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區政府推出「完善」區議會的辦法，其實全無新意，與過去「完善」特首選舉制度，「完善」立法會選舉都一樣，誰出任特首和議員，全由官主不是民主，交長官決定好了。
所謂新的區議會制度只是新瓶舊酒，甚至比舊酒的更陳舊。新香港的區議會470個議席，不計27個當然議席（新界鄉事委員會主席），其餘的，四成議席由官方委任，四成議席變相委任（由官方委任的三類地區諮詢委員會人士互選），只剩兩成共88個議席是直選產生。不過，參與直選者除要爭得區內市民提名之外，還要過兩關，一是取得三類地區諮委會每類各三人合共九人提名，再經官方的參選資格審查委員會通過，才能參選。
相形之下，當年殖民體制也望塵莫及。四十年前，區議會啟動時，民選議席占約四分一，不但數量上比未來區議會多，而且不設政治審查，不用受到政府監督以至處分，也無須聽命於由民政專員出任的區議會主席。更且由第二屆開始，官守議員全部退出，由增加的直選區議員補上。
從民主成分看，特區政府的地方行政已經一步退至舊時，甚至是回到區議會出現前，由港英政府一手主導地方政務諮詢的殖民年代。眼下當局的布局，是以三類地方組織為基石，即分區委員會、地區撲滅罪行委員會及地區防火委員會，前兩者都是70年代以來，殖民政權遺留下來的委任組織。特區政府即使不避忌諱，也該看到，由這些委任成員互選產生四成區議會議席，並由他們提名才能參加直選，由此產生的區議員與民主無關，只能是執政者權力的延伸，而執政者的認受性有多少，區議會就有多少。
基層民主倒退半世紀，但不代表特區可以提升地方行政功能。從效率看，四十年前區議會一半是官守議員，是公務員全職工作的一部分，他們要向當區民政專員及所屬政府部門負責，也要應付地方需要，絕對不能放鬆。反觀未來八成委任議員是業餘人士，他們對地區事務，只要令民政專員稱心愉快，便連任有望，無須向區內市民問責。
倘若政府要聽民間的反對聲音，提出社區以至政策問題所在，找他們顯然是找錯對象。但若只要求為政府吶喊助威的啦啦隊，把多個地區組織合併起來便可以了，何須每人每月給酬金三萬五千元，連同實報實銷的「營運及雜項」開支，每月花費差不多十萬元在一個區議員身上，值得嗎？單從衡工量值的成本效益計，政府該怎樣向審計署解釋？
過去每區均設有地區管理委員會，由當區政務專員任主席，主要政府部門的地方負責人為骨幹成員，再連同民意機構的區議會，合力處理地方行政事務。當局現在既不信任反映民意的區議會，大可把每年用於區議會的五丶六億元增聘人手，深入民間，更快更多地發掘及解決社區問題，服務市民。
但當局不單沒有這樣做，更把公帑浪擲於既無民意功能亦無行政效益的區議會身上，同時又架床疊屋，成立由政務司長主持的「地區治理領導委員會」，負責制訂策略方針及理順區內實施的政策和措施等，再設有「地區治理專組」，由副政務司長主持，負責處理區內的老大難工作，並根據領導委員會定下的方針制定相關政策。
換言之，連同地區管理委員會在內，政府內部也有三層架構去處理地方行政問題。問題是，甚麼叫策略方針，甚麼叫就方針制訂政策，又甚麼叫做老大難問題，固然費盡唇舌也難分難解，下級組織為免行差踏錯，自然會將問題交由上級決定，結果蹉跎歲月之餘，地區管理委員會更花費不少時間與上方周旋，結果內部行政多了，地方行政難免少了。
民主倒退半世紀丶行政效率註定下滑的區議會，一個比當年殖民體制更不如的地方行政制度，特區高官卻可以說成是「好制度」。現實的不可理喻，也許早給俄國文學家及異見者索忍尼辛看透，他說過類似的話：我們知道他們在說廢話，他們知道自己在說廢話，也知道我們知道他們在說廢話，我們也知道他們知道我們知道他們在說廢話，但是他們依然在說廢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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