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家都在苦難中
1969年2月下旬的一天，距離第二次被拉出批鬥十天，看守一聲高叫：「1548，整理好東西！」302室難友都知道我將出去了。我把一些日用品及幾件衣服留給三座胡兄，臨走又脫下三哥那雙高幫軍靴，留給他。三座胡兄一向同情鼓勵我，且像輝哥一樣有思想有才華，我真有點依依不捨。胡兄緊緊擁抱我，祝賀我「自由」，低聲叮嚀：「兄弟，要活下去！一定能看到公道戰勝邪惡的那一天！」此前，胡兄已預測我將回原單位，但少不得頂著「現反」帽子。進入1969年，上海第一看守所「入住率」越來越高，每一監舍增至15人。胡兄分析，全國監獄已人滿為患，為騰出空位給不斷湧現的新增政治犯，當局借「六廠二校」無產階級專政經驗，不得不清理一批已結案的輕犯。像我這樣在看守所滯留較長的未決政治犯，可以放到社會上去，交由革命群眾監督改造，深刻體驗無產階級群眾專政。否則，那些新生的「現反」，抓進來關哪兒呢？只能「長江前浪讓後浪」了。
胡兄還睿智地估計我出去後的日子並不好過，所以諄諄囑咐，反覆說「活著就是勝利！」我與胡兄患難與共，無話不談，成了思想密友。分別在即，我一再感謝他對我的照顧與鼓勵，萬分留戀。誰料這一分手，竟成訣別。
進來兩年三個月余，終於邁出上海市第一看守所大門，回到熟悉的日暉四村12號。可二樓16室已被造反派「徵用」，只得躋身底樓四室大姐家中。
回到家中，「反革命」也罷，「管制」也罷，總該比蹲監自由一點吧！可我一進家門，年邁雙親滿頭白髮、目光呆滯，竟無一絲笑容。老父親的彎腰駝背更厲害了，眼瞪瞪地端詳我許久，枯皺的嘴唇翕動著，不知說了什麼。一輩子很少流淚的老母親眼淚汪汪，不知是喜出望外還是悲慘傷心，只低聲說了一句「文忠總算回來了！」鄰居老老少少，包括幾個戴紅袖章的造反隊員，一齊擁到12號門口，一些人還踏在門框上，亂鬨鬨地指指點點：「劉家小囡回來了！」「文忠出來了！」「去，去，去！看什麼西洋鏡，還不是里弄里多了個反革命管制分子！」老父親顫抖雙手，輕輕掩上家門。
晚飯後，我顧不得老父母要早點休息，也顧不得自己明早六點得按規定進廠報到，急急向父母與大姐詢問我們被捕後的家中情況。提到輝哥，一家人失聲痛哭，從父母與大姐斷斷續續地哭訴中，我知道了兩年多來家裡經歷的一系列恐怖。
1966年11月27日，我與輝哥一起深夜被捕。三姐文珠正在上海休產假，住在樓下四室，睡床上面一扇小窗，正對樓梯，二樓16室就是我與輝哥及父親的16室。那天夜裡，三姐心裡慌慌，臨睡前見輝哥一直抱著小甥女彤蕾呆坐兩小時，便有一種不祥預感，上床後久久難以入眠。午夜時分，起風了，12號大門被北風颳得桌球響，寒流一陣緊一陣，三姐的心也陣陣抽緊。她只聽樓梯上有人跑上走下，並無汽車聲，估計今夜不會有什麼事。可天還未亮，凌晨五點，老父親下樓，呆兮兮地說：「文輝、文忠都被捉去了！」三姐、大姐與母親，一下子跳起來，父親說大約晚上十一點來鍾，民警衝上來先抓走文忠，再押走文輝，便衣又仔細搜查，連一角紙屑都不放過，到凌晨三點多，拿走文輝的一大捆東西才離去。三姐問父親，他們兩兄弟究竟幹了些什麼？父親說，幾個月來文輝一直在寫東西，寫完後東藏西藏，他勸說也沒有用，自己一直擔心要出事，終於發生了。
三姐很後悔，傍晚聽說派出所開緊急會議，已有不祥預兆，為什麼夜裡不上樓去看看，最後見一下兄弟？三姐慌忙查看從陝西帶回的傳單以及兄弟串聯帶回的資料，統統塞進嬰兒尿布堆，怕再連累兩兄弟。上午九點光景，派出所民警小唐來家，把父母叫到屋外站著訓話，說你二個兒子都是反革命，你們要老實配合政府揭發交代。三姐上前問：「唐同志，他們到底犯下什麼罪？」唐說：「反正是反革命罪！」那天一夜北風呼叫，第二天人們都穿上了棉衣。三姐想到忠弟的秋衣衛生褲洗掉了，文輝也是一身兩用衫，兄弟倆怎經得住天寒地凍？便問唐民警什麼時候可以送棉衣棉被？唐說，上面會通知的。一家人都沒想到輝哥會寫那麼激烈的匿名信，三姐安慰雙親，叫他們不要太擔心。然後為輝哥與我準備冬裝與被褥。
輝哥一向清貧，被捕時衣衫單薄，三姐專門為他新做一件棉背心。輝哥患有嚴重鼻炎，三姐又買了些滴鼻藥水。大約過了一星期，派出所才通知家屬可以送棉衣被褥。三姐一直擔心我們會在牢監里被凍壞，何況九弟文忠還是個殘疾人。她常與大姐、父母一起嘮叨掛念，說著說著，一家人都紛紛落淚。
家人回憶告訴我，輝哥被殺，恐怖的1967年3月23日下午三時。母親和大姐抱著未滿周歲的彤蕾（三姐女兒），剛從醫院看病回家，只見一大群鄰居，擁在我家12號門口，越聚越多，不僅有日暉四村居民，還有旁邊市民新村的，數百人把我家團團圍住，我家房後花園籬笆都被擁塌，花草遭踐踏，還有人把底樓四室門窗砸碎，一批人聲嘶力竭發喊：「打倒反革命分子劉文輝、劉文忠、劉宗漢！」派出所民警沖在前面，高叫：「快快交出槍決劉文輝的子彈費！」老父劉宗漢被裡弄專政隊押著，跪在家門口，頭戴「反革命分子劉宗漢」的高帽，「劉宗漢」三字照例被打紅叉，脖子上掛著一塊厚重大牌，上寫「鎮壓反革命分子劉文輝！」背上再用墨汁寫上「嚴懲反革命分子劉文忠！」劉某某處無一不打紅叉叉。父親已被「革命群眾」鬥得頭破血流。
面對家門口的「現場批鬥會」，母親緊抱大哭的小外孫女，堅強擠進人群往家裡走。這時，一些造反派與小孩抓起泥巴或垃圾扔過來，母親急忙用身體護住懷抱孩子。造反派強行押母親去陪鬥，一個好心鄰居阿奶，擠上去從我母親懷中抱走小彤蕾。大姐驚恐得跺腳大哭。大姐十四歲的大兒子，上前保護跪在地上遭打的外公外婆，被一群紅衛兵揪出去打一通。另外三個六歲、八歲、十歲的外甥，嚇得躲到床底，渾身發抖，大哭不止。
混亂中，派出所民警與造反派頭頭，擲出劉文輝的判決書與法院通知書，蠻橫地向母親索要「子彈費」。母親忍著眼淚，默默拿出二角錢。他們拿到「子彈費」，擠出人群，煽動革命群眾：「對反革命分子就是要毫不留情！」暴虐一直持續到天黑，呼喊口號、革命義憤、圍看熱鬧，畢竟需要體力支撐，革命群眾終於革得累了、疲勞了，人群漸漸散去。可晚飯後，底樓四室門窗不斷遭石頭襲砸，又有革命群眾向我們表示「無產階級立場」，直至所有窗戶均被一一「表示」。大姐只得用床單掛在窗上，稍擋春寒。
一家人圍在電燈下，大姐顫抖雙手，驚恐萬分地打開民警擲下的那份《上海市中級人民法院刑事判決書》，一邊哭著，一邊輕聲念給父母聽。
最高指示
如果要使革命進行到底，那就是用革命的方法，堅決徹底乾淨全部地消滅一切反動勢力……。
上海市中級人民法院刑事判決書
一九六七年度滬中刑（一）字第3號
公訴機關：上海市人民檢察院
反革命犯：劉文輝，男，現年三十一歲，上海市人，住本市日暉四村十二號。現在押。
案由：反革命
劉犯文輝原系反革命子弟，一貫堅持反動立場，對我黨和社會主義制度懷有刻骨仇恨。一九五七年，瘋狂地攻擊共產黨的領導和社會主義制度，大肆污衊我歷次政治運動和各項方針政策，被定為右派分子。一九六二年蔣匪叫囂反攻大陸時，劉犯為首組織反革命集團，陰謀劫船投敵，進行反革命活動。一九六六年案發從寬處理管制三年。但劉犯仍堅持與人民為敵，當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開展後，竟針對我黨中央關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決定（即十六條），編寫了反革命的『十六條』，分別散發到全國八大城市十四所大中院校，用極其惡毒的語言咒罵我偉大領袖；瘋狂攻擊我社會主義革命新階段是『窮兵黷武主義的新階段』，社會主義制度是『戰爭的策源地』，誣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運動是『全民大迫害』。同時大肆宣揚資產階級的『和平、民主、平等、博愛』，竭力吹捧蘇修、美帝「申張正義，崇揚真理」。公開煽動地、富、反、壞、右分子組織起來，進行暗殺活動，占領我黨、政、軍機關，奪取槍枝彈藥，進行反革命暴亂，妄圖顛覆我無產階級政權。與此同時，劉犯又指使其弟劉文忠（另案處理）到廣州等地探聽邊防情況，企圖偷渡投敵，進一步從事反革命宣傳鼓動。
上述罪行，有共犯的供詞以及查獲的反革命「十六條」等為證，證據確鑿，劉犯亦供認不諱。
綜上所述，本院確認：劉犯文輝是一個罪大惡極、拒不悔改、堅決與人民為敵的反革命分子。為鞏固無產階級專政和社會主義制度，確保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順利進行，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懲治反革命條例第十條第三項之規定，特判決如下：判決反革命犯劉文輝死刑，立即執行。
如不服本判決，可在接到本判決書的第二天起十天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一式二份，上訴於上海市高級人民法院。上海市中級人民法院一九六七年三月九日發出
民警扔下的另一張紙是法院給劉宗漢的通知：
「反革命犯劉文輝，已由本院判處死刑，並報經中華人民共和國最高法院核准。我院於一九六七年三月二十三日將劉犯文輝執行槍決。」
剛剛遭受殘酷批鬥的老父，不顧頭頸撕裂、腰腿劇痛，顫巍巍接過這兩張奪命紙，抖抖嗦嗦撫摸著，連聲長嘆：「我劉宗漢作了什麼孽，要遭到如此報應啊！」「我害了輝兒，我株連了全家，我做再多的好事也不行啊！」從不落淚的母親嚎啕痛哭了一夜。一家人驚惶失措，一個個呆坐到天明。
第二天，「槍決罪大惡極、死心塌地現行反革命分子劉文輝」的海報貼滿上海大街小巷，自然首先貼到我家弄堂口和12號門牆上。此後幾個月中，整個日暉四村288戶人家，加上附近市民新村與一批批聞訊趕來的「參觀者」，天天圍著我家指指戳戳，說長道短。老劉家出了三個反革命分子，全上海「殺、關、管」的典型戶，免費參觀的政治動物園。
從此，父母進出家門經常遭人罵，丟石頭，還有小孩潑髒水，母親都無法外出買菜購物。
文革以來，紅衛兵反覆抄我家，造反派一次次批鬥丈夫，兒子被殺、被關，母親一一咬牙挺過來。但災難遠未結束，不久更慘痛的事又發生了。最後一擊是大姐單位江南造船廠將我家二樓16室強行沒收，理由是這家出了三個反革命，一個被鎮壓、另一個被關押、還有一個被管制，「管、關、殺」齊全，尤其這個反革命老頭，還有什麼資格居住工人新村？必須掃地出門。造反派把我家所有東西，家具、衣被、生活用品通通扔到門外路上，一些人趁火打劫哄搶東西。父母欲哭無淚，走投無路，叫外甥快通知其母親。大姐急忙從廠趕回，幫助母親搶回財物。造反派威脅大姐，必須與反革命父親劃清界限，里弄專政組也要家屬站穩立場，不准同情反革命。姐夫為了保護四個孩子，開始拒絕老丈人進門。一個堂堂三十年高級白領，一個為了愛國不願赴台留港的金融人才，一個積極支持兒子參加地下黨與抗美援朝的知識分子，終於醒悟長嘆：「我劉宗漢『愛國沒有好下場』啊！」斜土路日暉四村12號全樓24戶人家，清一色江南廠工人階級，監督「反革命劉宗漢」是他們引以為榮的階級立場和革命本質。白天，外甥們不敢當著革命群眾的面給外公送吃的，晚上乘沒人注意，偷偷送東西給外公。這一時期，乃是我家最慘不忍述的一段歲月。老父株連了九個孩子，三兒子文輝剛剛被殺，小兒子坐牢不知何時出來，長子在無錫農村被「內控」，四兒子進了學習班，五兒子隔離審查。小女兒遠在陝西，已出嫁的兩個姐姐雖在上海，但無能力保護母親，只有向外地黨員幹部的二哥求援，他家是母親惟一的安全小島。當時，中共的階級鬥爭把整個中國變成一座大監獄。
父親掃地出門後，隨身只帶著三件專政組規定的工具——大掃帚、垃圾畚、挖陰構的鐵鍬。他流浪在新村街頭，晚上只能龜縮在樓梯牆角，夜裡凍得瑟瑟發抖。外甥偷偷摸摸給外公送吃的，或送替換衣服。一周後，父親在饑寒交迫下病倒牆角，派出所與里弄專政組怕出人命，強迫姐夫接受老丈人，父親才結束不堪的「門外流浪」。
1967年輝哥被殺後母親第一次逃往蘇州，以幫二嫂帶新生兒為藉口。可母親離家不久，一份公安通知就到了二哥蘇州居住區。二哥雖是孝子，但更是個黨員幹部。一貫的黨性原則使他深陷兩難選擇。是孝敬父母還是忠於黨？是聽毛主席教導還是聽父母的話？忠孝兩難全。二哥還來不及大義滅親劃清界限，二嫂卻搶先一步。二嫂是蘇州101部隊醫院護士長，也是黨員軍人。101部隊革命派在家屬大院貼出大字報，勒令「反革命婆娘滾出去」，還組織圍攻施壓，為了軍籍黨籍，二嫂迫於壓力，沉下臉把婆婆趕回上海。她的這一「驅婆事件」深深刺痛我們兄妹，造成幾十年的隔閡。文革結束劉家三件冤案獲平反不久，四哥陪我專門去蘇州探望二嫂一家，想挽回以往隔閡，料想不到二嫂趕我們二兄弟出門，引發一場爭吵，從此劉家幾十口人至今與二嫂無來往。我們不理解究竟是她受階級鬥爭餘毒太深，還是心裡有愧欠。倒是她的二個兒子成年後對中共與文革有了不同於母親的認識，很敬重犧牲的三爺叔。
被趕回滬的母親，不堪忍受地獄般的「里弄專政」——隨時隨刻會闖進來開批鬥會，她更不忍心看到丈夫被折磨得「人不像人、鬼不像鬼」的生活，不久便又逃往陝西三女兒家。三姐夫是西藏公安幹部，作為軍屬家眷，多少可躲避沒完沒了的批鬥。三姐交大畢業主動申請到「小三線」國防單位，陝西省寶雞附近的大山溝里，相對與世隔絕。在三姐的庇佑下，母親總算躲過了文革最猛烈最慘酷的年份。
母親曾默然告訴我：文革中她面對「被殺」，「被關」、「被管「的三位親人慘烈遭遇，如果不是帶著三姐天真活潑的獨生女彤蕾，她真有可能難以支撐下去，走上絕路。
我追問父母：「你們沒有保存輝哥的骨灰？」他們痛苦回答：「這種年頭，哪有膽量去要骨灰？」父親含淚說：「也好，這個倔強兒子遲早會被他們殺害，早走，倒也免受了數不清的折磨。」夜已很深了。父母、大姐邊泣邊訴，恐怖歲月從他們口中汩汩流出。聽著親人敘述，我心潮難平。輝哥沒有骨灰、沒有墳地，也沒有人敢為他清明上香。蒼天啊，這就是你給予他的待遇嗎？！我對著窗外黑夜，佇立良久，暗暗發誓：「三哥，兄弟我將來一定要為你申冤，為你樹碑立傳！」到目前為止，劉文輝一案的檔案仍屬保密，親屬仍無法查閱此案資料，無法獲知輝哥被害真相，也看不到那些「反動罪證」。不過，可以斷定，對輝哥的迫害過程極其殘忍，當局不敢公布。
2000年以來，因寫這部回憶錄，我查找了不少文革義士的資料，如張志新、遇羅克等。但這些文革義士反文革、反林彪、反四人幫，但不反毛，或曰不從根本上反毛。他們最多輕微反毛，更沒涉及反共。劉文輝與林昭則既反文革也反毛，甚至反共，而且是徹底反毛反共。因此，文革結束後，儘管中共改革派出於反文革這一政治需要，必須抬出幾位「反文革義士」，只能找到反文革不反毛的張志新、遇羅克，決不會找到劉文輝與林昭。事實上，從反毛反共的激烈程度上，劉文輝超過林昭，這也是劉文輝至今仍未得到中共官方「認可」，而林昭卻得到「有限度宣傳」。我的輝哥，領先時代至少三十年，卻至今尚在絕大多數國人視野之外。反毛之所以至今仍為禁區，當然是反毛連著反共。中共當然不笨，「徹底反思文革、等於批判共產黨」，「清算毛澤東、等於清算共產黨」。因此，鄧小平一再強調「文革宜粗不宜細」，號召「淡化」，最好「淡忘」。文革博物館自然不可能由中共建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