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暉
孔子以及後來的孟子，都生在中國數千年文明史上發生最劇烈變化的"周秦之際"，對於這個時代的變化，他們都覺得是禮壞樂崩、山谷陵夷、人心不古、世風日下。因此他們感時傷懷，積鬱難平，憤世嫉俗，疾首痛心。
孔子在整理典籍中寄託了他對現實的抨擊和對他所想像的"三代"黃金時代的憧憬，並表達了他要"興滅繼絕"、"克己復禮"、挽狂瀾於既倒、復興周公之道、重振"三代"文明的希望。然而這些希望不斷破滅，滿腔悲憤的孔子在"乘桴浮海"、"居九夷"的感嘆中，懷著"吾道窮矣"、"哲人其萎"的憤懣，齎志以終。
顯然，孔子不是個趨炎附勢、歌功頌德的人。他對當時社會和統治者，誇獎不多，指斥不少，尤其是對活著的統治者幾乎沒好話——死去的"先王"可以是完人，孔子也沒少對之歌功頌德，然而他們已經死了，不能給孔子以恩寵，而活著的統治者對這樣的"哭廟罵殿"則是很不待見的。
對孔子，不管是褒還是貶，都得從這點出發。過去反孔批孔的，說孔子對現實不滿是"歷史倒退論"、"今不如昔論"，是"九斤老太"，是"逆歷史潮流而動"的"復辟狂"。
幾十年批儒，孔子最大的罪狀就是這個。而褒孔揚孔的，則說孔子的這種不滿是"知識分子的社會批判精神"，是"獨立人格"與"社會良知"的體現。總之，復古倒退也罷，批判精神也罷，相反的評價針對的是同一個事實：就是孔子對現實不滿。
那麼孔子對什麼樣的現實不滿？當然就是對"周秦之變"不滿。
在當時的劇變中，孔子是維護周制，主張復古，宣傳"王道"，反對最終導致秦制的"霸道"的。而春秋戰國時期興起的另一股潮流，即法家，則是推動秦制的。周秦之變背後的思想衝突，主要就是所謂的儒法鬥爭。
今天人們一方面知道中國歷史上並沒有什麼"奴隸社會"，另一方面也知道所謂的"封建"即封邦建國諸侯林，這樣一種西周宗法貴族政治與秦以後的中央集權官僚制帝國"專制主義"是差異很大的兩回事。在這個意義上，孔孟時代的古儒確對秦政式"專制主義"十分拒斥。
當然這並非像一些以現代觀念拔高儒家的人講的那樣是因為古儒中有什麼"自由民主"因素，而就是因為孔孟弘揚的是以宗族認同、小共同體本位、大宗封建小宗、封臣依附於封主、封主保護封臣為基礎的周制，他們是以"封建"反"專制"、以貴族政治抵制皇權－官僚政治的。
正是在西周社會結構及其價值體系已經"禮壞樂崩"的情況下，以"吾從周"為志的孔子及其學派才應運而生。而整理"六經"既是對"周制"（或"三代之制"）的系統化敘述，更是弘揚"周公之道"的一整套價值宣示。
然而孔孟的努力並不能挽狂瀾於既倒。孔、孟兩人當時都是到處碰壁、倍感孤獨的"喪家狗"。但是他們的學生也有很得意的，因為在那時的大潮中儒門後學不可避免地產生了分化。
在"禮壞樂崩"成為大勢所趨的情況下，孔子身後"儒分為八"，其中有影響的主要就是思孟與荀子兩支。荀子"識時務者為俊傑"，不再"從周"而改行"法後王"，匯合於李悝、商鞅代表的法家潮流。而思孟一支則歷經坎坷，與法家和秦制激烈衝突，以至發生"焚書坑儒"。
雖然"焚坑之禍"實際上是全面壓製法家以外的諸子百家，並非只對孔門（首當其衝的那些方士還並非儒家），後來儒者只講坑"儒"是為了突出自己的烈士形象。但是應該承認，在"周秦之變"中最鮮明地"從周"的儒家是這場鎮壓的重點。
所謂"燔詩書，明法令"的說法和"以古非今"的罪名，都明顯地體現了"周秦之變"背景下的儒法衝突在這場事變中的重要性。而這也導致了儒門分化加劇。有些人，例如後來號稱漢代"儒宗"的叔孫通，靠曲學阿世、諂媚"暴秦"仍然混得不錯，而且秦亡後還有奶便是娘，"所事者且十主，皆面諛以得親貴"。
而另一些人，如以孔子七世孫孔鮒為代表的"魯諸儒"則相反，他們對暴政忍無可忍，從"異見人士"真正變成了革命黨。最後孔鮒帶領"魯諸儒持孔氏之禮器往歸陳王（即陳勝）"，投身反秦起義。在兵敗陳下的悲壯一幕中，孔鮒這個"縉紳先生"居然與農民造反領袖陳勝一同死難。
於是孔鮒與叔孫通，上繼孟子與荀子，代表了大分化中儒者的兩種主要選擇：是像孔鮒那樣繼續做"喪家狗"，甚至不僅"喪家"還喪身，成為反抗暴政的"烈士"呢，還是像叔孫通那樣改換門庭做"看家狗"？應當說多數儒者還是依違兩者間，既不能像孔鮒那樣殺身成仁，也不願像叔孫通那樣寡廉鮮恥。
然而在不斷碰壁之後，還是叔孫通的道路顯得越來越有優勢。到了漢景帝時代，一些儒家還宣傳推翻暴君有理，宣傳所謂湯武革命、順天應人。結果在如今可以被稱為"從革命黨向執政黨轉變"的那次"轅黃之爭"中，碰了一鼻子灰，漢景帝宣布革命理論不能再講，"是後學者莫敢明受命放殺者"。
正好西漢前期幾十年間由道家演變而來的黃老之學是主流思想，而漢初黃老繼承莊子的犬儒主義，提倡順其自然、恢詭譎怪、因是因非、無可無不可，像孔老夫子那樣死腦筋想不開一定要"吾從周"，那不是犯傻嗎？於是在"上好申韓，下必佛老"，在上者指鹿為馬、在下者難得糊塗的氛圍中，後來之儒越來越學乖了，懂得"圓融通透"了。
到了漢武帝時，董仲舒先生把韓非發明的"三綱"弄過來，完成了"儒表法里"的改造，於是武帝龍顏大悅，儒家據說也就得到了"獨尊"的地位。儘管董先生在放棄"革命"的同時還把那裝神弄鬼的讖緯之學弄來，想對皇上保留一點"上天示警"的約束，但後來在曹魏到隋唐間皇上們又感不爽，下辣手殺了許多人，把讖緯禁絕，於是"上天示警"也不靈了。
這樣，儒者便完成了從"喪家狗"到"看家狗"的演變。"百代都行秦政制"，體現"周公之道"的"五經"自然顯得太虛了些，經典儘管還是經典，但不能過於當真："霸道"既然惹不起，"外王"既然搞不成，我們就玩"內聖"吧！
今天理學家講濫了的"內聖外王"其實本來源於《莊子·天下篇》，是道家之言，並非儒家祖傳。孔子那時只講"遠聖"（堯舜等遠古聖王）而從不言今聖。所謂"遠聖"也只是通過行仁政安天下，而不是通過修身養性體現出來的。那時的儒學只講"外王"，而不講什麼"內聖"。只是在外王無可挽回地變成"外霸"後，儒學才逐漸變成"向內用功"的心性之學。
有種自由主義，我把它叫做日本式自由主義，它的特點是強調個性，強調個人的權利，但是它針對小共同體、針對家庭、針對周邊的人。日本在明治時代特別提倡這些，就是六親不認只認天皇，福澤諭吉就是這麼主張的，他一方面認為自由是人最可貴的品質，同時又認為自由是要效忠天皇的。
這個自由只是從你周圍那個熟人社會擺脫出來，你要敢於反抗爹媽，反抗家族，敢於六親不認。但你必須知道"爹親娘親不如毛主席親"，你必須歌唱"我把黨來比母親"。這種人雖然是從大家庭中叛逆出來的，但他身上已經不具有儒家文化了，什麼孝啊，基本上拋開了，等於傳統的叛逆者。
還有一種，簡單點說就是不滿現實，追求一種理想，當然這種理想可能是近代理想和儒家理想兼而有之的，在這個過程中並沒有一種和家庭、和傳統決裂的自覺。
中國自秦制代替了周制以來，儒家士大夫中就潛藏著很大的不滿，有一種"從周仇秦"的情緒，這是毛澤東最不滿意儒家的一點。"文革"中他一直講"儒法鬥爭"就是這個意思，以為儒家喜歡貴族制不喜歡官僚制，喜歡分邦建國，不喜歡中央極權的大一統。
講得簡單點，喜歡那種道德社會所謂的"三代之治"，不喜歡秦以後的那一套東西，實際上西方進來的思潮在中國受到歡迎就是這一幫人，他們是基於對秦制的仇恨來歡迎西方的，他們認為西方的那套就是仁義道德。
中國是禮儀之邦，三代本來是非常不錯的，但是秦以後就墮落了，他們從來沒有認為中國墮落是西方的原因，要恢復三代的理想只有學習那些新的東西，才能顛覆家天下，才能恢復天下為公。在他們看來，民主選舉就是天下為公，就是推舉制，"幾欲天下為公，親親不得三代之遺也"，一開始這個東西就是和民主共和接軌的。
說實在的，我們現在很多聲稱是儒家的人實際上是偽儒，因為他們都讚揚秦制，今天你衡量什麼人是儒家很難說，但是什麼人不是儒家還是比較容易說的。
什麼人不是儒家呢？第一，欣賞秦始皇的人肯定不是；第二，欣賞毛澤東的人也不是。因為這兩個人一個是把孔子的祖墳都刨了，一個就是直接焚書坑儒的。孔子的九世孫孔鮒就是投奔陳勝吳廣造反的，他投奔陳勝吳廣是為了抵抗秦制，伐無道、誅暴秦。
傳統儒家精神怎麼適應近代以來的潮流？總體上我有一個看法，近代西學東漸早先就是受到反法之儒的歡迎，認為西方的那套就像三代的推舉之法，"己欲以天下為公"，而從秦以後就不行了。那麼我們之所以搞民主共和就是因為這和我們以前的理想是一樣的。
晚清最早引進西學的時候，人們最感興趣的就是民主共和，對個人主義、個人權利這些東西很長時間是沒有人注意的，真正注意到個人主義是從日本傳來的。
現在的我們，仍然是要為一百多年前的理想奮鬥。在這個奮鬥過程中有人認為儒家的傳統資源也是可以起到作用的，我並不否認這一點。從傳統以及近代歷史看，的確是這樣。
今天有人提倡新儒家，如果這個新儒家是和秦制妥協的，那我只能說這不是新儒家，是偽儒家。因為不管新儒家還是老儒家，儒家的特點就是和秦制不妥協。
怎樣算是儒家？對現實不滿，對秦制不妥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