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永遠不會忘記母親自殺前一天的情景。這個流血的創口是永遠不會完全癒合的，我早就想對這個使我創巨痛深的悲慘事件作一個分析，既用以警誡世人，也用以聊作救治我內心傷痛的一副安慰劑。
可是始終沒有時間。永遠沒有足夠的時間去做自己想做的那麼多的事情。還因為沒有適當的心境。母親逝去十一年了，這是一段必要的距離，使我得以比較理性、冷靜、客觀、公正地對她作一個全面的評價，而不至於因激憤而把她的死因統統歸咎於社會弊病。自然，社會病態是導致這個悲慘事件的主因，但畢竟，並不是在這個病態社會中深受其害的人都走上了這條路。社會應負百分之九十的責任，另外的百分之十，應由我們全家（包括母親自己）來分擔。
坦率地說，我從來不曾料想過母親會走上自殺這條路。她從來是那樣剛強、自信、生氣勃勃，好像是根本與自殺無緣的。如果我早有機會讀到《自殺論》這部著作，我一定不會這樣輕信。利他型自殺的人正是具備母親這類素質的那些人。但母親的死，卻並不是純粹利他型自殺，那要複雜得多。
母親算不上出身名門，但也不是普通人家的女兒。我的外婆楊惠敏曾是同盟會會員，據說相當能幹。外公楊定華也是同盟會員，辛亥革命後當過小小的縣官和別的什麼不大的官，因為同情共產黨，放走過共產黨嫌疑犯（他說：學生娃娃懂得什麼共產黨不共產黨！），所以沒能升官。四九年以後，也許是因為與毛澤東的表兄兼老師王季范的交情，外公當了一陣國務院參事，六二年病逝於長沙。
不管怎樣，像母親出身的這種「封建」家庭，禮教很嚴，「忠、孝、節、義」等等傳統道德倫理觀念在母親幼年時就深深扎了根。母親很孝順，但並不怎麼聽話。母親有一姊、一妹、一弟。外公一直同情共產黨，娶了姨太太之後，外婆就與他不和，所以四九年時帶著大姨媽隨舅舅撤退到台灣，舅舅當時在國民黨軍隊的空軍裡邊。大姨媽楊端淑及舅舅楊長庚四九年隨外婆去台灣後，從此杳無音信。貞淑姨媽一家八口——她、姨父羅澤榮及五女一男——五Ｏ年本已去了香港，外公一再寫信說共產黨如何如何公正廉明、為民擁戴，催他們回大陸。
姨媽一家聽了外公的話，回了大陸。萬沒想到，沒過多久，姨父就被指為「潛伏特務」——也是合該倒霉，他原在國民黨空軍里管電台，還是個上校——抓起來判了二十年徒刑，送到北大荒，直到六九年刑滿，釋放後不久就病逝於東北。姨媽每當說起姨父，都極為傷心。她說姨父是她一輩子遇見過的最寬厚善良的人，我相信她的判斷。安邦表弟就很像他父親，真可以說是「有一顆金子般的心」。姨媽一個人帶著六個子女，最大的十二歲，最小的才一歲，自己原本沒有工作，只能由政府救濟性地安排個職業，後來才慢慢得到中學教員的職位，月薪只有三、四十元，要養活一家七口，其苦況可想而知。我清楚記得，小時侯每隔一段時間，母親就會收到姨媽的來信，母親邊看邊嘆氣，然後照例是寄錢過去。
相形之下，我們一家就幸運得多了。母親從小要強，讀書時永遠考第一，她和貞淑姨媽兩人被稱為「姊妹花」——聰明，功課拔尖，又都很漂亮。高中畢業以後，外公外婆說「女子無才便是德」，女孩子上什麼大學？但母親鬧著非要上，結果在南京女子師範讀了兩年，家裡無論如何不給學費了。她一氣之下，報考了「華僑師資訓練班」，三九年被派往海外，先是在新加坡、馬來亞，日寇入侵後到了印度，先後在加爾各答、孟買、噶倫堡辦華僑子弟學校，成績斐然，在當時的僑界很有點名氣。看過她那時照片的很多人都說她像電影明星。總之，那時的母親是男士們爭相追求的目標。而這也就種下了婚後不和的惡果。
我父親周達夫，是我所見過的人當中最奇特的一位。他那時也在印度，先是在泰戈爾的國際大學讀書，後來得了孟買大學的哲學博士學位，當過記者、編輯，後來教書。他為了追求母親，幾次大發神經，還鬧了一兩回自殺。母親被追得沒有辦法，心想此人至少將來不會虧待她。再說，父親當時年輕英俊，前程無量，母親便嫁給他了。結了婚可就是另一回事了——這似乎也是人之常情。
父親心地很不錯，古道熱腸，但身上的缺點實在太明顯了。第一，他是個醫學書上叫作「循環性格」類型的人，興奮時口若懸河，如脫韁之野馬，什麼話也存不住；抑鬱時又心灰意懶，悲觀厭世。第二，完全不諳人情世故。世間一切人與事，在他眼中都大大變了型，其真面目他從來似乎沒有想到費心去研究一番，只是憑他的腦子一轉，只聽三言兩語，就可遽下斷語，而且一經決定就很難改變。別人心裡想的，和他眼中所看到的，經常相去極遠。他對你的熱心和好意，有時頗令人感動，但對你說的話沒有一句能進入你的心坎。第三，自視極高，自以為聰明蓋世——那也非虛，他的老師、准老師如趙元任、李方桂、羅常培、黃侃、錢玄同等似乎都誇他很聰明。他的毛病是極浮躁，母親說他是「猴子屁股坐不住」，而且，我看他是根本無心治學，對玩政治那一套倒興趣極濃——還是母親看得准，說他不象個教授，倒像個「失意政客」。正是因為這個緣故，母親從小再三告誡我們「遠離政治」。第四，脾氣時好時壞，壞時什麼人都敢罵。據母親說是幾乎罵遍了他所認識的一切人。把朋友、同事、上級得罪一個遍。罵人還很刻毒，專揭別人的瘡疤。第五，生活習慣不良。極懶極懶，家務事從來是一根指頭都不想伸一伸，他以為大教授就得別人侍候，卻不想想母親也得上班，家裡還並不是總有傭人。又邋遢，年輕時西服革履倒還頗神氣，到了「學雷鋒」的年代，可就每下愈況了。這種生活習慣與母親真是水火不相容，母親是個極愛整潔的人。但我發現像父親這樣不愛整潔的人常有個大優點，就是生活上很淡泊，無可無不可，從不挑剔，好侍候。
總之，父親的這種種毛病，沒有一樣不招母親反感。母親原是個極能幹、極好強、人緣好、性子急，愛整潔愛漂亮的女人，一向也是自視甚高，於是結婚不久就開始後悔。但是很快，生下了我，母親稍覺安慰。我生在印度噶倫堡，那是個極美麗的山城，在喜馬拉雅山南坡，背後就是雄偉的大雪山。主演「亂世佳人」的費雯麗就生在那裡。據她的傳記作者說，費雯麗的母親懷孕時，醫生請她每天看看大雪山，說是這樣生下的孩子一定美麗，因此之故，鄙人我大概也多少沾了點大雪山的靈氣。我出生不久，有父親的朋友顧鐵見了，非說是「抱錯了」，抱了一個外國娃娃回來。
我生下不久，當時的教育部長朱家驊許了個大學校長的職位給父親，於是一家三口回國來了。那時，國民黨潰敗在即，大學校長連教員的薪水都沒處去弄，於是父親到了中山大學中文系當了個窮教授。說是窮教授，可比現在體面多了，一家住一幢小洋房，後來是兩家合住一幢大洋樓，我家住樓下，樓上是中大化學系一位姓李的教授。我永遠忘不了樓前的大花園，綠草如茵，各種花木濃蔭蔽日，那棵大英雄樹（木棉樹）下，不知留過我們小時玩「扮家家酒」燒灶時的多少煙痕。那是一種典型中產階級的生活，或者說，「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的生活，乃是等到共產黨一旦騰出手來之後就要大加修理的，一種舊社會遺留下來的，不能容忍的醜惡生活。
我兩歲時，母親又生下了妹妹。妹妹是奶奶（父親的伯母）帶大的。小弟出世是在北京了，他是一位安徽籍奶媽（叫王木英）帶大的。那年安徽發大水，奶媽一家活不下去，只好撇下剛生下的兒子出來作奶媽，她的兒子後來到底餓死了。父親說起這事，總是很傷感，又好像有點內疚。其實這根本不關他的事。
廣州氣候很熱，蚊子又多，所以我從小就鬧打擺子（瘧疾），發高燒時那些恐怖的夢境我現在還能記起。加上先天不足（我出生時才五磅一），從小沒有什麼病是我不曾得過的。母親為我真是操碎了心。那些母親在我病床前守候的情景，我永世不能忘。但是很遺憾，這可不是一副「慈母」景象。母親脾氣急躁，又從來不會講一句溫言軟語。我記得的，就是她一邊照料我這一年到頭生病的倒霉鬼，一邊抱怨著、責罵著，好像生病全是我的錯。其實我敢說世上像我小時候那麼乖的孩子著實不多。我是那種膽小怯懦得出門時總要緊抓住母親的裙邊不放的小孩。我現在還記得母親穿著高跟鞋和絲綢旗袍，打著陽傘帶我出門的情景。一直到我進了幼兒園，能帶著妹妹上學下學時，母親才考慮找個工作。
像她這種「資產階級教授太太」，找個革命工作可不那麼容易。中小學校長一類的事決不會請她做，而那是她最得意的事業。那時，適逢與蘇聯老大哥打得火熱，全國上下都學俄語，母親也就自學起俄語來。憑著她的聰明，加上英文的底子，居然學得不錯。不久，全國「院系調整」——按照老大哥的教育體系，把中國的英美式教育制度來個大清算，中大中文系併到北大（北京大學），於是乎一家人舉家北上。記得臨上火車時，王力先生把白蘭地當葡萄酒喝，喝得酩酊大醉，還是父親把他扶上了火車。
這時，「舊」知識分子的日子越來越難過了。五七年「反右」，不知怎麼搞的，父親居然成了漏網之魚（母親說是多虧她從旁提醒）。父親的說法是，他一貫擁護共產黨。他說解放前夕，為了參加進步活動，國民黨政府要抓他，還害得我們一家跑到香港去躲了半年多。
但他老人家是不安分的人，好好的北大中文系教授不當，硬是跑去學部（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部，即今中國社會科學院的前身）情報研究室翻譯資料。沒幹幾年，又不幹了，北大又不想回，便調到中央民族學院。學術上，父親簡直就心不在焉。原先還發表了幾篇象模象樣的研究成果，後來簡直就不知一天到晚在想什麼。級別也從來長不上去，母親越發瞧他不起，「離婚」的話頭總是掛在嘴邊。但看在三個兒女分上，又於心不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