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起宅在家裡的「小海歸」，30出頭的V先生算是「成功人士」。海歸後，他就在廣州、深圳等地從事金融業，朋友圈、同學圈也都是社會的中上階層。但V先生告訴本台，即便如此，他們中選擇「四不」的人也比比皆是。
「第一，他們自己的經濟能力來講，覺得已經足夠給自己體面的生活；第二點，他們接觸看到的東西太多，對婚姻可能有一些落差感。」
據中國民政部2022年的統計顯示，中國結婚人數連續8年下降，到2021年度，結婚人數低於800萬，成為36年有相關數據統計以來的最低水平。其中，超過30歲結婚者占比近一半，也創下新高。
V先生說，金融業者接觸到的客戶群體都比較複雜，也讓他們更多地看到「結婚並不等於幸福」：「那些做生意的人大部分在中國是什麼一種狀態，其實很多人都知道。吃完飯後去哪？唱完歌后去哪？」
除了對婚姻的負面看法較多，要在廣州、深圳這樣的大都市結婚、買房也是相當大的開支。即使是V先生這種階層的人，也需要審慎權衡。他說，「包括我身邊的人，你哪怕平均月薪一兩萬，也要看著花。除非是家裡能夠提供非常大的支持，否則他們是壓根就沒有結婚的打算的。」
"軟肋"與幼兒園的"國防教育"
中共官方2022年公布的人口數據顯示，全國人口60年來首次出現萎縮，同時新生兒數量創新低。雖然各地政府早已發布「三孩」等一系列鼓勵年輕人生育的政策，但效果不彰。中國的社會環境真的已惡化到「無法生孩子」的地步了嗎？
上海封控期間，曾有年輕人為了抵抗不合理的隔離檢疫政策，而悲愴地喊出「這是我們最後一代」，這一時代的呼聲引發輿論共鳴。顯然，除了生存壓力，年輕人選擇「不生小孩」還有更多方面的考量。
來自山東、大學即將畢業的誠先生就直言，讓孩子經歷他所經歷的人生是有些殘忍的：「每個生命都應該在更幸福的環境中成長。我無法想像讓孩子也去像我曾經的那樣，不得不熬夜做習題、參加考試，甚至去做辛苦的工作。」
本文開始提到的J先生也認為，中國的教育太過功利性，讓孩子有很大壓力。同時，成年人的生活壓力也很大，沒有太多時間照顧家庭，陪伴孩子。他在青春期時就曾是一名留守兒童，這決定了他不想要孩子。
此外，J先生還有更多方面的擔憂：「2022年，我記得有一個新聞是北京的一個社區主任說，『孩子就是一個人的軟肋』。這點讓我當時十分震驚，因為這件事情展示了中國政府對於人權的漠視，所以我並不想一個生命變成我的『軟肋』。同時，之前有過紅黃藍幼兒園事件、胡鑫宇案件，讓我對中國社會的信任度降到很低，所以我也不要孩子。」
自稱為「四不中年」的廣州陶女士屬於政治異見者。她表示，選擇「不要小孩」的原因一方面是因為不想結婚，但同時也有對中國洗腦式教育的擔憂。
「假設我做為一個單身人士，可以領養小朋友。根據平時和同事交流得知，現在所謂國防教育已經安排到幼兒園，兒童也要做一定程度的軍訓。要抵抗這種教育，作為家長要非常費神，而不管不顧就大概率又養出一隻小戰狼，不如還是不養好了。」陶女士感嘆。
從《愛情Disabled》到《宅女上街》
如果可以把「不結婚，不生孩，不買房」的原因都歸結為社會環境的壓力，那麼對於那些決絕地選擇「不戀愛」的年輕人，這種壓力是否讓他們也失去了「愛的能力」？
黃意誠認為，香港的My Little Airport樂隊的歌曲《愛情Disabled》（Love Disabled），正是描述現在這種年輕人的處境。
「這個歌中就說到，她在一個完全沒有希望的社會當中，她感覺到自己在愛情方面是個殘疾人。她沒有能力去愛，就像有些殘疾人沒有能力去聽，沒有能力去看一樣。」黃意誠說，「因為我認為，愛情永遠是跟希望有聯繫的。當我們對生活沒有希望的時候，我們也會沒有能力、沒有心力去愛別人。」
My Little Airport樂隊後來又寫了一首歌《宅女，上街吧》。曾參與過「白紙運動」的黃意誠說，歌曲表現出這些對生活沒有要求，對愛情也沒有要求的人，最後嬗變成了社運青年。
「事實上，我在網上看到很多上海烏魯木齊中路的示威者，很多人在示威現場找到自己的對象。這是很浪漫的事情。包括在德國，我也遇到這樣的（年輕）人。」黃意誠說，「因為當你在白紙運動中時，你找到了生活的一個希望。當你的生活有希望的時候，你就會很自然的去尋找愛情。因為年輕人嘛，當然對愛情是有希望的。」
在黃意誠看來，「四不青年」實際是一種「放棄主義」，是一種「去政治化」的政治。不過，他認為，「四不」只是在時代的轉換過程中，給年輕人提供的一個縫隙，是不可持續的事情。
「我認為，共產黨不可能長期允許年輕人以這種方式來生存。它肯定會用一些方法來逼年輕人，去為它所想要的這種『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去當炮灰的。」黃意誠說。
空前固化的社會與年輕人的抗爭
針對「四不青年」現象，旅美時事評論人士唐靖遠告訴本台，這背後的根本原因還是源自中國的政治體制。
「中共把整個體制集權化，導致現在就是兩極分化在加劇，而且出現了社會階層的空前的一種固化，也就是權貴階層和官員階層精英階層世襲化。」唐靖遠說，「這就導致了大量這些沒有根基、沒有背景的普通人家的這種草根年輕人，他們根本無法靠自己的努力奮鬥去改變自己的人生，去實現這種社會階層的上升和變化。它就帶來一個直接的結果，就是奮鬥和不奮鬥的結果是差不多的，是一樣的。」
談到未來，黃意誠認為，無論是海內還是海外的中國青年都要敢於面對國內迅速惡化的社會環境，而不是選擇逃避：「需要去直面這種痛苦，而且要去與那種罪惡、不正義的力量去做鬥爭。這是一個很嚴肅的事情。」
他說，做一個「四不青年」，就好像是以一種「人畜無害」的方式把這種抗爭的嚴肅性消解掉了，但這並不是解決問題的出路。
出於安全原因，本文中的J先生、V先生、誠先生、陶女士皆為化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