烏雲籠罩的北京天安門廣場。
1949年，就在中華國民政府遷往台灣前夕，正在台灣師範學院任教的呂熒，卻匆匆離開台灣，經香港，抵達北平。
呂熒是個什麼人？
呂熒是當代中國著名美學家、文藝評論家、翻譯家。
1915，呂熒出生於安徽省天長縣。他是在南京上的小學、中學。1935年，考入北京大學歷史系；1941年，從西南聯大畢業。呂熒的俄語和英語都很好。1942年至1949年，先後在四川的一所中學、貴州大學、台灣師範學院任教。
1950年8月，應山東大學校長華崗之邀，呂熒到山大中文系任教授，後兼任系主任，主講文藝學課程。
1951年5月，毛澤東發動批判電影《武訓傳》的運動。作為武訓的家鄉，山東大學的師生也緊隨潮流，大張旗鼓地「鞭打」武訓。
呂熒對此不理解，他在課堂上說：「武訓也是你們山東的一個聖人，他辦義學錯在哪裡？沒有錢，到處募捐甚至乞討，正表現了他對辦學的堅韌執著，怎麼成了罪人呢？」
這番言論自然「政治不正確」。校方告訴他，只要低頭檢討，就可息事寧人。但是，呂熒堅持己見，不肯認錯。
從1951年11月起，有人在中共的《文藝報》（第5卷第2、3、5期）接連發表文章，批評呂熒的文藝理論脫離政治、脫離實際。
呂熒堅持他沒有錯，拒絕檢討。他還專門給《文藝報》發去一信，對有關批評一一進行反駁。
1952年春，呂熒不辭而別，來到上海。在新文藝出版社副總編梅林的安排下，翻譯了幾本蘇聯文藝理論的小冊子。同年秋後，應人民文學出版社社長馮雪鋒之邀，去北京當了一名特約編輯。
1953年夏，呂熒到青島休假。山東大學校長華崗親自找上門，好言相勸，希望他能繼續留在山東大學任教。呂熒同意留下來教授蘇聯文學和俄羅斯文學，但不再擔任任何領導職務。
1953年11月，呂熒回到北京，繼續在人民文學出版社搞翻譯，做美學研究。
呂熒在文藝學理論領域的著譯有：《美學書懷》、《藝術的理解》、《關於工人文藝》，譯有《葉普蓋尼·奧涅金》、《仲夏夜之夢》等。
呂熒為何從台灣回大陸？
用呂熒1954年3月寫的《我的小傳》中的話說，他不想處於「反動的國民黨的統治」之下。
在這個小傳中，他寫道：「1935年中學畢業，考取北京大學，讀史學系。這時候參加了一二·九學生運動，和國民黨反動派作尖銳的鬥爭，1936年加入中共領導的『民族解放先鋒隊』（簡稱『民先』）。在政治運動的洪流中，我讀了許多馬克思、恩格斯、列寧的著作，開始形成馬克思主義的世界觀和人生觀，同時也發展了我的文學觀點，決心做一個革命文藝戰線上的兵士，這時和思想進步的朋友們合辦文藝刊物《浪花》。」
「1937年發生七七事變，我放棄大學，參加抗戰工作；曾經想到延安去，已經到西安，但是國民黨封鎖了道路，只好到山西臨汾『民先』去工作。1938年因為生病，到四川成都休養，病勢一天天嚴重，終於臥床不起，直到今天沒有恢復。」
「困病的結果，到解放區去是不可能了。1939年我又重到昆明去讀北京大學（這時改稱西南聯合大學），一面養病，一面從事寫作，想儘可能地為革命文藝盡微弱的力量。用呂熒做筆名，也是取其『有一分熱，發一分光』的意思。」
「1941年大學畢業，開始社會生活。因為深惡國民黨政府的反動和腐敗，我選擇了教員的職業，儘量利用課餘的時間寫作……（至1949年）這時期寫成《人的花朵》、《文學的傾向》、《火的雲霞》，譯了《奧涅金》、《仲夏夜的夢》等書。」
「1949年初，解放軍大軍南下，國民黨準備把台灣布置成最後的根據地，大肆逮捕，情勢一天天惡化，於是在4月（從台灣）出走香港，5月抵達北京，從此離開了反動的國民黨的統治。」
為胡風鳴不平
1955年，毛澤東製造了一個大冤案——「胡風反革命集團」。這是中共建政後毛澤東製造的第一起遍及全國的文字獄。
據1980年7月21日公安部、最高法院、最高檢察院《關於胡風反革命集團複查報告》，全國共清查2100多人，逮捕92人，隔離62人，停職反省73人。其中包括許多著名的作家、詩人、教授等。
胡風是中國著名文藝理論家、詩人、翻譯家。
自從1942年毛澤東發表《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之後，毛澤東及其「文藝總管」周揚，一直在致力於用毛的文藝思想一統文藝界。但是，直到1955年，胡風對毛的文藝思想仍不完全贊同，於是，胡見成了毛的重點整肅對象。
1955年5月25日，北京，國家新聞總署大禮堂，中國文聯和作協舉行擴大會議。與會者700多人，全是文藝界的知名人士。會議主題是：批判胡風。
會議由文聯主席郭沫若主持。他宣讀了《請依法處理胡風》的開幕詞，提議撤銷胡風的一切職務，對胡風等「反革命分子必須加以鎮壓，而且鎮壓得必須比解放初期要更加嚴厲」。
郭沫若的致詞，受到與會絕大多數人的熱烈鼓掌，但是，有一個人沒有鼓掌。這個人就是呂熒。
隨後，20多位文藝家上台發言，對郭沫若的提議表示贊成、擁護、支持。
但是，呂熒對這些人的看法不敢苟同。他也走上主席台，徑直坐到郭沫若和周揚之間，拿過話筒，聲音不大但是語氣堅定地說：
「對於胡風，我認為不應該說是政治問題，而是學術問題，是文藝觀的一種爭論，更不能說他是反革命！」
呂熒話音剛落，會場剎那間鴉雀無聲。所有人都被這「大逆不道」的聲音驚呆了。郭沫若哆嗦著嘴，一時說不出話來。
幾秒的死寂之後，在場的文藝家們開始爭先恐後地發出斥責聲、叫罵聲。詩人張光年首先衝上台去，嘴裡一邊咒罵，一邊拉拽呂熒。
呂熒不肯離開，依然緊握話筒，想繼續表達自己的觀點。
台下出現「滾下去！滾下去！」的怒吼。又有幾個人跑上台來，連拉帶拽，將呂熒押趕下台去了。
被隔離審查一年
1955年6月10日，中共中央公布的《關於胡風反革命集團的第三批材料》的編者按指出：還有一部分暗藏的反動分子，「或者就是胡風集團裡面的人，例如北京的呂熒」。「站起來替胡風辯護的就是這個呂熒」。
1955年6月19日，經最高檢察院批准，呂熒被隔離審查，長達一年之久。
呂熒原本身體就不好，審查期間，呂熒的身心受到極大摧殘，導致他患上嚴重的精神疾病。
被迫害致死
1966年，文化大革命開始後，對呂熒的迫害升級，這個「漏網的胡風反革命集團分子」最終還是被逮捕入獄。
不過，當時抓捕他的罪名是，手持刀具威脅「革命群眾」。起因是：他因為生活瑣事，與他人發生爭執，過程中，他拿著手中的水果刀胡亂比劃著——那時他正在用刀削蘋果。
呂熒被先是被押解到北京良鄉勞改農場強制勞動，後轉到清河勞改農場強制勞動。
在勞改農場，呂熒變得更加沉默寡言，平時既不背誦毛主席語錄，也不對著毛主席像搞早請示、晚匯報，因此受到各種非人的折磨。
他是每次批鬥會必被揪鬥的對象，羞辱、謾罵、拳打、腳踢、捆綁、吊打，成了家常便飯。
1968年寒冬，很久沒換過衣服、沒洗過澡的呂熒，重病纏身。但是，獄方拒絕為他治療。他只能抱著那床爬滿虱子的破棉絮，蜷縮在床上，等待死神降臨。
1969年3月5日，驚蟄的前一天，病餓交加、已經瘦得只有50斤的呂熒，在監室內，永遠地閉上了眼睛。那年，他55歲。
難友們將他如一捆枯柴一樣的軀體用一張葦席包卷，在葦塘邊的亂墳中挖了一個淺坑，幾鍬黃土，草草掩埋。
墓碑是一塊紅磚頭，上面用白色的粉筆寫著他的名字「呂熒」。
錯誤的抉擇
1949年，是一個歷史的分水嶺。當時，中國的高級知識分子們，都面臨一生重大的抉擇：是選擇跟中共走，還是選擇走其他的路。
當時中國絕大多數高級知識分子都選擇了跟中共走。但是，在中共當政後，他們無一例外受到中共的迫害，許多人被迫害的妻離子散、家破人亡。
實踐已經充分證明：他們的選擇錯了。
呂熒當時人已經在台灣了，他完全可以選擇留在台灣。但是，他仍然選擇了跟中共走。結果，成了中共的犧牲品。
為什麼會錯誤抉擇？
由於歷史、時代、個人的局限性，呂熒當初對中華民國的認識，對於中共的認識，皆源於中共的宣傳。
當時的中共把中華民國宣傳得一團漆黑，他才一口一個「國民黨反動派」；當時的中共把自己打扮成反專制、反獨裁、要自由、要民主的先鋒，他才對中共當政後將建設自由、民主的新中國充滿幻想。
但是，中共當政後，立即撕下從前的各種偽裝，通過發動幾十場血腥殘暴的政治運動，建立起來的所謂「新中國」，是一個比古今中外所有專制、獨裁政權更專制、更獨裁的極權統治。
中共建政後為什麼會變成這個樣子？
2004年11月大紀元發表的系列社論《九評共產黨》揭開了這個問題的謎底：追根溯源，中共是一個反天、反地、反人類、反神佛、假、惡、鬥為本質特徵的邪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