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他出生在一個極其普通的職員家庭，呱呱墜地之時的1937年正是抗日戰爭全面爆發的那一年。父親做人不存大志，希望有吃有穿就行了，帶著他東奔西跑，好不容易讀完高中。由於他讀書努力，1956年當他和哥哥雙雙從山西省以優異成績考入名校北京大學時，父親並沒有顯露出絲毫的樂觀態度。因為父親早就給他們說過：北大學生歷來愛參與政治，容易惹麻煩，希望他們弟兄報考南方的大學去學醫。沒有想到父親的擔心竟成事實。難怪今日北京還流行一句口語：清華的官，北大的囚，體院的漢，北外的妞。
北大，光榮的北大，民主自由的北大，也是多災多難的北大！僅1957年那場「反右鬥爭」的災難，這裡竟有近八百名優秀兒女淪為社會最底層的賤民。不少的人實際年齡不足二十周歲，還簡直是個黃毛未蛻，乳臭未乾的孩子啊！就被送去勞改勞教。在這龐大的右派群中，數學系自動控制專業高材生郭家一就是其中一個。
歷史留下的聲音
一說到五十年前那場荒唐絕倫的「反右鬥爭」，年過七旬的郭家一仍忍不住怒火中燒，憤慨無比地說：毛澤東發動的那場政治運動不但反文明，反人道，違憲違法，更重要的是把中華民族推入了黑暗的深淵，自此國家災難重重，人性扭曲，善惡易位，是非顛倒，謊話連篇，道德淪喪。其實到底哪個是反黨的右派？我看一個也沒有。比如拿我家來說，當時我姐姐畢業於華北人民革命大學，我和哥哥都還在北大讀書，一夜之間全都變成了右派，並且把姐姐發配到了北大荒，哥哥送進了工廠勞教。說實話，自我考上北大的那天起，就立志要當一名科學家，因此學習成績一直非常好。
記得是1957年5月19日那天，北大貼出了第一張大字報，從而點燃了五一九運動的第一把火，接著一夜之間整個北大校園裡的大字報可以說是鋪天蓋地。無論是張元勛和沈澤宜的《是時候了》，還是譚天榮的《一株毒草》，都是這時候出來的，場面非常空前，後來越鬧越凶。我們這些熱血沸騰的青年學生等於是莫名其妙地捲入了這場運動之中。當6月8日的《人民日報》發表了《這是為什麼？》社論之時，北大的鳴放已經達到了高潮。不少真心擁護共產黨的知識分子和熱愛黨的青年學生，都積極響應號召提出了發自肺腑的意見，提的大多是一些政治制度問題，並沒有推翻共產黨的言行。拿我來說（那時還不是黨員），只是在一次團員會上說了幾句話。一句是人民內部產生矛盾的根源主要是不民主；再一句官僚特權阻礙著群眾發表意見。另外，散會後我又說了一句，胡風不應該是反革命。接著跑到人民大學看了看林希翎。其實我並不認識林希翎，只是覺得她有才幹，崇拜她象現在的小年輕崇拜球星和歌星一樣。
總之，那時大家都是一心想幫黨整風。可是暑假過後剛開學，形勢突然就變了，最主要的是性質也來個180度的大轉彎。緊接著就是國殤節，在這期間北大宣布了右派名單。當時北大還從新華社請來一個高級記者做報告，我記得最清楚的一句話是：「美國如何對待黑人，我們就要如何對待右派。」這句話讓不少右派感到很震驚。趕到放寒假之前，學校又宣布了對右派分子的處理決定。當時我們班31名同學劃了4個右派，數學系總共不到800名學生就劃了70多名右派，據說全校師生共劃了700多名右派。並且逮捕了一批，開除了一批，給工廠送去了一批，還有象我這樣的一大批是受到了開除團籍，留校察看的處分。留校的右派雖然沒有發配出去，但是照樣在人格上受到了極大的污辱。
凌辱人格的揪心記憶
毛澤東說「右派分子是特殊類型的反革命」，「右派帽子是終身制」。一當你被列入另冊，就再沒有說話的權利，那些風派投機者，所謂靠攏黨和組織，「追求進步」的「革命者」，無論他們怎樣向你潑污水，扔垃圾，你也不能反駁，只能將血水往肚裡吞。
郭家一說，有次不知是哪個系的一個女右派，在吃飯前接受大家批判，當時不但是讓她站在飯桌上，而且還給飯桌上放了一把凳子讓她站上去，批完之後有個作惡男生喪盡天良地一下把凳子撤掉，那位女同學就摔到了地下，頭破血流鼻青臉腫，竟沒有一人指責作惡男生的獸行。我當時特別生氣，真想和那小子同歸於盡。記得還有一次半夜裝白灰，我們提出要戴口罩，結果他們除不讓戴外，反而說戴口罩裝白灰還有什麼教育意義。儘管如此，校園裡每個幼稚的右派學生都還在積極地表現自己，而且不斷地討好黨，都希望早點摘掉自己頭上的右派帽子。那時我們總以為共產黨就象丁玲說的一樣，好象是母親打孩子，只是嚇唬嚇唬。但沒想到後來越整越慘，甚至有不少人葬送了性命。你想摘帽真是比登天還難，比如1959年第一批摘帽，我們數力系70個右派只摘掉一頂帽子。所以說你怎麼積極都不行。因為摘帽的權力掌握「特殊材料製成的」黨員手裡。
郭家一說：在我們控制專業，生死大權是掌握在一個姓沈的男同學手裡，他年齡比我們大，是個留級生，學習雖然不太好，但他是個黨員，他怎麼折磨你怎麼算，沒有一個人敢起來反抗，因為他說話是代表黨呀！比如當時我們班有個姓杜的女右派正在和外班一個男同學談朋友，姓沈的和一幫積極分子把她恨的要死。有天晚上她在校園裡碰上姓沈的之後，沈組織積極分子用你想像不到的方法差點把她批死，而且想方設法把他們拆散。比如我們班裡四個右派數我嘴硬，所以挨整最多，就連睡覺也給你床下分個打呼嚕的。有天晚上我睡不著就叫醒了下床的那個打呼嚕的同學請他小聲點，他不但不小聲，反而還說你他媽右派分子還怕打呼嚕。第二天就組織批判我，並且讓我寫檢查，我寫好檢查就象阿Q一樣，給頂上寫了一句斷子絕孫。結果硬說我是罵黨和毛主席斷子絕孫。那次差點把我逼上了絕路。還有一次我去食堂打飯，當時正搞共產主義，飯票是自覺往下放，我帶的錢不夠，打了一份8分錢的菜只放了5分錢的飯票，沒想到姓沈的跟在我後邊看見了，他抓住這個3分錢的把柄，立即召開了批判大會，批了我很長的時間，此後什麼時候想批就拉去批上一頓。那年暑假也不讓我回家，還強迫把我送到長辛店機車廠的翻砂車間勞動改造。
1960年我該畢業了，當時別的同學都分配走了，姓沈的非要把我送到一年級留級。他對一年級的學生說，這小子是五年級的郭右派，他出身於地主家庭，不但思想反動而且道德也墮落敗壞，你們今後對他要嚴加管制。因此又把我留下整了很長時間。這期間我產生了第二次跳樓自殺的念頭，但最終還是沒有勇氣對待非常疼愛我的母親。其實我家並不是地主，我祖父早年被劃為逃亡地主，我父親很早就外出工作了，我連見都沒見過，我父親是在國民政府軍隊裡擔任過團級幹部。文化大革命時他被遣送回山西寧武縣頭馬營村的老家接受貧下中農管制。1976年被活活的折磨死了。1978年又給他平反，這時候人已經死了，平反有什麼用？
不是勞改的勞改生涯
面對極權，身陷暴政，根本無個人尊嚴與人格可言，正如關在圈裡的豬只等拉出去宰，而且還不准你叫，這叫什麼世道？郭家一的思緒又回到那個「黑手高懸霸主鞭」的年代。
他說：一年級把他整了很長時間後，北大又把他發配到晉西北的保德縣中學實行群眾監督改造，走時北大連畢業證也沒給他，到校後也不按大學生對待，每月只給26元生活費。不過這個縣緊靠黃河邊，非常窮，只有一條街，沒有什麼商店，即使有錢也沒地方花。別認為天天喝粥的窮地方就不想整人，其實他們在政治上也很敏感，中央稍有風吹草動他們也跟著緊折騰。剛開始還比較友好，比如開會時有的內容不讓他知道，校長就說郭老師你去備課吧，他只好悄悄地退出會場。到後來就不同了，每年一次的年終政治思想鑑定，別人很容易過關，他卻過不了，得變相批判鬥爭一兩次。有時候知道沒有理由批他，但想方設法也得給他搜出幾籮筐東西出來，縱是眨個眼也是問題。頭一年批他的理由是：一次他和幾個男老師開玩笑說：你們穿的羊皮襖有味。年底總結時非說他這句話是誣衊貧下中農；第二年批的由頭是，一次他在看當地民間傳統劇二人台的時候，說了一句「不好看」，結果不知誰匯報給領導，說他說，寧願看狗打架也不願看二人台。最終硬說他把貧下中農比的還不如狗。這次批得要比那次狠；第三年學校為了監督他，就讓他睡在一個老黨員的辦公室里，那孔窯洞潮，他就把床墊的很高，有個老師問為什麼床墊了那麼高，他開玩笑說：別人把我弄得越低，我就要把自己抬的越高。那老師當時還和他有說有笑，不一會就告到校長那裡去了。這次還沒等到年底就對他展開了批判，說他抗拒改造，非要問他是誰把你弄低了，到底是共產黨還是毛主席。校長還親自指揮把床腿下墊的幾塊磚頭撤掉，還說你越想高，我們就越要把你踩到腳底下，你想高除非蔣介石回來。
還有一年批他的內容是：有一次他買好飯出門時，碰上一個姓侯的女老師，她問他買的什麼菜，他端著飯盒讓她看，她順手挾點嘗吃了下，讓一個黨員看見後告給了校長，又對他的所謂的作風問題進行了批判。在保中改造了幾年，他每年的鑑定只有比較講究個人衛生這條是好的，其餘的全都不合格，真是讓你哭笑不得。其實他一直代高中的數學和物理等三門課，成績都特別好。後來他覺得黨和人民群眾對他越來越不好，有一次縣統戰部把他叫去參加民主人士討論會，會上又讓他給黨提意見，這次他連黨的一句不好也沒說，就是吃不飽也說好。結果縣上出了一份簡報，說他在會上繼續惡毒攻擊黨和毛主席。他找他們說理，他們說你嘴上沒攻擊是事實，但你心裡肯定攻擊了。這下他對共產黨徹底失去了信心。從此他好壞都不說了，有什麼想不通的就寫在日記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