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閻長貴給江青當秘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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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有湊巧,當時比閻稍晚些時候和閻共同給江青當秘書的楊銀錄父親病危,收到電報時江青已經睡覺,閻不敢打攪江青,就請示了中央辦公廳主任汪東興,汪同意楊回家看望父親。楊一星期後回來,閻領他去見江青,江青對閻大發雷霆:「他來了,你還來幹什麼?」就在這天晚上,陳伯達、汪東興找閻談話,陳伯達說:你還是回去搞文字工作吧!汪東興說:要例行手續審查一下,閻從釣魚台11號樓被帶到釣魚台北門警衛連的一間房子裡,暫時關起來。這一天正好是1968年1月9日,閻說:「我給江青當秘書整整一年,一天不多,一天不少。」當時閻很坦然,沒把事情想那麼嚴重,隨身帶了幾本哲學、歷史書。

三天後,陳伯達和姚文元來了,陳伯達問閻:幹什麼呢?閻說:看書。陳伯達冷冷地道:你還看什麼書哇!王、關、戚都是壞人。姚文元緊接著補上一句:你就是王、關、戚安插在首長身邊的釘子。這時閻感到事情嚴重了。又過了一個星期的晚上,陳伯達、謝富治、楊成武、姚文元一起找閻談話。這是怎樣一種陣勢!閻長貴笑著談起這件事:我這個22級的小幹部竟然驚動了中央政治局常委(當時僅次於周恩來總理的第4號人物)、國務院副總理兼公安部長、中國人民解放軍代總參謀長、還有揭開「文革」序幕的《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的始作俑者。這裡所顯示的就是江青當時的「氣派」和「威風」。閻真真切切地感到:江青身邊無小事!第二天,閻就被關進秦城監獄,成了真正的階下囚。真是「伴君如伴虎」,命懸一線的閻長貴為自己的一時疏忽付出了慘重的代價。多年後,閻先生在他出版的一本文集的前言中寫到:「若問原因?我只能說,欲加之罪,何患無辭!共產黨員蹲無產階級專政的監獄,這在當時是很普遍、很普通的事情。」

閻在監獄的代號是6820,意思是1968年第20號犯人。投進監獄兩年多,沒有傳訊沒有提審,沒有書報沒有紙筆,除了一日三餐保證人最低限度地活著,一切人與社會接觸、交流的工具都沒有。他像被世人遺忘了,除了看守沒人理睬他,閻成了完全與世隔絕的人,他幾乎變成了聾子啞巴。閻盼望提審,是因為可以與人說話,他像身陷囹圄的困獸,甚至找茬兒和看守吵架,為的就是張口說話。為了不使說話功能退化,他每天背詩詞和自編順口溜。不能與人說話,但大腦不能停止思維,閻的腦子裡無時無刻地想問題,越想就越想不通,為了強迫自己不去想,就每天坐在床頭前數暖氣罩上的網眼兒,一遍又一遍,循環往復,一旦停止數數兒,又開始思考,這種痛苦使他備受煎熬。當時閻的念頭就是,只要讓我出去,幹什麼都行。

兩年多以後,直到1970年春才有了第一次提審,閻說:當時在秦城監獄連提審都是一種享受呵,因為可以和人說話。以後的情況稍有改善,可以讀《毛選》和看報紙。幾年下來,《毛選》中的每篇文章他都讀了幾十遍,其中《論持久戰》讀了有上百遍。我看到了閻先生保存至今的這本當年林彪贈送的《毛選》,封皮已經翻卷,破得幾乎拿不起來了。為了能有文字的東西看,每天看過的報紙他不讓看守拿走,看過的還反覆看,用以消磨時間和增加知識。閻先生說:8年如果用來學外語,起碼也能精通一門啊。

1975年5月閻被宣布釋放,並被直接送到湖南西洞庭農場勞動等待結論。農場職工只知道閻是一位特殊人物,並不知道他的真實身份,當時剛釋放過一批戰犯,猜他是戰犯太年輕,作家體驗生活也不太像,儘管猜不出他是什麼人,但是農場職工,還是熱情地接受了閻先生,處處予以關照。1975年10月上級宣布了給閻長貴先生的結論:妄圖用假材料陷害中央負責同志(負責同志當然指的是江青)。留黨察看一年。閻勞動了一年多,被調到農場中學當教師,開始教數學,後來教政治,又當了中學校長,一年後調到農場宣傳部當理論幹事。

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大批冤假錯案得到平反,閻長貴先生於1979年9月也得到了徹底平反。1980年3月閻先生回到了北京,回到了他離開了14年的《紅旗》雜誌社,重新做起了編輯。

當我問閻先生如何看待「文化大革命」時,他脫口道:「『文化大革命』是一場浩劫和災難,這是毋庸置疑的,今後絕對不能再搞了。但是,為什麼能發生『文化大革命』?怎樣避免『文化大革命』?這卻是非常值得研究和思考的大問題。而現在對研究『文化大革命』還有這樣或那樣的禁忌,實在是不應該的。」

2005-2

責任編輯: 李廣松  來源:炎黃春秋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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