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劉亞洲
《有冇搞錯》。4月13日。
我有一個朋友，在華盛頓一個酒吧裡面當酒保。那個酒吧離國會不遠，是很多華盛頓政客常去的酒吧。大概是2016年的時候，他告訴我說，酒吧裡面那些人，談到中國的時候，使用的態度和語氣，短期內發生了很大變化。原來他們談和中國合作，去中國投資賺錢，變成了如何反抗中國的壓力，如何壓制中共了。
我立馬意識到美國的政治氣氛發生了巨大的轉折。時間大概正是2016年到2017年。美中兩國的關係，從那個時候開始發生了驚人的逆轉。
美國中央情報局局長伯恩斯（William Burns）4月11日在德州休斯頓的萊斯大學發表演講，談到目前世界最敏感的一些地緣政治問題，當然，就是美國和盟國，以及中共和俄羅斯形成的兩個陣營的對抗。我覺得這個講話很有看點。
伯恩斯的講話談到了幾個重要問題，包括俄羅斯入侵烏克蘭，中共帶來的長期威脅，科技的急速變化，恐怖主義，以及毒品，尤其是芬太尼對美國的侵害。而幾乎所有這些問題，都和中共有關。
伯恩斯是2021年出任CIA局長的，之前他是職業外交官，曾經出任駐約旦大使和駐俄羅斯大使，也曾經在國務院和國家安全局工作。他提到一個大家都知道的成績，就是CIA的情報，使得美國提前判斷出俄羅斯會入侵烏克蘭。當時其它國家對這個消息基本上都是以嘲笑的態度看待。
他提到說，普京認為2022年是一個好時機，烏克蘭國力孱弱而歐洲處於分裂狀態，美國則因為其它事項而分心，所以俄羅斯可以輕易取得對烏克蘭戰爭的勝利。
普京過於自信，而且仍然相信可以用武力解決烏克蘭，所以他並沒有認真準備和烏克蘭進行談判。伯恩斯說，除非烏克蘭取得軍事上明顯的成功，否則俄羅斯可能不會願意談判。
隨後在座談時間，他被問到台灣問題，他是這麼回答的：習近平已經向中共軍隊做出了指示，要在2027年做好入侵台灣的準備。他解釋說，這並不是說2027年中共會入侵台灣，也不是說中共入侵台灣是不可避免的，但這個命令，說明中共入侵台灣的可能性越來越高。習近平可能是世界上密切關注烏克蘭戰爭進展的人，俄羅斯陷入烏克蘭戰爭的泥沼中，確實令習更擔憂對台灣的軍事行動。他認為其中習近平最吃驚的，是西方世界居然相當團結。
他也表示，雖然中共已經對美國和西方構成越來越大的長期威脅，但中共並不是一個10英尺高的巨人……勞動力老齡化和人口老齡化帶來了巨大的國內挑戰。在科技行業，（中共）傾向於將秩序和控制凌駕於創新之上；出於政治控制的原因，傾向於支持效率低下的國有企業。
簡單來說，老齡化、政治僵化，會壓制中國的科技創新和經濟發展。
顯然，伯恩斯用了一個更長的時間跨度來衡量中共的威脅，這意味著他並不認為中共帶來的挑戰是短期的，或者不是一個短期內可以解決的問題。
伯恩斯特別提到一個問題，就是美國不能因為短期和臨時的危機，而忽略長期威脅。這顯然是在提醒說，美國不能因為俄羅斯入侵烏克蘭，而忽略了中共帶來的系統性的長期威脅。
事實上，這和美國共和黨「新鷹派」核心人物科爾比（Elbridge Colby）的看法非常類似。科爾比，在福克斯一個節目中警告說，中俄之間「絕對」在結盟，中俄關係是「一個巨大的危險」，但美國需要優先援助烏克蘭的想法是「一種錯覺」，這將導致美國「深陷歐洲泥潭」。
科爾比認為共產中國是美國海外的主要威脅，美國應該把重點放在亞洲，並且幾乎排除了其它地方——包括俄羅斯和烏克蘭。
科爾比2017年加入川普（川普）政府的國防部，擔任負責戰略的副助理國防部長，並起草了川普政府的2018年國防戰略，該戰略第一次將共產中國，視為美國的主要大國威脅。
在此之前，美國會把中共視為一個麻煩的生意夥伴，但幾乎沒有人把中共作為一個重要的威脅。但現在，無論是共和黨政府的前國防部官員，和民主黨政府的現任中情局，都把來自中共視為長期的和最大的威脅了。
這種改變對很多華人來說並不奇怪，起碼對我來說並不奇怪。
我大學畢業的時候，同學在一個簡陋的餐館中聚餐慶祝。酒過三巡，有一位老兄突然起身，用筷子指著牆上的世界地圖，很認真很嚴肅地大聲宣布：「各位，我們的目標，是以北京為圓心，以北京到夏威夷的距離為半徑畫圓」，他盯著我們所有人說，「重建中華帝國！」
他說中華帝國，主要的障礙是美國，他說了不少話，大概是喝醉了，但我們很多人都知道，他確實說出了當時中共精英層中的心裡話。
上世紀90年代，中國出了一本讓很多人震驚的書，《中國可以說不》。整本書的基本論調，就是中國經濟恢復之後，應該以超級大國的態度面對世界。我還記得其中一個情節。有一個作者寫道，他在大學舞會的時候，邀請一位日本女留學生跳舞，在跳舞的過程中，他不停地追問那個日本學生怎麼看南京大屠殺。結果是那個女學生拂袖而去。
作者很得意地告訴大家這個故事，恐怕並不是為了證明他自己的愛國情操，而是表達一種情緒，當中國（在這裡其實是他個人）大聲說不的時候，那是一種多麼愜意舒暢的感覺。
CIA局長伯恩斯星期二（4月11日）談話的時候，談到中共面對的一些自身的問題，他認為中國和俄羅斯一樣，都面臨「大國的孤獨」。因為在未來的對抗中，中共恐怕很難獲得真心的同盟國家關係。他特別提到中國的亞洲鄰國，這些國家都抱著憂慮的心態看著中國的變化。
我們可以很明白地體會到，現在中共領導人的心態，很類似《中國可以說不》的那個作者，與其說是一種理性的政治邏輯，不如說是為了抒發他們內心中某種鬱結了很久的情緒。
我不反對中國崛起，但一個崛起的中國，應該以什麼樣的姿態來面對世界，卻是一個大話題和大考驗。
民族主義或者國家主義的價值觀，很難形成國際共識，很難形成堅固的同盟關係。中國和俄羅斯，現在面對的困境正是這個。一個國家的財寶，可能是另一個國家的毒藥。
不久前，我和一個美國教授吃飯。他現在在蒙古的一個大學教書。我開玩笑說，要去蒙古旅遊，到時候他來作東請吃飯。他認真地告訴我，到了蒙古，千萬別說你是中國人，可以假裝成韓國人或者日本人，但千萬別說是中國人。我很詫異。
他說，蒙古人對中國人鄙視仇視，情況非常嚴重。我沒有問太多原因。我知道在俄羅斯也有同樣的情形，即使是所謂的盟國，俄羅斯社會仍然普遍歧視和看不起中國人。我認為，這是一種必然的無法避免的衝突。兩個相鄰的國家，一個要大俄羅斯重新崛起，一個要大中華重新崛起，地緣政治上決定了兩者的利益立即產生巨大碰撞。這是春秋戰國「遠交近攻」戰略的原因。
這個星期還有另外一個大的新聞，和劉亞洲有關。前解放軍國防大學政委劉亞洲上將，據說將被軍紀委正式起訴，並要肅清劉亞洲的餘毒，書籍文章下架，圖片視頻銷毀，甚至有通知要入室檢查。這是文革之後從來沒有發生過的事情。
中共內部極左派有一個紅色文化研究會，下面辦了一個紅色文化網，4月12日刊登批判劉亞洲的文章，題目是「劉亞洲要為誰殉道」。不意外地，這篇文章是文革體，批判的關鍵不是劉亞洲違法亂紀，而是如下三個內容，第一，他強調人權和人性這種普世價值；第二，他要軍隊國家化；第三，他反對軍委主席負責制。
很明顯，劉亞洲的主要問題，是阻礙了中共目前的左轉，和習近平的個人獨裁。劉亞洲本身是中共的高官，並不是一個民主自由的倡導者，但顯然他不太希望中共繼續左轉，屬於開明專制的倡導者。問題在於，開明專制，無法杜絕獨裁專制復辟，無法保證開明專制本身體制的延續。
因此，對中國的局勢，我比中央情報局更樂觀。因為這種急速的轉彎，因為獨裁專制體制的加速度，也因為劉亞洲這樣的平衡剎車系統被撤除，會導致不可預測的事故發生。只是這樣一來，中國人又要受很多苦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