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我懂事起，父母間的戰火似乎從未止熄過。吵架不必說了，動手也是家常便飯。那真是一個恐怖世界，我願奉勸天下一切忍不住要動手打架的父母們千萬不要有小孩。來北京後，母親先是在北京第十九中學教俄語，頗覺失意，終於費了老大的勁，設法調到了北大俄語系，當一名四處跑腿的小小資料員。這對於婚姻不如意，從來又是事業心極強的母親來說，那是再晦氣不過了。別的教授太太當然也好不到哪兒去，母親偏又越來越「革命」了起來，發誓要徹底洗淨身上的「資產階級淤泥」，所以和教授太太們越來越合不來。
我不清楚這種思想觀念、情感、立場的巨變是怎麼發生的，總之母親對毛澤東那一套漸漸走火入魔了。腦子裡什麼都不想了，只有一個心思，就是「入黨」、「入黨」，對家務和子女越來越馬虎，一天到晚跟那位入黨聯繫人無止無休地匯報思想。母親這時一切從簡，盡力「向勞動人民、向工農兵看齊」。又來了個什麼「三年困難時期」，物價暴漲、百物匱乏。偏偏我又得上了「富貴病」急性傳染性肝炎。少許存款，連同母親年輕時積攢下的一點金銀首飾，陸續被通貸膨脹的血盆大口吞吃了個乾淨。那時一兩黃金的國家收購價僅只九十餘元人民幣，簡直是掠奪性的。母親賣時一邊肉疼，一邊自我安慰，說是「支援國家社會主義建設」。
然而黨卻不是那麼好入的。那是一門高深的學問，有些人窮畢生之精力，也不得其門而入。我不知道有沒有人研究過這一門「入黨學」，我建議立這樣一門學問，俾為有志者指點迷津。
我還沒有見過比母親更信黨、更愛黨勝過一切的人。入黨，這是她後半生的全部生命意義之所在，除此之外，她不知道人生還有別的什麼價值。丈夫不必說了，需要的話，家庭、子女、親友乃至她的生命，什麼她都可以在所不惜地獻給黨。生命算得了什麼？她根本不怕死。當年乘輪船從新加坡逃往印度，天上的日本飛機又轟炸又掃射，別人嚇得要死，她卻若無其事。
黨的大門卻對她緊閉著——不是徹底關閉，留著一絲絲縫隙，透出一線線光明，讓她永遠不至徹底失望。她出身不好——官僚地主家庭；社會關係複雜——一大幫親戚朋友在海外、在台灣；在黨的困難時候，她沒有過絲毫貢獻——儘管她說她年輕時就嚮往進步，結交共產黨朋友，並且痛恨國民黨的腐敗；她過去的生活方式可疑——完全是一位資產階級闊太太的模式，儘管她說她不過是個知識分子，從來不是資產階級的一員，但她不敢否認那是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的圈子；更要命的是，她還加入過國民黨——雖說她檢討過一百次以上，說那是生計所迫，不入就去不了那個該死的「僑資訓練班」，拿不到飯碗，而且一上了開往海外的輪船，她就把國民黨的黨員證撕碎扔進了大海，可是畢竟，誰又看見了這回事？再說，那麼多的人都沒有加入國民黨，而他們也要吃飯。只有拼命地工作，拼命地檢討、懺悔、拼命地學習毛主席著作，拼命地匯報思想情況。她若是大有名氣，有些社會影響，出於統戰需要，倒還有可能得到格外關照，可她偏偏並無籍籍名。或者，她若是具有深研入黨學的天賦，不那麼粗直坦率，不那麼缺乏分寸感，不那麼顯得過火而不可信，她的希望也不是絕對沒有。但這些終究是「也許」。於是乎，「蜀道之難難於上青天」。
除去六二年前後那一段「修正主義大泛濫」的短暫時期外，我從不記得有「家庭溫暖」一說。小弟還小，可愛又頑皮，膽子又大，母親把對他的教養之責簡直就交給了我。父親是採取了逃跑主義，索性搬到單位去住，周末才回家。母親常常夜深才踏進家門，不是忙工作，就是忙入黨，又累，心情又懷，經常拿我們子女出氣。我們根本不知道她在想什麼，對我們除了責罵，就是大上政治課，和學校里天天教的、報紙上天天講的一模一樣，實在沒有再重複的必要。社會上階級鬥爭的風聲是越來越緊了，人際關係惡化，家庭內部也充滿了緊張、煩躁、火爆的氣息。如果是一個和睦團結的家庭，家長又比較明智，沒有像我父母那樣走火入魔（父親政治上的癲狂程度不亞於母親，只是更缺乏馬克思主義味道，一聽就知道他全然不入流，他自己卻還自我感覺良好），那就多少還能製造一個人工小氣候，減輕些外來瘋魔病毒侵襲造成的危害。我們家卻正相反，誰也不和誰說人話，說的一概是報紙上那套瘋話，內憂比外患還要嚴重。父親又改不了他那套洋洋自得、躍躍欲試的勁頭，實在是一腦子漿糊，卻又自以為得計，時不時發點人所不敢發（別人是不敢說，他卻以為只有他慧眼獨具）的驚人之語，罵罵史達林，罵罵阿爾巴尼亞的恩維爾•霍查。他實在是一片好意，卻不知對史達林情有獨鐘的大有人在，大大地有人在。已經是「文革」前夕了，那是什麼年代！別人割舌尚恐不及，他卻反其道而行之。這回他很快地干出點名堂來了，原教育部大學部悄悄地把他列入了「反革命分子」的名單。
我對毛的那一套要用「精神原子彈」把人類改造成無私無欲的人間神的宏偉構思本能地從骨子裡厭惡和懷疑，但年紀小，什麼「反面」的書也沒讀過，實在弄不懂到底是「神」並不神，還是自己天性不良，永遠望神莫及。那時就已經有同學批判我，說我對勞動人民缺乏感情，缺乏敬意——還算好，清華附中是個有點水準，比較有人味的學校，還不至於一上來就說我是「白專典型」、「修正主義苗子」。確實，我從來對智商低下的小兒科那一套，對愚昧盲從缺乏感情，缺乏敬意；《牛虻》、《鋼鐵是怎樣煉成的》使我感動，而《歐陽海之歌》、《雷鋒的故事》永遠叫我倒胃口。我心知雷鋒、歐陽海都是大好人，但我不能去尊敬智能上永遠長不大的兒童。所以，紅衛兵一造反，我就緊跟「修正主義」的校黨委大造紅衛兵的反，寫了許多大字報挖苦他們，是個「鐵桿保皇派」。我的邏輯倒也高明不到哪兒去，只不過內心的良知告訴我，這種革命狂熱、造反瘋癲未免太過分了。「文革」前又是「四清」，又是大抓階級鬥爭為綱、「貫徹階級路線」，又是學雷鋒、徹底革命化，已經把人的神經崩得不能再緊了，如果這還叫作「修正主義」，那你到底還讓不讓人活了？那時候，因為我功課拔尖，班裡的團組織把我當作重點發展的對象，額外地派了團支書本人及另一名團員親自大力培養我，但我仍不識趣，堅持說我上高中就是為了要上大學，從沒想過去做工種田，堅持認為科學家比農民貢獻大……凡此種種，團當然沒入成，若不是人緣好，「文革」中一定得當上「反動學生」——上高中以後，班裡有一位出身好的女同學功課十分吃力，那時我是學習委員，就主動要求班主任把她的座位調到我的旁邊，天天在上晚自習時給她補課，文革中她成了紅衛兵核心小組的成員，處處庇護我，遂使我倖免於難。這倒是好人得好報的一例。別人說「文革」是大浩劫，暗無天日，我卻覺得最恐怖的是「文革」前大搞思想革命化、大學雷鋒的那兩年。
在這段紅色恐怖的時期里，母親的日子肯定比我們更不好過。我們是「生在新中國，長在紅旗下」，多少還保險一點，像我的父母這樣渾身不對勁的「資產階級舊知識分子」，一步不慎，一句話說錯都可能招致滅頂之災。父親是渾然不覺，永遠自我感覺良好，但母親並不傻，理智健全，她想必是整天裡戰戰兢兢，內心深懷恐懼。我想這大概是驅策著她拼命向黨交心的首要原因。其次，應當歸因於她的理想主義、事業心、爭強好勝。她是個不甘碌碌無為的人，業務上無所成，總得另找發泄通道。其三，她畢竟不是個真正聰明的人，心理構造粗糙得很，從來就簡單化，和那套意識形態愚妄教義有相合之處。其四，雖沒有父親那樣嚴重，但母親待人處事的本領並不高明，人情世故從未超出常識水平之上，而毛的極左教育則把這點常識也剝奪得乾乾淨淨了，於是入黨成了尋求歸屬感的唯一通道。從天性說，母親其實是個相當任性的女人。粗直、急躁、簡單、任性，這些都是她的致命傷。若論人情世故、處理人際關係，母親比起貞淑姨媽來，真是一個小學生而已。
從根本上說，我的父母都是近代中國社會大動亂的犧牲品。父親出身於敗落的封建官僚地主家庭，和母親比較起來父親更不幸，八歲喪母，二十歲喪父，自己一個人走南闖北，少失怙恃、教養不良。倆人一生所受的教育，歸根結底四個字，叫做「不倫不類」——既不是穩定興旺的傳統書香世家的，又不是純粹洋派的資產階級上流社會的，更不是洗心革面的「革命化」了的馬克思主義的教育，什麼都有點，什麼都不地道。半瓶子醋是最可怕的。
當史無前例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血雨腥風夾著山呼「萬歲」的巨雷滾滾而至的時候，母親大概還算是坦然的。鬥「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鬥「反動學術權威」，按說無論如何鬥不到她的頭上。她卻無論如何不會懂得，群眾運動的大風大浪真箇是「水火無情」，並不管你那麼多。「鐵掃帚」鋒芒所至，可有碎玉，不可有完瓦。更不該的是，父親一看大浪潮來了，恨不能立顯身手，四處抄看大字報，開動他那架妙思無窮的政治思維機器，伏案疾書，給敬愛的「中央文革小組」寫了許許多多的研究心得，如陳伯達狼子野心，「五毒俱全」，要反掉周總理，等等等等。陳伯達關你個臭老九的什麼事？你偏去跟他作對！他好也罷，壞也罷，對也罷，錯也罷，是你配插嘴、插手的嗎？母親苦苦勸他，他只是個不聽，還大怒道：「毛主席說要關心國家大事」！
「關心」的結果很快露了端倪。六七年的九月，一群中央民族學院的造反派夜半敲門，二話不說，把父親從床上叫起，匆匆穿上衣服押走了。家裡當然是翻了個底朝天，我這個中學生的日記、信件也都統統抄走（信件里有幾句對「樣板戲」不大恭敬的評論，被這幫傢伙送到我的學校，讓他們整我，還牽扯上了寫信的人。幸虧那時學校里的人全部跑光了，沒有整得成，算是我僥天之幸）。這已是抄第二遍了，在這之前，父親早被當作「反動學術權威」遊街示眾多次，腰被扭傷，滿身滿臉灑上紅藍墨水，抄家當然不能倖免。
父親很快被送到了德勝門外的功德林，我們去「造反派」總部打聽多少次，才打聽到確切的消息。我忘不掉找他們交涉的時候，許多學生那種幸災樂禍的樣子。給父親送去一床鴨絨被和一乾衣物，從此就杳無音信了。直到七四年，託了多少關係（包括找當時的大紅人王海容。她是王季范的孫女，她當年想進北大中文系還托我父親說過情），才知道他後來一直關在半步橋看守所，罪名是「特務嫌疑」（印度特務）。
六七年十二月，又是一個深夜。這回敲門的不是造反派，是七、八個穿一身藍警服的公安人員。他們向母親出示了逮捕證，母親憤怒抗議，當然無用。然後又是一番徹底搜查。有一位警察甚至坐上窗台，探出半身去上下張望——大概是在找電台之類。我安了幾個電線插座，他們也要問是幹什麼用的，好像不問就不知道那是什麼東西。我心裡暗自好笑：像我父母這樣的大傻瓜若是也能當特務，這公安工作也就太容易幹了。說良心話，警察比造反派到底文明得多，臨走給我留下400元存款，告訴我「劃清界線」；看我不以為然的樣子，又說我父母不是一般問題，叫我不要滿不在乎。母親這一去就是五年半，直到七三年五月份「保外就醫」。
父母這五、六年坐監的情況，他們從不細說，想必是早有交代，不得亂講。只知道父親被關進單間，監房很潮濕，他在裡面兩、三年後就精神失常了，躁狂抑鬱型精神病（這還是我們後來幫助診斷的，原來一直認定他是精神分裂症），在裡面大喊大罵，手銬腳鐐全不濟事，弄得監獄當局好不頭痛。母親也關在半步橋，父母兩人相互卻不知道；父親甚至根本不知道母親也被捕了，他放出來以前一直以為母親好好呆在家裡。
事有湊巧，有一位朋友受人牽連，也被關在半步橋幾個月，而且恰好與母親同監。從她那裡，我們才知道一些母親的情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