勝利的概率就愈大。
第二，中日之戰與世界大戰結合，並同時結束。中國沒有能力獨自打敗日本，但是，歐戰必起，中國應運用列強間的矛盾，以外交手段引起相互牽制與干涉，一方面爭取時間備戰，同時以拖待變。只要國際情勢變化，中日大戰就有機會與世界大戰相結合，中國就有希望得到國際社會的同情與支持。蔣還特別強調，中日大戰必須與世界大戰在同一天結束，如此中國才能一舉脫離次殖民地的地位。
此大戰略在執行中，頗講謀略。本文僅舉數例。
其一，明確抗戰根據地。持久抗戰，必須有堅實的大後方。可大後方在哪？1933年，蔣即開始尋找，「大戰未起之前，如何掩護準備，其惟經營西北與四川乎？」。此後兩年，蔣走遍西北、西南各地，最後選定四川、雲南、貴州最為抗戰根據地，並以重慶為陪都。
其二，籍剿共以定西南。四川自民國成立以來一直是軍閥控制，南京中央政府管不了四川，怎麼辦？想到一個計策：圍剿江西中央蘇區，迫使紅軍往西南方逃走；借追繳紅軍，把中央勢力帶到西南這幾省。後果如此。1935年2月10日，四川省政府在重慶正式成立。蔣說：「即使我們丟失了中國關內18個個省中的15個省，只要四川、貴州、雲南在我們控制之下，我們就一定能打敗任何敵人，收復全部失土。」
其三，「隱忍備戰」。參考德國「秘密國防」的做法，悄悄的展開各種備戰措施。這個只能做，不能說，更不能讓日本知道。故，「以和日掩護外交，以交通掩護軍事，以事業掩護經濟、以教育掩護國防，韜光養晦乃為國家唯一自處之道乎。」（蔣介石日記，1933年7月4日）
其四，改變日軍作戰軸線。中日大戰，日軍勢必從華北南下（由北向南）或從華東西進（由東向西）。不同的作戰線，對「持久戰」會形成不同的戰略態勢。國民政府中央及資源多在淞滬及長江流域，日軍如從北向南進攻，其機械兵團在華北平原暢行無阻，能輕易過黃河，南下武漢，把中國一切為半，而若中國最精華的地區盡入日本之手，這場仗就很難持久。所以，必須想辦法改變日軍作戰線，「誘敵自東而西仰攻」。故，溝橋事變後，日軍置重兵於華北，但蔣介石不在北方和日軍決戰，而是在上海開闢第二戰場，把日軍引到淞滬。
其五，獲取德援，延長德國中立。孫中山廣東軍政府時期與德就有軍事合作。1926年，蔣請留德的朱家驊向德國著名將領魯登道夫洽聘德國軍事顧問。先後有135位德國軍事顧問來到中國，其中聲望卓著的佛采爾(Georg Wetzell）、塞克特（Hans von Seeckt）和法肯豪森（Alexander von Falkenhausen）等對中國抗戰的影響「至關重要」。全面抗戰初期的重大戰役中都有德國軍事顧問的參與和指導，以至於當時英國駐東京大使說「事實上，是德國人在組織中國的抗日戰爭。」截至1937年全面抗戰爆發前，德國累計給中國提供了10億馬克貸款，中國從國外進口武器裝備有83%來自德國。德國對中國陸軍的整編（30個德械師）、對中國國防工事的修建、對中國國防工業的整理、對中國交通系統（鐵路、公路）的完善，為抗戰貢獻極大。有論者稱，「如果沒有1930年至1938年期間以鎢砂為核心的、以中德易貨貿易為形式的中德軍事、經濟和文化合作，中國很難同日本進行軍事對抗。」（1936年11月，德日締結《反共產國際協定》，正式結盟。在日本的一再要求下，德國於1938年停止了對中國的軍事援助，召回了全部軍事顧問。法肯豪森行前，特意向中國保證，決不向日本泄露中國的軍事機密。）
其六，與蘇復交，爭取蘇援。1927年因廣州事變，南京國民政府發布對蘇聯斷絕邦交令（因北洋政府在，絕交令無效）。1929年7月17日，因中東鐵路事件，蘇聯政府宣布與南京國民政府絕交，撤回蘇聯駐中國使館及僑務代表。面對日本的威脅，1932年12月12日，中蘇恢復外交關係。為使日本陷在中國不能北進攻蘇，1937年8月21日，中蘇簽署《互不侵犯條約》，蘇聯開始向中國提供軍事援助：三批共2.5億美元軍購貸款（蘇聯實際提供1.731億美元，年利率3%，遠低於國家間通行的6.5%），共向國民政府提供20個師的蘇械裝備，建立了當時唯一的坦克機械化師；向中國總共派出了約500名軍事顧問和200名技術專家，經過蘇聯顧問培訓的中方人員將近10萬人；派出3665人直接參戰，其中最著名的就是蘇聯志願援華飛行隊，擊落擊毀日軍986架飛機，蘇聯也有211人在作戰中犧牲。但是，1941年4月，蘇聯和日本簽署《蘇聯日本中立條約》後，蘇聯的軍事援助就停止了。該條約使中國抗戰轉入了一個非常艱難的時期。1941年6月22日，德國入侵蘇聯。第二次大戰進入新的階段。雖然蘇援有很強的功利性和一定的副作用（制約蔣對中共政策），但幫助中國渡過了抗戰最困難的1937－1941年。
其七，「苦撐」終於等來變局。蔣期待日蘇開戰，卻久等不至，最後等到了美國。1941年12月7日，日本偷襲珍珠港，美對日宣戰。12月9日，國民政府對日本、德國和義大利正式宣戰。蔣向美、英、蘇建議：（1）太平洋反侵略各國成立由美國領導的同盟；（2）美、英、蘇各國與中國一道對德意日宣戰；（3）在太平洋戰爭結束以前，聯盟各國不得單獨對日媾和。自此，中國的全面抗戰同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結為一體，中國抗日戰場成為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東方主戰場。最終，美、英、蘇與中國一起共同對日作戰，中國贏得抗戰勝利，擺脫次殖民地的地位，成為世界五強之一。
中國的抗戰長達14年，死傷數千萬軍民，大半國土被戰火焚燒，空前慘烈。但是，中國也籍此改變了自己的命運，獨立於世界民族之林。
在這過程中，蔣公承負最大，1935年11月6日在日記中說：「茹苦負曲，含冤忍辱，對外猶可，對內猶難，何黨國不幸，使我獨當此任也！」
幸而，青史絕不成灰。蔣公之苦心，光照天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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