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零二一年八月一日凌晨。美國東岸普林斯頓小鎮。
余英時先生駕鶴西去了。
自年輕時離開故國、從此後輾轉流寓海外數十載的他，如今，去往一個更遠的遠方。
這是一趟更遠的遠行。
這一趟沒有歸程的遠行，他去往的，是一個更美的家鄉。我相信。
因為經上說，凡甘願進窄門、走小路、追求公義之人，凡不願隨從世風和掌權者、一生堅守真道和正道的人，必有公義的冠冕、更美的家鄉為他存留。
司馬遷在《史記》中說過：「天下熙熙，皆為利來；天下攘攘，皆為利往。」意思是說，普天之下芸芸眾生一生的奔忙勞碌，大多無非是為了一個「利」字，這是一幅蜂擁而至、隨波逐流的眾生畫面。換成《聖經》裡耶穌的門徒——使徒約翰——的話來說就是，世人的勞苦愁煩，一切屬世的欲望，只不過是「肉體的貪慾、眼目的私慾，和今生的驕奢虛榮」。
而這位安徽潛山籍海外學者，一生所思所求的乃是公義、天道，而非名利、虛榮。他這獨異、與眾不同而顛沛豐厚的一生，走的是一條孤身「守死善道」、「明其道不計其功」、「以一人敵一國」的寂寞路，一條「少有人走的路」。
正因為此，故國曾將他劃入「黑名單」之列。原因呢，乃是因為他長期堅持一個人的「不合作運動」，永不懈怠地呼籲一個掙脫枷鎖和蠻暴的自由中國、人道中國和人文中國。
也許，他本是故國不配有的人。
但是，無論遭遇什麼，他本人卻常常表示「不能忘情於故國」。
即使離得再遠，傷得再痛，痛得再深，他也仍然心懷故國。
到如今，在這個盛夏清晨，他永遠地作別了故國。
故國真的更遠了。故國真的更遠了嗎？
在他離世後的那段日子，在震驚和傷慟之餘，一首很久以前的台灣民謠歌曲的旋律，不時地迴響在我的耳邊：「古老的中國沒有鄉愁／鄉愁是給沒有家的人／少年的中國也沒有鄉愁／鄉愁是給不回家的人」。
相信很多人都聽說過，他有一句流傳很廣的名言：「我在哪裡，哪裡就是中國。」
是不是給人一種驕狂的感覺？抑或是，精神錯亂？
中國，難道不是那個位於亞洲東部、人口位居世界第一、面積高達九百多萬平方公里的一塊東方大陸？你余某人一生大半輩子流亡或居住在海外，足跡踏過英屬香港、民國台灣、美國東岸、中部、歐洲、日本、新加坡等地，怎麼你所在的地方就是「中國」呢？這不是精神錯亂、胡說八道嗎？對於不太了解余氏學術成果、學術成就和學術地位的人來說，恐怕會訝異、甚至反感他的「驕狂」吧。
相信這是不少人的質疑，尤其是那些所謂的「愛國」人士們。
這樣的質疑，乍一聽，似乎有道理。
但請了解一下這句話的背景，以及這句話的全部內容。
那是1978年，中國大陸剛剛結束了「文革」、打開國門後不久。
當時任教於耶魯大學歷史系的他，作為美國首個「漢代研究考察團」的成員，對中國進行了為時一個月的訪問。這趟行程，他走訪了洛陽、西安、蘭州、敦煌、昆明、成都、北京等多處地方，並且有充分的機會與家人親友相聚，細聽他們訴說近幾十年來的遭遇。
返美後，他百感交集，五味雜陳，生出了無量苦痛和絕望。心裏面對故國僅存的那星點希望，就這樣破碎了。
在苦痛之餘，他寫下了這樣的文字：
「那根本不是人能住的社會，人與人之間的關係只有利益和算計，到處是政治掛帥。是的，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都是政治掛帥。所以我不覺得，那是回到了中國。反倒覺得那是外國，比外國還要外國。
我回來之後，有幾個月都精神不振。我知道的中國文化已經沒有了。從那以後，我覺得那不是我的故國了。」以後，我是再也不會回去到那個地方了，「我在哪裡，哪裡就是中國。為什麼非要到一個地方才叫中國？那塊土地上反而沒有中國。」
這是多麼椎心的醒悟！這是多麼傷楚的決絕！自少時去國之後，這將近三十年來在海外不停地奔波，遷徙，輾轉多地，曾在不同國家不同城鎮不同校園居住，表面上看起來已經在異國他鄉安家樂業，融入了所在國所在地的社會。可是，這些年來多少次午夜睡夢中出現的，仍是童年時代走過的故土的畫面，異域的山水也會勾起對少年時期流連的鄉間的記憶。雖然他早就知道山河已然變色，故國風物不再，但仍然還在心間對故國存有一絲的眷戀和幻夢。
如今歸來的他，終於徹底地醒過來，那個魂牽夢縈的故國已經面目全非了，那個溫情禮治的故國是早已不存在了，也是再也回不去了。
就這樣的，故國，已經變成了久遠的歷史，化成了遙遠的記憶。醒悟過來的他，不由自主地說出了一個冰冷而荒誕的事實——「那塊土地上反而沒有中國。」
原因呢？
向來以論證嚴謹周密、史料充分翔實，備受學術界知識界肯定、尊崇的他，在這裡只是籠籠統統地講了兩點理由：
其一，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都是政治掛帥，被來自異族的以欺詐和殘暴著稱的「列、斯體制」全面征服和禁錮；其二，中國文化已經沒有了，毀於從外面移植過來並強加於中國民族之上、摧殘壓制個人精神自由和尊嚴、可稱之為「馬家店的新名教」的西洋糟粕思想體系。
從此後，他再也沒有踏上過那塊叫做「中國」的土地。
不過，中國方面卻是一直想統戰這位在國際學術界久負盛名的海外學者。
有關地方當局將安徽潛山的余氏祖居修繕一新，建造成為「余英時故居」而作為當地的旅遊資源。多年以來，從安徽省、市、縣各級機關的黨政官員，到統戰官員、文化官員、高校官僚，絡繹不絕地赴美造訪，歡迎他回鄉看看，鼓動他衣錦還鄉，光宗耀祖；當局還曾經組織過一個19人的安徽代表團赴美溝通，以「鄉情」和「親情」勸說、邀請他回鄉走動走動；中國的駐外使領館也曾通過各種渠道聯繫他，托人傳話給他，歡迎他到大陸到處走走，也可以是私人的訪問。
顯然，他成了當局的高級「統戰對象」。
然而，這種種嫻熟而讓常人難以抗拒的統戰手法，從來都沒有成功過。
1978年之後的他，終是沒有再回去過。
直到終老。直到客死。
近幾十年來，迴蕩在他心中的，仍然是那句——「我在哪裡，哪裡就是中國。」以及另外的兩句話：
「為什麼非要到一個地方才叫中國？那塊土地上反而沒有中國。」、「我知道的中國文化已經沒有了。從那以後，我覺得那不是我的故國了。」
類似於他的這句痛徹心腑的「我知道的中國文化已經沒有了」的內心感慨，也曾發自其他文化人的口中、筆下。
1966年，81歲的上海學者熊十力，耳聞目睹文化大革命的瘋狂悖逆、毀滅文化，遂常常在許多小紙條上寫些抗議的字句，有時甚至寫在褲子、襪子上。然後，他獨自一人、跌跌撞撞地走到街頭或公園裡，面容悲戚地喃喃自語：「中國文化亡了！」、「中國文化亡了！」
1964年，54歲的香港學者唐君毅在流亡香港十五年之際，對中國大陸的政治社會現狀悲憤不已，繼而撰寫文章，指出「中國文化的崩倒、飄零、散失」。他是這麼說的：
「以整個中華民族今天之情況而論，大陸中國之五六億人，無一能逃馬恩列史之思想奴役和黨權之專政政體。」、「以今天之中國文化而論，如一園中大樹之崩倒，而花果飄零，枝葉離披，隨風吹散，則不能不說此是大悲劇，是不可不為痛哭而長太息者也。」
1978年海外的余英時，1966年上海的熊十力，1964年香港的唐君毅，他們身處不同的時空、不同的環境，卻不約而同地在為中國文化的淪亡而痛心疾首，而涕淚交流，而長聲嘆息。這是他們個人的創巨痛深，也是這個民族的千載悲劇。
晚明學者顧炎武在他的學術札記《日知錄》中，曾區分「亡國」和「亡天下」的不同之處，進而指出「保國」和「保天下」的區別。
這位晚明大儒是這麼說的：「有亡國，有亡天下，亡國與亡天下奚辨？曰，易姓改號，謂之亡國，仁義充塞而至於率獸食人，人將相食，謂之亡天下。」
這段話，道出了顧氏對文化的高度重視，和對生民的深切同情。在顧氏看來，「亡國」，只不過是改朝換代、換個王帝、國號、統治者罷了；而「亡天下」乃是文化之亡，這才是最可怕的。如果道德衰落，文化不存，仁義的道路被阻塞，統治者虐害人民，百姓之間紛爭不斷，那就是「亡天下」的莫大悲劇了。
用現代的話來說，「亡國」指的是失去政權，「亡天下」則是文化的消亡。
進而，顧氏提出了「保國」和「保天下」的思維命題。他的原句是：「保國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謀之；保天下者，匹夫之賤，與有責焉耳矣。」
過了兩百多年，這段話被梁啓超濃縮成了「天下興亡，匹夫有責」八個字，成為華人世界皆知、但被許多人誤解的名言。那麼，顧氏的原意究竟是什麼意思呢？
他想說的其實是，保衛一個國家的政權系統不致被傾覆，是帝王將相和文武大臣的職責；而民族文化的保護和傳承、仁義道德的守護和發揚，就連每一個低微的百姓，都是有責任的。
生處四百年前、17世紀東方絕對皇權體制下的顧炎武，竟然會有如此超前的現代民族國家觀念和文化意識。他當時一定很寂寞。
不能不佩服這位晚明學者的思想超前，以及以民族文化為重、以天下蒼生為念的胸懷。
古代顧氏當年的這一「亡國、亡天下」論述，讓四百年後的現當代學者余英時讀起來，頓時覺得「心有戚戚焉」，心裏面激盪出一股驚湍怒浪的傷痛和寂寞。也許是因為，這兩位一古一今的學者所身處的時代、遭逢的際遇、目睹的亂象，有某種相似甚至共同之處吧。
進而，作為史學家的余英時悲憤地指出，20世紀中葉的這一次「亡國、亡天下」，放在一部漫長的中國歷史裡頭來看，其黑暗、禍亂、鉗制社會每一個角落的程度，更甚於歷史上的幾次「亡國、亡天下」：五胡亂華、五代十國、蒙古入主。身為有良知的清醒的華人歷史學者，怎麼可能會對此無動於衷？又怎麼可能會不為此扼腕嘆息？！
他的這句論斷，曾經讓我在無數個午夜夢回之際輾轉難眠，既感到醍醐灌頂，又久久地悲從中來。
依我之讀史經歷體會，我曾不揣淺陋地對他的這一論斷稍加修改。那是：在華夏中國悠悠數千年的歷史裡頭，總共有過四次的亡國亡天下，均亡於外來蠻族或政權的暴犯之手，即五胡亂華（公元4世紀）、蒙元南侵（13世紀）、滿清入關（17世紀）、蘇俄亡華（1949）。
前三次的亡國亡天下分別歷時135年、97年、276年，第四次則仍在進行時。何時能夠結束亡國狀態，恢復我千載中華，尚未可得知。也許，這是包括余英時在內的那些獨異者、清醒者和仁人志士們的一句「天問」吧。
余英時終身不再歸國的心志，是如此的決絕，又是如此的茹泣吞悲。原因是，故國已經既「亡國」又「亡天下」了；或者說，國土不能守，歷史文化亦不能守了。他心中念茲在茲的故國和中華文化，已經成為明日黃花——中國已亡，中國文化也已亡了！
1958年秋，他在哈佛偶然從友人處，借到了一本從中國大陸秘密流出海外的書。
這本書，是廣州學者陳寅恪的文史論文《論再生緣》的油印稿本。
讀罷，他不禁深深地為該書所流露出來的無限沉哀而感慨、而嘆息。
於是，他將陳氏這本書看作是————「一首為中國文化而寫的輓歌。」
他的慨嘆，藉由文字表達了出來：「《論再生緣》中並無一語及於現實，然而弦外之音，清晰可聞：中國文化的基本價值正在迅速地隨風逝去。
我已失去國家，現在又知道即將失去文化，這是我讀《論再生緣》所觸發的一種最深刻的失落感。『天末彤雲黯四垂，失行孤雁逆風飛，江湖寥落爾安歸！』王國維這幾句詞恰好是我當時心情的寫照。」
余英時這句「既失去國家、又失去文化」的慨嘆，與寫作《論再生緣》時的陳寅恪的沉哀，可謂心氣契合。雖然這兩位文化人一個困在國內，一個身居海外，但這一冷冰冰的、只有少數人才能看清的事實真相，是他們各自生命中所不能承受的沉重與哀傷。
故國，是再也回不去了。
那個水清天藍、風物閒美的故國，如今已漸行漸遠。那個民風和淳、仁義禮智的故國，也已經煙消雲散了。
從此，他成了泰戈爾筆下那「永恆的異鄉人」。
從此，他不再把故國系在鞋底，而是義無反顧地走自己前方的道路。
從此，他像歷來「在自己家鄉不被人悅納」的先知一樣，孤身前行，悲歌不已。
從此，故國，成了他醒時的夢，夢中的淚；成了他紙上的煙雲，筆下的丹青；成了他「夢裡不知身是客」的悵然憶念，成了他「流水落花春去也」的雋永情愁；成了他鍾愛的唐詩中洋溢著「梅香與花影」的一方天地，成了他神往的儒墨釋道、程朱陸王「巍巍然如高山仰止」的深邃哲思。
從此後，他就像明末流亡日本傳播中華文化的朱舜水先生一樣，在海外發憤著書，勤勉講學，培育弟子，籌辦刊物，孜孜不倦地以圖保存和流播中國文化，留存和闡揚中華文化正統。
這個長期流寓海外、在荒野中孤身前行的學術旅人，以持續數十載的努力，開拓了一塊真正代表二十世紀下半葉至二十一世紀初葉漢學界現當代人文科學業績的疆土，把中國歷史文化和思想的精義完整地存留了下來，熱忱地向世界弘揚。這孤寂而持之以恆的種種努力，都寄寓著一個發自其心底的強烈心聲：中國不能亡！中國文化不能亡！
在他辭世後數日，其骨灰下葬於普林斯頓公墓。
這裡是他的父親余協中先生、繼母尤亞賢女士的合葬之地。
遺憾的是，由於他的墓碑尚未製作，只能暫時在緊挨其父母墓地的旁邊，壘成一個小土堆。
小土堆的上面，擺放了幾個花盆、幾束鮮花，和寫有墓地主人信息的卡片。
除此之外，還有諸多的遺憾。雖然他以逾九旬高齡離世，但他還有很多的事情沒有完成，就匆匆作別人世了。
比如，他在88歲高齡之際（2018年），出版了《余英時回憶錄》的上冊。該書從他7歲那年（1937年）寫起，直寫到31歲（1961年）取得博士學位為止，只占了其人生歷程的約三分之一。由於年事已高，體力精力不濟，直至他離世也未能完成回憶錄的下冊，讓這本回憶錄成了一本「未完成的書」，而成為華人知識文化界和讀者心中永遠的遺憾。
此外，他還有一些稿約、題字要約、專著，也未能完成。比如，2021年7月，台灣允晨文化出版社發行人廖志峰先生曾致電他，邀請他為該社成立四十周年題字，他當即一口答應，可惜此事最終未能成就。
又比如，他在晚年曾著手研究唐代詩人和高僧（尤其是禪宗法師）的關係，打算為此撰寫一部專著，可惜最終未能如願。
也許，這就是人生。有遺憾，有缺陷，不完美。
但是，我們不必為這些耿耿於懷，為這些長久地遺憾。因為一個永恆的學者，他的墓碑尚在其次，他的題字尚在其次，甚至於，他的回憶錄也尚在其次；重要的是，他的著作文章和思想存留了下來，他的道德人格和氣節存留了下來。
在這個夏日清晨，終其一生研究歷史和思想文化的他，在睡夢中走入了歷史。他的笑容、他的憂憤、他的筆墨紙硯，也都在這清晨的涼風中永遠地飄走了，徒留我們在這人世間倍感無以復加的空虛和傷悲，也留給我們和後人諸多的遺憾。
然而，我們會在傷悲中欣慰，在空虛中知足，因為這位華人學者的著作思想、德行節義，有如歷經烈火千錘百鍊的精金美玉，定然永不見朽壞，而能夠在歷史長河中發出恆久的燦爛與光華。
是的，他的著作思想、德行節義，必將永不會朽壞，定然能長存於這個彎曲悖謬的世界上。
在他生前，我這樣認為。在他走後，我更加這樣認為。
初稿寫於二零二一年八月，修改於二零二二年九、十月，於美國威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