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會泳與江青在大寨
上個世紀六七十年代，樣板戲一度風靡全國，成為一個時代的印記。說起樣板戲，不能不提到兩個人：一個是江青，江青曾大力扶持樣板戲的創作和發展，正是在她的推動下，樣板戲在舞台上反覆上演，獨領風騷；另一個是于會泳，于會泳曾任文化部部長，對樣板戲的創作貢獻頗多，他還是《智取威虎山》與《海港》的主創人員之一。
原本，一個人在專業領域究竟能夠達到多深的造詣，主要看他的天賦，于會泳就是一個具有很高藝術天賦的人。1926年，于會泳出生在山東威海於家村的一個農民家庭，從小就對當地的秧歌、大鼓、京戲很感興趣。高小畢業後，于會泳無師自通，學會了拉二胡、吹笛子、彈三弦，具備了一定的文化素質，在本鄉小學做了一名教師。
1946年，于會泳憑藉出色的成績考入了膠東文工團，成為革命隊伍中的一員。文工團里有許多才華出眾的人，這使于會泳決心提高自身的藝術才能。通過一段時間的刻苦鑽研和虛心求教，于會泳學會了譜曲、編導和許多民族樂器，並出版了一本《膠東民歌集》。
像于會泳這樣天賦出眾又刻苦努力的人，決不甘於只做池中之物，他一直夢想著更為寬廣的舞台。1949年，23歲的于會泳以膠東文工團骨幹的身份，被選送到上海音樂學院學習。在那裡，于會泳碰到了他的第一個伯樂，這個人就是上海音樂學院的院長賀綠汀。
如果單從相貌上看，于會泳與其他年輕學員並沒有太大區別。但賀綠汀注意到的是于會泳在民族和民間音樂方面的才華，這是他在其他學生身上看不到的。
這段時間，于會泳根據之前所掌握的技能與對傳統饒舌、戲曲的知識，開始進行創作。為此，于會泳特別重視學習專業的作曲技術，留意對民族民間音樂的收集和整理，這些都為他日後的大放異彩奠定了基礎。
進入到六十年代初，留在上海音樂學院任教的于會泳開設了兩門選修課，即「民間曲調研究」和「腔詞關係研究」。正是這兩門選修課的開設，引起了專業人士的注意，在賀綠汀的推薦下，于會泳擔任了民族音樂理論系的副主任。
1963年，戲曲現代戲的熱潮席捲全國，隨後不久，于會泳便被借調到上海京劇院，參與《海港》的音樂設計工作。1965年，江青在《文匯報》上看到了一篇《評郭建光的唱腔音樂設計》的文章，作者就是于會泳。江青看到這篇文章後非常興奮，張春橋聽說後，立即將于會泳所寫的相關文章以及于會泳的個人資料收集整理起來交給了江青。江青看到這些材料後，非常高興，特地專門召見了于會泳。
從此，于會泳便攀附上了江青這棵高枝。
那段時期，于會泳以極大的熱情，投入到樣板戲的創作之中。在他的主持下，《海港》、《智取威虎山》、《杜鵑山》、《龍江頌》等劇目相繼誕生，這些劇目的湧現，進一步加重了于會泳在江青心中的地位。
1969年，于會泳作為上海代表參加了中共「九大」的召開，並當選為主席團成員。1973年「十大」召開，于會泳更上一個台階，成了中央委員，並出任國務院文化組副組長（相當於文化部副部長），成了副部級幹部。1975年，于會泳更進一步，成為文化部的部長。
汪曾祺是當代著名文學家，被譽為京派作家的代表人物。他是《沙家浜》的編劇之一，曾經高度讚揚于會泳是「前無古人」的大才，對於他將西洋樂器引入京劇更是讚不絕口。
但汪曾祺對于會泳的為人，卻頗有微詞。他在回憶錄中談到一件往事，那年，于會泳組織領導了一台晚會，其中三個小戲，全是抓特務的。因為這個，閻肅半開玩笑地對于會泳說：「一個晚上抓了三個特務，你這個文化部成了公安部了！」于會泳當時沒有說什麼。第二天于會泳在賓館禮堂作報告，擺出一副非常嚴肅的面孔說：「文化部就是要成為意識形態的公安部！」此話一出，弄得大家都很尷尬。原本就是一句玩笑話，他卻硬要提到原則高度。于會泳給汪曾祺的印象是，這個人翻臉不認人，不講人情，和他開不得半句玩笑。
身居高位的于會泳，此時已經從自己熟悉的專業領域轉移到了政治領域，身為江青一手提拔起來的幹將，于會泳積極參與了一系列陰謀活動，把自己變成了「四人幫」的親信，執行了一系列「四人幫」的錯誤方針和政策，犯下了許多罪行。
1976年10月，「四人幫」被粉碎，于會泳隨即也被隔離審查。審查期間，于會泳作出了一個令人震驚的舉動，竟然服毒自盡，最終以慘澹的結局收場。
縱觀于會泳一生，如果他不涉足政治，他毫無疑問會成為一名非常有造詣的藝術家。可惜造化弄人，讓他登上了政治這艘巨輪，身為水手的他顯然不能把握巨輪的方向，只能賣力地划槳，最終葬身大海，被歷史所淘汰。
2023-02-0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