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出規則
一年以後,再回想起那一堂課,高中生徐莉莉仍覺得「震動」。
那是高一暑假,她參加了陳漠寒的1對1課外閱讀網課。隔著屏幕,老師告訴她,第一節課的內容只是——制定課堂規則。之前她聽說,這位小個子的年輕女老師很特別,上課氛圍自由,不照本宣科,但面對這個問題,她還是一下子愣住。
在她熟悉的學校環境裡,規則都來自於老師,不能談戀愛、不能染髮、不能在課上吃東西,以及更多的「不能」。現在,對於這個習慣聽從的學生,主動提出規則成為一件難事。
課堂陷入短暫的沉默,陳漠寒沒有繼續讓她回答,而是拋出更多具體的場景來討論:老師是否可以體罰學生、是否可以言語侮辱學生、是否可以沒收學生的物品、是否可以占用下課時間?
每一個問題,陳漠寒都會找出相應的法律條文,指向學生的權利——人身權、身心健康權、人身自由權、人格尊嚴權、受教育權等等。
當時16歲的女孩第一次意識到,曾經習以為常的學校生活里,有那麼多不合規的事情。更讓她難過的是,「我已經到了為自己爭取一點權利,都不知道應該爭取什麼的程度了嗎?」
「上廁所自由」,徐莉莉腦海里蹦出了第一條規則。在學校時,原本10分鐘的課間休息,總會遇到老師拖堂,想去廁所她也不敢舉手表達。之後的提議變得順暢,她連續說出幾條規則,和老師達成共識:徵得允許可以吃東西;上課時間提前預定;如果不滿意教學方式,可以隨時提出調整。
●閱讀課前,陳漠寒和學生們共建出的規則。講述者供圖
這門閱讀課開設了近三年,陳漠寒很少見到可以馬上提出規則的學生。「因為沒有人告訴過他們享有哪些權利。」她很理解學生茫然的反應,這也是她堅持在課程第一節做規則共建的意義——告知他們應有的權利,破除教師權威。
陳漠寒還會根據議題進行情景模擬。她記得一次,讓幾個小學生扮演老師,處理偷東西的學生,其中有一個孩子說到,人人都可以犯錯,偷東西只要還了,就可以被原諒,其他孩子也紛紛附和。
接著,她假裝訓斥一個孩子偷東西:「你怎麼這麼糟糕?其他人不要和他玩!」 有的學生立刻去安慰這孩子,有的跑出教室要告訴家長,也有的什麼都不做。然後,陳漠寒才會告訴學生,老師的行為是錯誤的。
她並不要求每個學生都直接反抗,而是學會「溫和而堅定地」捍衛自己的權利:「根據心理承受能力選擇合適的方式,但即使是旁觀者,也不要起鬨、嘲笑。」課後,一個之前認為偷東西就該被懲罰的學生也改變了想法。
上課前,陳漠寒都會提前告知家長課堂設置。他們中有工薪階級,也有中產家庭,都很認同這門課。一位家長看到這堂課後很欣喜,說孩子在體制內學校的環境裡,變得有點苛責同學,希望培養孩子的同理心。
而上這門課的學生大都來自國際學校、私立創新教育學校,少有普通學校的。陳漠寒觀察到,他們會有截然不同的反應:前者處在被尊重的氛圍里,會認為這些都是理所應當的事情,也敢於表達觀點,而普通學校的孩子闡述觀點時,需要她引導,回答常是「沒問題」。
在陳漠寒的印象里,李濤屬於後者。在第一節課上,這個15歲的男孩回答大都是一個字——「嗯」、「好」。兩年後,李濤把當時的沉默解釋為不適應,「感到奇怪,在學校里都是被規定的,第一次讓我自己說。」
那時,李濤正在家自學準備中考。他一直被視為「問題少年」,不聽話、成績不好、還會打架,初中轉了一次學,最後學校要求他做全班檢討,否則不能再去上課。「不公平」,李濤認為自己是受到同學言語侮辱才動了手,而那個同學卻沒有被批評,他最後放棄了去學校。「也不太喜歡那種集體環境,學生表面非常順從,其實私底下會罵老師。」
如今,李濤已經記不得,在陳漠寒的課上到底建立了什麼規則,但他認為那是對的,心中模糊的原則也在那節課有了確定的答案——師生之間的關係應該是平等、相互尊重的。
開始舉報
五年前,剛剛工作的陳漠寒也陷入困惑:告訴學生們所擁有的權利,反抗老師的權威,是不是一個錯誤的決定?
小學時,她經歷過老師的言語侮辱,看到同學被隨意體罰。作為班長,在這種權威之下,她成了忠實的告密者,甚至模仿老師的方式,去打罵一些不聽話的男生,而自己會努力考取好分數來獲取表揚。
矛盾的是,她內心極度厭惡這種權威,在一篇作文里寫,「希望自己成為一名傾聽、理解,不體罰學生的老師。」後來她考入一所師範學院,感受到平等的師生關係和自由思辨的課堂氛圍,更堅定了這個想法。
大學畢業後,陳漠寒考研失敗,本來想去教學理念更為契合的創新學校教課,擔心沒有實踐經驗,決定先到普通學校鍛鍊。2018年8月末,她進入四川樂山一家私立體制學校,擔任初一兩個班的語文老師。看到學校育人目標是「讓每個生命成為更好的自己」,她覺得一切至少不算太壞。
頭一個月,陳漠寒感覺氛圍還可以。沒多久,有一個班的氣氛開始變得壓抑,舉手回答問題的同學少了,大家看起來都很累。直到目睹了一次班會,陳漠寒才知道變化的原因——班長拿出一個筆電宣告:「現在我們來開始舉報。」全班同學都舉起手,挨個站起來講「我舉報誰……」
後來,一個學生說到,我舉報XXX喜歡在寢室裸奔。被舉報的男生馬上站起來反駁,其他同學也開始起鬨。陳漠寒原本在思考怎麼幹預這件事,聽到這裡她立刻走上講台,打斷了這場班會,平時溫柔的語氣變得嚴肅,「舉報這個行為是不對的,極其惡劣。」
●課堂上的舉報內容。講述者供圖
接下來的三堂課,陳漠寒都在和大家討論這個制度。學生們分成不同派別,有人認為老師是為自己好,「班主任說這是同學之間互相幫助的方式。」有的同學堅決反對舉報,有的很無奈地說沒得選,「犯錯會扣分,必須想辦法加分,舉報是最便捷的方法,而且別人也會舉報自己,不會有道德負擔。」
制度是這個班的班主任在這學期,基於學校操行分制度下新增的。學生可以24小時舉報,場所覆蓋教室、食堂、寢室,事無巨細——上課回答問題錯誤、在講台上玩掃把、不穿校服、蹺二郎腿……違規的同學扣分,舉報者加5分。被舉報的同學可以申訴,但跟班長觀點不一致時,可能會被認定為不尊重班幹部而扣分。
另外,做好人好事也可以加3分。每周,老師會和正分數的同學一起拍合照,發到家長群里作為表彰,而扣分輕的要批評、檢討,重的有可能影響在這所高中讀書。但陳漠寒看到,實行舉報制度後,這個班的成績並沒有提升,特別是班主任所教的英語科目,考試分數一路下滑。
陳漠寒只能提出,在她的語文課上絕對不可以出現舉報,但學生們沒有停止。一個孩子告訴她,得知自己第一次出現在合照里時,他爸爸正在開車,趕緊剎車停在路邊,不停拍著方向盤,「看起來特別高興」。
也有學生嘗試過反抗。有人堅持不參與,寫周記諷刺這個班級就是一座「大型監獄」,還有的想放棄,但結果,對他的舉報反而越來越多,為了不扣分,最終只能舉報別人。也有人選擇瘋狂做好人好事加分,撿同學的筆、誇讚同學,把分數衝上去。
●一位學生在周記里寫下對舉報制度的諷刺。講述者供圖
陳漠寒也想過和這位班主任溝通,但又考慮,對方已經50多歲,其他老師和校領導肯定是知道甚至默認這件事。作為剛入行的年輕老師,她還是害怕溝通後會給自己帶來麻煩。
一起任課的幾位年輕老師都認為舉報不對,在自己課堂上明令禁止。但每次上課,仍然有同學拿出本子偷偷觀察記錄,老師們也只能私下吐槽「受不了那個班的班級氛圍。」後來,陳漠寒私下找了教學部部長。部長說也反感這個行為,表示會想辦法處理,但直到陳漠寒離開學校,這個制度依舊存在。
此外,體罰在這裡也極為普遍,年輕老師也開始模仿這種方式。陳漠寒在辦公室看到,一位平時和她交好的年輕老師處罰學生,學生頭頂著書、嘴裡咬著尺子,要做滿20個下蹲,每一次站起來時還要說一句,「老師,對不起,我錯了。」
陳漠寒沒有制止,反而是恐懼占據了上風。她害怕如果提出來,可能會被大家邊緣化。在同事們習慣、甚至炫耀家長送禮的風氣下,她曾悄悄推掉禮物,但為了不被孤立,還得告訴家長不要說出去。
身處這個環境裡,陳漠寒也發現了自己的變化。
本來,她排斥所謂閱讀理解題的標準答案,鼓勵學生表達更多的想法,但面臨考試和成績壓力,還是不得不讓學生把答案記下來。在學生又沒有完成作業時,她第一次撕掉了作業本。那天放學回家的路上,愧疚、不安瞬間向她襲來,「感覺自己好可怕,完全是在以一種羞辱的方式去對待我的學生。」
第二天,陳漠寒在講台道歉,然而學生卻告訴她,「沒事,就應該這麼管。」看著孩子們的反應,她小時候那些具體的記憶忽然翻湧出來。
當時小學班主任老用皮鞋蹬學生、扒掉褲子打屁股、罰跪在煤炭渣上。陳漠寒對這樣的權威感到害怕,甚至憎惡,而對於她寫在作文里的那句當老師的願望,班主任留下的評語是:「你長大後會變成像我一樣的老師」。
她不想讓面前的學生們成為當時那個恐懼的自己。那節課上,她告訴他們,老師需要尊重學生的尊嚴,如果做錯事,必須向你們道歉,你們也可以對老師制定懲罰,也有捍衛自己的選擇。
課後,一個女生找到她,「終於發現有人站在我們這邊。」
個體是有選擇的
經歷了這樣的一年,陳漠寒選擇離職。看著年輕老師們的變化,她感覺自己像一座「孤島」,也擔心不可抗拒地被同化。而面對學生的痛苦,她無力改變。
離開學校後,陳漠寒從樂山去了成都,做主教閱讀課的獨立教師。最初的生源只有朋友推薦的幾個孩子,一個月4堂課,每節100塊,碰上疫情時常取消,要和親戚朋友借錢維持生活。
父母不支持她的選擇,希望她儘快去到公立校。可她想到,在曾經的學校里,教室裝了監控,很難自由選擇一些文本,和學生放開討論。更讓她難以釋懷的是,學生們遭遇不公時的痛苦,還有自己曾經的沉默。
離職後,陳漠寒陷入了深深的懷疑,當學生們處在權利完全得不到保障的環境裡,自己鼓勵他們去做「正確的判斷」,但嘗試發現無一例外全都失敗,她不知道這樣是不是只會加深他們的無力感?
「面對權利被侵害,個體是有選擇的。」這是陳漠寒常常告訴學生的一句話。在朋友的鼓勵下,她決定把這些事記錄下來,「給學生做一個示範。」
2019年年末,她找到以前的學生談話,錄下他們在學校的遭遇,又複印出記錄舉報內容的本子,把學生控訴舉報制度的周記做成圖片,也寫下她那一年的教學經歷和思考。
●舉報制度下的值班同學總結。講述者供圖
當她在網上發出這篇文章後,才突然感覺到解脫。曾經的學生紛紛轉發,之前體罰學生的年輕同事也留言,說後悔那些行為。可有個學生跟她說,自己準備和好友去找老師辯論舉報制度,被批評「搞小團體」,「你總相信在任何情境下,個體都是選擇的。可是我想告訴你,我們真的沒得選。」
問題究竟出在哪裡?這個年輕的女老師開始思考。她最終發現,「一開始就要讓學生明白自己有哪些權利,然後如何捍衛。」
她搜到了《聯合國兒童公約》,才了解到,原來有個課程專門教學生認識自己的權利與義務。之後,她又被美國芝加哥一所公立學校的入學通知震撼,那裡第一頁就寫著學生權利,詳細說明學生有人格尊嚴權、安全權、健康權、受教育權等等,之後是學生義務,然後是老師的權利和義務,「每一個錯誤行為都有一個適度的懲罰。」
給學生們上一堂關於權利和規則課的想法逐漸形成,陳漠寒設計了一套教案,題目叫「師生共建規則」,展示、對比國內外針對師生的法律條文和校規,再和學生們進行情景模擬、案例分析。
最後,這成為她閱讀課的第一節。第一次上時,面對的是幾個6、7歲的孩子,一起制定了「老師不能體罰學生、不能夠罵學生」的規則,孩子們還寫下了具體的要求,比如不能說學生笨、蠢之類。
其中一個孩子說起,曾被老師認定偷了錢,要站上講台承認自己是小偷。從那之後,這個孩子就害怕老師,甚至不敢進學校。講完後,身邊的同學上去擁抱,說「你的老師做得不對。」孩子原本整節課都必須挨著陳漠寒坐,顯得缺乏安全感,後來開始能和其他同學坐在一起。
之後,陳漠寒也去一些小微國際學校授課,或者獨自組班,有時1對1,最多不會超過5人,都先和學生們共建課堂規則。但達成共識,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陳漠寒在小微國際學校進行閱讀課。講述者供圖
陳漠寒發現,年齡小的孩子對於老師的體罰、辱罵會直覺性認為不對,但需要構建一些具體場景教會他們如何處理。而初高中的學生們思維相對固化,有的認同老師可以體罰、辱罵,她就用大量的法律條文、理論概念、實際案例去改變他們的認知。
她也找過之前班上的幾位學生,15歲的「問題少年」李濤就是其中之一。男孩曾告訴過媽媽,無法理解班上有舉報制度。這位母親雖然不認可,但有時看著家長群里的「表彰合照」,也隱隱希望兒子有一天能出現在上面,其他家長聊起來,也多是認為老師管得嚴是件好事。
她忽略過兒子在小學時有過的自殺傾向。當時的班主任告訴她,李濤課間坐在窗台上。她回家問兒子,得知上課被老師冤枉講話、撕了書,生氣想爬上窗台吹吹風,就沒在意。後來開家長會,聽到其他班老師談到她,會說「那個跳樓孩子的家長」,她難以接受,才給孩子找了心理諮詢,又轉了學。
李濤媽媽沒有細問更多。而從李濤現在的講述中,他覺得自己曾經也聽老師的話、愛發言、積極為班級幹活,但後來舉手提問時,老師回應「都講了好幾遍了」;看到班長仗著權利不給關係好的同學記扣分,幾次找老師反映,得到的回答只有「知道了」。
「我說不過,只有動手。」他小時候調皮就常挨父親的打,也學會了使用暴力。慢慢地,他成為班上不受同學、老師喜歡的學生。李濤媽媽也感覺到老師的處理有些問題,但還是告訴兒子,要聽老師的話,認為抗爭會有更多麻煩。
直到上高中的第一天,兒子告訴她,再也不去學校了。現在,得知陳漠寒的聯繫,她很支持兒子去上閱讀課。李濤第一次在學校上陳漠寒的課,回家就告訴她,「班上來了一個很酷的老師,說『起立』『老師好』這些不重要。」 她很少聽到孩子用驚喜的語氣提到一個老師。
她記得家長會上,「其他老師談最多就是孩子的問題,很少談解決問題的方法,也很少誇獎孩子。」但陳漠寒說了李濤的優缺點,還提出建議,可以怎麼讓孩子變得更好。
在湖水中丟下一顆石子
李濤媽媽清晰感覺到兒子一天天在變化,比如今年三八節收到了祝福簡訊,還告訴她以後想去日本的大學學習遊戲設計專業。
去年,在放棄體制學校後,李濤媽媽在陳漠寒的引薦下,將兒子送去了成都一家去日本留學的預備學校,在那裡可以根據李濤的愛好選擇相關的課程,日本歷史、烹飪、日語課等等。李濤在這裡感受到了陳漠寒所教的師生平等、相互尊重的氛圍,有問題會舉手表達,有時和老師互相請客吃飯,「就像朋友一樣」。
看著這些變化,李濤父母意識到,孩子不是只有一條路可以走,「對於像我們在小城市裡,以前覺得只有走應試教育這一條路。」李濤也感受到,爸爸現在會為小時候打他致歉,媽媽開始尊重他的想法,還會鼓勵他出門和朋友玩耍。
而提出「上廁所自由」的徐莉莉還是回到了那所私立中學,開始念高二。但那個暑假的課程帶給她的餘波,依舊在震盪。
回到學校里,再次遇到老師拖堂,她會想起共建規則課上提到的學生權利;看到試卷上一些文字華麗冗長、「假大空」的閱讀文本時,她會想念閱讀課時讀到一些的作品;而聽到老師念其他同學的高分範文,她也產生懷疑,思考文章的內容是否在進行真實表達。
●閱讀課的教學文本。講述者供圖
她有過一陣割裂的感覺,腦海中一個聲音告訴她,在學校里就要學會去接受、服從,另一個聲音在說學校制度是不對的,應該去反抗。
在語文課上,遇到和老師觀念有分歧時,這個女孩開始站起來,表達不同的想法。還在老師因為課堂沉悶的氣氛發火後,寫了一封信,指出課堂設置的一些問題,並說「我們會和老師一起找到應對的方法」。最後,老師和她進行了一場談話,坦承有些價值輸入也不是他想做的,很欣慰她終於敢在課堂上大聲陳述觀點。
之後,徐莉莉還嘗試了一些小小的反抗。學校規定每個寢室長必須在午休、晚自習回宿舍後,巡樓15分鐘,很多學生都在吐槽這個規定。她和另外一個女生決定找班主任辯論,但結果並沒有讓制度被徹底廢除。
「至少我覺得自己邁出那一步了。如果一群人都覺得有問題,但沒有人敢去說,就是我們的問題。」這個曾習慣保持緘默、聽從規則的女孩堅定地說道。
儘管28歲的陳漠寒也不知道,這樣一節權利課到底可以改變什麼,身邊很多人也告訴她不會有多大效用,但她說,至少「要在湖水中丟下一顆石子」。
學生們在課堂習得的方式,也延續到了家庭里。一位女孩的母親告訴陳漠寒,她和丈夫互相打趣時,女孩卻認為她使用了一些不好的語言,羞辱了爸爸,說「如果很生氣,也不要用言語去傷害對方,要溫柔地表達自己。」
在陳漠寒離開體制學校的第二年,一位曾經的學生告訴她,學校要求早自習站著念書,班主任不滿一位同學站姿,就辱罵道「你不是個東西」,那位同學馬上反駁說老師沒有權利罵他,「人人都是平等的。」
班主任直接講,班風這樣變差,是受了陳漠寒的影響。有學生立刻站起來說,「她不是你說的那種人。」教室里其他同學也紛紛站起來支持。
●陳漠寒原班學生反饋的信息。講述者供圖
得知這個消息後,陳漠寒想到了她最愛的電影《無聲革命》。影片裡,學生們被要求出賣同學時,班裡一個接一個同學站起來,都說是自己。最後,沒有任何人幫助的情況下,這群學生集體從東德逃往了西德。現在,她感覺過往丟下的石子,終於盪起了一點波瀾。
(為保護隱私,文中陳漠寒、徐莉莉、李濤均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