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底的一天，戚本禹對閻長貴說：「江青讓我給她當秘書，我不行，太粗，我看你還比較細，你去吧。」過了半個月的一天晚上，戚本禹正式對閻長貴說：「跟我走，現在你就去11樓！」當時江青住在釣魚台11樓，戚本禹的意思很清楚，是讓閻長貴去給江青當秘書。其實選中閻長貴給江青當秘書並非這麼簡單，當時有好幾個人選，但最後選定資歷最淺、年紀最輕的閻長貴可能有幾個因素：一是他出身好社會關係簡單，有一定辦事能力，所寫的文章得到過毛主席的讚揚；二是閻長貴當時和江青的女兒李訥接觸比較多，很談得來，李訥對閻的印象不錯，她可能起了一定作用；三，最關鍵的恐怕還是戚本禹的推薦，江青當時信任戚本禹超過信任姚文元，更不要說王力和關鋒了。
1967年1月9日閻長貴正式當上了江青的秘書，至此江青才有了第一位專職秘書。儘管當秘書前閻經常見到江青，江青也都很客氣地和他打招呼，但是閻當了秘書以後，江青很長時間不見他，見了面也帶答不理，送給江青的文件都是通過警衛傳遞。閻很納悶，別人告訴他，這叫試用階段。20多天以後，江青才找閻第一次談話。起因是當時中共中央辦公廳幹部分兩派，汪東興支持一派，戚本禹支持一派，戚本禹認為自己支持的這派受壓，想讓江青為這派說話。戚本禹派閻去「調查」，然後寫個報告。閻「調查」回來後，給江青和戚本禹寫了一封信，信的抬頭是：「本禹同志並江青同志」，內容當然是同情戚本禹支持的這一派。戚本禹看完信後說：這事我不管！閻馬上爭辯道：「調查」是你讓去的，你怎麼不管呢？戚本禹接著說：你敢不敢把這封信送給江青？閻當時年輕氣盛，隨口就說：那有什麼不敢的！於是閻把戚本禹的名字去掉，將信重抄一遍，通過警衛送給了江青。第二天，江青把閻找去，對他說：你的信我看了，但這件事你不要管了，從今以後你就在我這裡工作，除了我派你去做的事，任何人派你任務你都不再接受（閻感覺到，江青顯然看出了這件事是別人讓他做的），你要對我負責，對黨負責。另外，還講了一些做秘書的紀律。從這件事以後，閻開始每天直接給江青送文件，處理信件，做一些事務性工作。江青曾對閻說：我完全是個政治化了的人，除了工作，連今天是星期幾都不知道。所以，閻每天送文件時，都要附上一個紙條，上面寫著今天是某月某日星期幾。
「文革」以前，江青很少長時間住在北京，她像候鳥一樣，冬天去南方，夏天又住到北方。閻先生說：「惟獨1967年我給她當秘書這一年，江青一天也沒有離開北京。所以我既沒坐過專列，也沒坐過專機。」這一年是江青極力往上爬的一年，給人們的印象她全身心地投入了「文化大革命」。閻長貴在江青身邊小心謹慎地工作，江青一般沒有為難過他。客觀地說，江青還是有一定能力的，無論是報告或是發言，絕大多數都親自擬提綱，不讓秘書起草講稿。閻長貴給江青當了一年秘書，從沒為她寫過稿子。江青極自負，她不要秘書寫稿子，可能是想顯示自己，也可能受毛澤東的影響，「不要秘書代勞」。
江青最終不信任閻長貴，導火線是一封信。1967年冬的一天，江青按鈴一時沒找到閻，別人告訴閻後，他馬上跑去，江青對閻大發脾氣：「我用不起你這個大知識分子，你現在在我這裡，我承擔了多大壓力呀！你還懵懵懂懂，別人說你什麼我都不信，為什麼別人說我你都信。」閻對她的這番話摸不著門兒，但「別人說你什麼我都不信」這句話閻心裡清楚，那是1967年8月關鋒倒台後，因與關鋒的師生關係，閻受到了一些攻擊，《紅旗》雜誌社及一些單位也有人貼閻的大字報說：關鋒是反革命，閻長貴也是反革命，因閻長貴是關鋒的學生。閻長貴在江青同志身邊我們不放心，等等。當時中央文革小組的《快報》上有不少這類反映，閻把這些情況原原本本地報告給江青，江青說：「跟關鋒在一起、關鋒的學生不一定都是壞人。」
1967年底的一天，江青把閻長貴叫去，戚本禹、姚文元也在場，她將一封信摔在桌子上，對閻說：「你為什麼把這封信送給我？目的是什麼？你無知，無知就要犯錯誤，就要犯罪。你不知道我到延安後就沒動過窩兒！」閻被嚇蒙了，不知怎麼回事，抬眼看了一下桌子上的那封信，那是北京電影製片廠的一位女演員寫給江青的信。前幾天，閻看到這封信，女演員在信中說，她解放前的名字叫過江青，現在受到衝擊，另外，她還願意把一筆存款作為黨費上交，等等。這位女演員的意圖很清楚，希望江青為她說句話，使她不再受衝擊。信很長，閻沒有看完，但他誤以為女演員和江青有什麼私人關係，覺得不好處理，實際上是怕處理不好承擔責任，就寫了個便條請示江青。這下捅了馬蜂窩！其實這位女演員和江青沒有任何關係。在1975年給閻長貴的結論中，就因這封信而定論：「妄圖用假材料陷害中央負責同志。」好大的帽子！江青一生的痛處就是30年代曾做過演員，只要那時和她共過事或知道她底細的人，「文革」當中無一不遭迫害。對江青來說，閻長貴這位小字輩也在劫難逃，閻長貴的厄運從此開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