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1年7月17日，在北京的一條街道上，一個宣傳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TO）的廣告牌
2001年12月11日，中國成為世界貿易組織（WTO）的成員。如果美國不支持，不可能發生這種事情。
現在回想起來，這是我們美國曾經做出的最糟糕決定之一。
明確地說，美國支持中共加入世貿組織和其它國際組織，是基於中共對市場化改革和遵守國際組織規則的承諾，即使明知其崛起是以犧牲西方民主、安全和一般常識為代價的。我們經常對中共政權缺乏透明度、互惠性和環境標準，侵犯人權和使用奴工，以及無數次違反先前協議和國際法的行為視而不見，避而不談。坦率地說，我們認為並希望共產主義中國將成為一個市場驅動的國家，並最終成為一個更加民主的國家。
中共精心策劃了完備的經濟戰爭理論，加入世貿是把這個理論付諸實踐的一部分。由於我們的天真，我們允許他們訪問我們最珍貴的研究機構，交出了無價的智慧財產權。我們還通過在中國建立最先進的工廠，將我們一些最有價值產品和技術的複雜工藝提供給了中共。然後，通過製造業外包，讓我們在關鍵部件和加工材料方面依賴中共，這使它能夠以大規模生產的優勢為武器洗劫美國中西部工業地區的中小型公司。
這使中共能夠通過強制技術轉讓、盜竊、欺騙、戰略補貼、人才挖角、網絡黑客、恐嚇和金融誘惑來購買我們國家的一些最有價值的資產。
最重要的是，我們允許中共進入我們的低成本資本市場，而不必遵守標準的會計慣例，這意味著不能對它進行審計。這使中共能夠為其監視國內民眾和軍事發展提供資金。現在，經過我們的許可，中共的雲端運算和應用程式公司正在自由傳送我們消費者的大量數據，這使他們能夠跟蹤美國和世界上其它國家客戶的購買習慣。
我的個人觀點
對中共技術經濟戰的看法可以追溯到我在美國中西部的成長經歷。我的德裔美國人父親向我灌輸了誠實和努力工作的價值觀。
我童年時在父親的五人機械加工車間焊接的經歷使我熱愛製造業，他解釋說像他這樣的小公司是美國經濟引擎的核心和靈魂，就像德國的中小企業一樣。他告訴我，我們兩個國家的製造業實力的關鍵是公平競爭，這推動了生產力並提高了生活水平。他的目標是讓我比他生活得更好，讓我的孩子比我生活得更好。
多年來，看著中共以大規模生產為武器摧毀美國的中小規模製造基地，我感到很痛苦。我親眼目睹了它對成千上萬的美國中小型企業造成的破壞性影響，比如我父親的機械廠。起初我並不理解，但現在我認識到，這是北京經濟魔獸戰略的結果，即利用國家補貼、貨幣操縱、不受管制的高污染能源和強迫勞動來奪取競爭優勢。
在我擔任通用汽車公司副總裁的十年間，我看到了中共強制技術轉讓的過程。我了解到，在中國建廠意味著不僅要交出藍圖，還要交出美國公司的工程技術。
2005年5月28日，在中國上海，上海通用汽車公司浦東金橋南廠，工人們在別克凱越（BuickExcelles）的生產線上工作
在矽谷工作了30年後，我看到了北京不間斷的網絡黑客攻擊和恫嚇。我曾被中共官員和國家支持的中國公司招攬，做「友好」的合資企業。我看到中共政府的資金大量收購擁有寶貴技術的陷入困境的公司，並隱蔽地投資於最先進的初創企業。當阿里巴巴竊取艾瑞柏（Ariba）的智慧財產權時，我感受到的痛苦如同我公司王冠上的寶石被中共偷走一樣。
這時我聽到了我父親的聲音：「基思，我相信自由市場，但當有人進入市場，不按規則行事時，市場就不再自由了。這是一個傻瓜的市場。」
戴上我的CEO眼鏡
作為上市公司的前CEO，我是這樣看的。如果我與你競爭，我可以竊取你的智慧財產權、使用奴工、進行賄賂、補貼我自己的公司、永遠不必透明、利用不受監管的廉價燃煤電廠、不必與我的國內市場對等，但同時又迫使你轉讓你的技術。我可以購買你的公司，但你不能購買我的；我可以雇用你國家的銀行家和律師，但你不能雇用我的；我可以獲得你的數據，但你不能獲得我的數據；我可以在你的國家做我的宣傳，但我不讓真相進入我的國家；你的帳目必須被審計，但我的不行，我不需要遵守法律，或者我就是法律——那麼我每次都會打敗你。
這就是中共40年來一直對自由世界所做的事情，以使自己獲得戰略優勢，而且沒有絲毫證據表明習近平會很快放慢腳步。全球化假定每個人都在公平競爭，並且規範國際貿易的良性經濟力量消除了採取保護措施的必要性。但這個理由有一個重大缺陷：它沒有考慮到像中共這樣不守規矩的破壞者。基於規則的國際秩序和全球化所依賴的公平競爭環境已經不復存在，而這正是中共加入世貿組織時承諾要遵守的規則。
美國CEO開始摘下玫瑰色的眼鏡
許多美國執行長現在開始摘下他們的玫瑰色眼鏡，以共產主義中國真實的樣子、而不是我們所希望的樣子來對待它。中共一直試圖把自己描繪成一個被誤解的、但是善意的全球夥伴，現在這種努力已經失敗。與中共做生意的公司已經受夠了寄生的合資企業、公然的智慧財產權盜竊、全球範圍內的霸凌行為，以及被強制要求提交的專門信息，這些信息已被中共用來建立商業優勢。
在俄羅斯總統弗拉基米爾‧普京入侵烏克蘭之後，三百多家美國最知名的公司急速削減了他們在俄羅斯的業務。不需要很專業的國際事務知識，就能理解支撐中俄夥伴關係的共同點。兩國政府都以無法無天的行為、口是心非、恃強凌弱、國內壓迫、脅迫性經濟手段和嚴重侵犯人權而聞名。與之對照的是，構成中共監控國家支柱的科技巨頭，如華為、阿里巴巴、騰訊和小米，仍然樂此不疲地在俄羅斯做生意。
隨著習近平最近對私營企業的打壓，以及攻擊台灣的現實性（中共拒絕排除這種可能性），美國企業董事會越來越明白，與中共做生意，在中國做生意，或者為中共做生意，都代表著巨大的風險。董事會對股東負有減輕此類風險的信託責任。這就是為什麼許多美國最受尊敬的董事會成員要求他們的CEO制定一個中國應急計劃。他們意識到，緩解中國風險的計劃不是演習。
執行長們知道他們不能在這個問題上措手不及，因為其影響將比剛剛在俄羅斯的經歷大10—20倍。他們明白，當那一刻到來時，如果他們沒有準備好，就太晚了。當可怕的事情變成不可避免的時候，就不再需要害怕了。執行長們必須制定一個計劃並執行。
作者簡介：
基思‧克拉赫（Keith Krach），《大紀元時報》撰稿人，前副國務卿，目前是克拉赫科技外交研究所（Krach Institute for Tech Diplomacy）主席。他曾擔任DocuSign公司和艾瑞柏（Ariba）公司的董事長兼執行長，以及普渡大學董事會主席。克拉赫被提名為2022年諾貝爾和平獎的候選人。
原文：China and the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A Misbegotten Alliance刊登於英文《大紀元時報》。
本文所表達的是作者的觀點，不一定反映《大紀元時報》的立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