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宏、保山文教系統的整風反右運動
1957年夏季，我們保山、德宏兩地的中學教師集中到騰一中參加「整風運動」，文教口的主要領導是張治，騰衝中學的主要領導是保一中的校長楊侃。在保一中大禮堂聽了動員報告之後，我感到了黨的光榮和偉大，應該毫無顧慮的幫助黨整風，使之改正工作中的缺點。1952年我在昆明師範學院讀書時在思想改造運動中是理化系學生代表，幫助教授們「洗腦筋」。1953年畢業後，已分配在昆明市區任教。但我聽了黨的教育，有志青年要到最艱苦的地方去，我向省教廳提出申請調到邊疆。同年12月，經省教廳批准調到保山地區，經過四天的行程到保山。我到文教科報到時，朱科長對我說：「你來了太好了，我們騰一中固東分校因缺物理老師，開學兩個多月無法開課。那地方太偏僻，交通不便，離國境線很近，你若不願去還可以另外分配。」我回答說：「越邊遠越艱苦的地方越好，我從昆明來就是要到艱苦的地方去鍛鍊。」不幾天，他找輛貨車把我送到了騰衝城，郭惠文先生找了匹馬接我到學校。到了學校一看確實簡陋，在昆明住的是洋房，點的是電燈，行的是柏油路；在這裡住的是透風的木房，點的是油燈，行的是土路。但我毫無後悔之意，全心全意投入教學工作，在學校深受師生的好評。整風運動學習中，我被任命為記錄員。當我聽了中共中央《關於整風運動的指示》和毛澤東的講話傳達後，對黨的政策深信不疑，那時我對黨和毛主席的相信，像少女初戀一樣的純真。我堅信「言者無罪」，我做到了「知無不言」。我的主要言論有下列幾方面：
一、1956年暑假，我到昌寧更嘎去會女朋友，嚮導帶我從小路走，爬過幾座大山。當我們走到了一個山頂，看到有間茅屋，我們又累又渴便進去討水喝。到屋裡一看：一個老太婆，穿的衣服破爛不堪，家具很少，連鐵鍋都沒有一口，是用土罐燒水煮飯。當時，我心裡想不通，解放六年了，山區農民為何還這樣窮？在整風學習會上我講述了這些情況，並提出希望政府採取措施扶助山區貧困農民。這一發言，後來成為我污衊社會主義的右派言論。
二、當我看到報上登載的「外行不能領導內行」的言論時，我就隨便說：「是呀，像唐小全從來都沒有學過醫，怎麼能當好衛生院院長呢？」這個唐小全正是我們頂頭上司楊侃之妻。匯報上去，我馬上被撤去記錄員，扣上右派帽子，打入另冊。為了充實右派言論，又把以前說過的找了兩條：一是我和同學們去洗衣服時對同學說「洗衣服主要洗領子和袖子，領子和袖子容易髒」；另外一條是「飯堂飯不夠吃，學生搶飯吃。統購統銷是為了防止奸商投機倒把，我們是學校，應該吃多少供應多少。學生飯都吃不飽，身體怎麼會長好，身體長不好，學習怎麼會好？」這條成了我反對統購統銷政策。
在教師隊伍中，很多教師被劃為右派的確很冤枉，不僅冤枉而且很荒唐。騰衝一中因為沒有大禮堂，每次開大會和文藝晚會都在院子裡，學生自帶凳子。為這個事情好多好心的老師都提出：騰一中是所完中，學生這麼多，沒有禮堂，開個會，逢年過節的文藝晚會都不方便，請政府撥款給學校蓋個大禮堂。提這個意見的教師通通都被打成右派。
胡守仁，騰一中教師，他原來在昆明中法大學任教，中法大學從昆明遷內地時他不願到省外而回老家騰衝。胡守仁到騰一中任生物教師，他對工作勤勤懇懇，一心一意為了教學，除了吃飯和睡覺，幾乎都在學校搞實驗和備課。因成績卓著，1956年被評為省先進教師，參加了省的先進工作者會議。回校後，他更熱愛黨，更擁護黨，在整風運動中提出合理化建議。但因他曾是國民黨員，還是國民黨時期的中學校長，自然很難躲過這場浩劫。運動後期，按歷史反革命論處，判刑十八年。
段啟熙原是騰一中固東分校（後來改為騰三中）主任。1952年政府決定利用同德中學校址，創辦騰一中固東分校，指派段啟熙負責。由於戰亂，原校早已殘垣斷壁，草木叢生，一片荒涼。他細緻規劃，勤加督辦，學校建設進展順利，還帶領學生身體力行抬石頭，脫土坯，砌築圍牆幾百米，到十幾里外的山上砍伐石竹棍，編修花園竹籬，初步形成優美的教學環境。學校設備簡陋，教具奇缺，學生基礎差。他除了全面抓學校的教務、訓育、生活、行政工作外，還擔任語文教學，其它教師缺乏時他還去頂替。學校在他的帶領下，養成了奮發向上的優良學風，學生成績進步很大，許多人畢業後考入高中、中專，後來升入大學。不少人後來成為教授、專家。這都是和段啟熙的努力分不開的。然而，在1955年的肅反運動中只因為他的家鄉騰衝被日本人占領了，為了收復家鄉，抵抗日軍，就投奔到大理國民黨辦的教導隊受過幾個月的訓，被審查十個月，查不出什麼「罪行」，但仍免去行政職務，調到騰一中任高中語文教員。他學識淵博，講課生動、活潑，形象化，深受學生歡迎。整風運動中他在劫難逃，被劃為「極右」送到柯街農場勞教。他丟下年過花甲的老母，乳臭未乾的小孩及妻子。過去，全家生活靠他的工資收入。如今，全靠無工作的妻子幫助別人縫縫補補賺點小錢過日子。他感到有國難報，有家難歸，對不起母親和妻室兒女，所以決心一死了之，他趁上山砍柴時把斧頭綁在樹上自殺未遂救回宿舍。但他還是趁大家吃飯的時候，用刀片剖腹挖出自己的內臟而死亡。
趙之漢是華西大學畢業，原來是保一中教師。為了加強騰一中的教學工作，被派往騰一中任教導主任。他是個全才，不論是數理化還是文史地，或者是體音美，不管哪科教師缺課他都可以去代。整風學習時，領導很信任他，決定他留下管理學校，但是，到了整風學習結束後也給他補了一頂「右派帽子」，送往農村監督勞動。
我們被劃為右派後，失去了一切的自由，吃飯，大小便都有人看守著。平時，集中在一個專門的教室里寫檢討，需要批鬥誰時，隨叫隨到。大小便有固定的時間，去哪裡都要採取集體行動排成一路縱隊，前有領隊，後有壓陣。我校教師楊桂林，打成右派後心事沉重，精神恍惚走路時不小心，腳尖踢起一塊小石頭，碰著領隊人的腳後跟。領隊人匯報上去以後，就視為是階級敵人的反抗行為。當天晚上就宣布他是現行反革命，逮捕入獄，後死於獄中。
我們每天晚上都要交一篇檢查，否則不准睡覺。騰一中副校長陸漢白，1917年蘇聯十月革命成功，他曾打電報給列寧，表示祝賀。他一貫表現很進步，擁護共產黨。解放後得到重用，安排他當了副校長。劃成右派後，叫他寫檢查他經常交白卷，因此經常挨罵、不許睡覺。看管人員罵他：死豬不怕開水燙。他總是說：我是擁護共產黨的，我不是反黨，我是幫助黨整風。所以，他每天夜晚都在兩點後才能上床。
在整風運動中，有的人趁機利用手中之權，陷害忠良，龍陵中學校長張一太就是個典型。他是個好色之徒，曾姦污女生多人，凡正直的教師無不義憤填膺，嚴加指責。因此，在整風運動後期，全校教師除一貫吹捧他的如趙榮造等少數人外，其餘教師7人都被打成了「右派」。我們騰衝三所中學的百名教師，整風中被劃33人，後又被捕了幾個，加起來近40人。這些教師多數是教學骨幹，除上述的胡守仁、段啟熙外，如楊元生，他在昆明師院數學系讀書時，就是高材生，只因為他出身成分高不能留校任教才分到騰一中來。整風運動中因他參加過「三青團」並任過職，後按反革命論處送去勞改。反右之後，教學質量下降是自然的了。
1958年3月，中共中央對右派的處理已有明確規定，最重的是勞動教養。但是，當時的領導，為了考驗群眾的覺悟，在宣布處分前，故意讓大家發表對右派的處理意見。好多人為了表現積極，提出判刑八年、十年、卅年，還有人提出對趙×要判死刑，少數人提出勞教、管制等。在宣布處分時，楊侃聲色俱厲地說：這些右派罪大惡極，同志們提出給他們判刑是應當的，說明了大家覺悟高。但也有個別同志有同情心，認為給他們勞教就可以了，說明這些人覺悟不高。右派分子是罪大惡極的。但我們嚴格執行中央寬大為懷的政策，對他們從輕處理。宣布結果：多數送勞教，少數送農場監督勞動，個別老弱者留校監督。
武裝押送監督勞動
1958年3月12日，我們被武裝押送到國營潞江農場監督勞動，後又從昆明、德宏等地送來幾批共108名。場長田德恆在給我們講話中仍稱我們為犯錯誤的同志，他說：「我們把你們當成動力而不是包袱，希望大家努力改造，爭取早日回到人民隊伍。」聽了田場長的講話大家很受感動，許多人信心十足，下定決心改造好自己，爭取早日回到人民隊伍。在場部學習三天後，兵分兩路，一部分分到八隊去大紅山開荒，一部分到老橋挖咖啡坑種植咖啡。我們忍受了難以想像的痛苦，言行上循規蹈矩，勞動上拼命干，許多人勞動超群，如李道法、王金文、林德功等，每天打60×60×60公分的咖啡坑上百個。楊自立、李炳全、段應煥開荒達1畝，吳作民到野外找豬菜每擔都在一百公斤以上。
由於氣候炎熱，酷暑難當，在室內也是汗流不止，長期在烈日之下勞動，皮膚灼傷，很多人背上脫了一層皮。在這裡毒蛇、蠍子、蚊子、螞蟻、蠓蟲到處皆是，一不小心就被叮咬，肌膚紅腫奇痛難忍，有的還得住院治療。如王欽被蠍子咬著後，住院十多天。我們這些人，大多數是白面書生，沒有勞動過或很少勞動過，在這種惡劣環境下，高強度、超時間勞動，艱苦程度可想而知。我們都是秉承著「爭取早日摘帽，回到人民隊伍」的信念，克服了思想上和體能上的困難，咬緊牙關，拼命幹活。盼呀！盼呀！誰知事與願違。
「五風」刮不盡飢餓又來臨
整風反右之後，敢於仗義執言的有識之士都被戴上「右派」帽子，成了階級敵人，專政對象。全國上下，從中央到地方，從黨內到黨外，從知識分子到工人農民，再也不敢講真話了，而是學會了講假話、大話、空話。毛澤東忘了馬克思教導的從社會主義過渡到共產主義需要一個漫長的歷史時期的教導，提出跑步進入共產主義。毛澤東發出「人民公社好」的號召，中共中央作出《關於在農村建立人民公社的決議》，決議強調「在我國實現共產主義已不是遙遠、將來的事了」。1958年6月，河北省徐水縣委訂出規劃，要在1963年進入共產主義社會。從此全國響遍了「超英」、「趕美」，「跑步進入共產主義」的號召，提出了三面紅旗（總路線、大躍進，人民公社）。一些不符合實際的口號政策、措施相繼而出，五風（共產風、浮誇風、瞎指揮風、強迫命令風和幹部特殊風）愈演愈烈。農民養豬種菜、餵雞被視為走資本主義道路而被禁止；中國農民幾千年來的「養牛為耕田，養豬為過年，養雞生蛋換油鹽」的生活習慣不准了。全民皆兵，集體行動，吃大鍋飯。加班加點已成為家常便飯，更無假日和星期天，上弦月加夜班，下弦月加早班，並要做到「哪裡需要到哪裡去，打起背包就出發」。曾流行「一碗一筷，一鋪一蓋，多了是禍害」的順口溜。報刊上大力宣傳「人有多大膽，地有多高產，不是做不到，只怕想不到」的唯心主義思想口號。全國到處大放所謂的高產「衛星」。廣西省環江縣吹報畝產稻穀13萬斤。為了讓人們相信，在稻穀中央打個暗樁，讓一個小孩坐在上面，此幅照片登在當年的人民日報第一版。我們農場老橋隊的甘蔗提出畝產150萬斤，為了完成這個任務，下種時，把兩芽間的那一段砍掉，只留芽子，一共埋了11萬個芽。長出來的苗密密麻麻，比韭菜還要細，根本不能成長。還有一個隊為了完成畝產幾萬斤的指標，把十多畝未成熟的稻穀移到一畝田上，結果，不但完不成指標，還多數成了癟谷。全國開展土法上馬大煉鋼鐵，投入九千多萬青壯勞力，成熟的稻穀由「三八」、「六一」、「九九」部隊即婦女兒童、老人去收，好多收不回來，浪費很大。由於土爐溫度不高，不僅上億畝森林慘遭砍伐，造成水土流失，且煉出來的多數是廢品，造成的直接經濟損失幾十億。毛澤東在廬山會議上也說：「我有兩條罪狀：一個是1070萬噸鋼，是我下決心，建議是我提的，結果9000萬人上陣補貼40億，得不償失。第二個，人民公社……」
糧食作物大面積減產，生活物資極度匱乏，全國人民生活在飢餓之中。1959年3月份，農場開始吃稀飯，且越來越稀，吃得再飽，幾泡尿後腹就空了。由於勞動強度大、時間長，食不果腹，飢餓難忍。我在睡覺時，嘴裡默念著普希金的詩：「一切都是暫時的，轉瞬即逝。」念著念著睡著了。思想上的難熬應付過去了，但是身體上由於營養極度缺乏，患浮腫病的人逐漸增多，人們已經到了飢不擇食的地步，爭相採食過去餵牲畜和豬的飼料，如：麻郎果，三葉豆，芭蕉根……等，還有的捕食老鼠。水庫隊李道法經常採集芭蕉根，吃不完的切片曬乾儲備著，這種植物為韌性纖維狀物質，吃下肚不易消化，解大便時塞在肛門口，還得用手指一點一點的摳出來。偶爾供銷社也出售一點芭蕉糕、橄欖糕、油枯餅之類的代食品，人們當做珍品搶購。如今，送人也無人會吃。
由於浮腫病人增多，有的已經餓死，如趙子厚：他浮腫得全身無力在家休息，晚上睡覺時飢餓難熬，叫喊著：「我餓啊！我餓啊！……」旁邊的王欽勸他：「你別叫了，我們個個都餓，你叫了影響我們睡覺，明天我們還要出工。」他忍著不叫了。第二天早晨起床鐘響了，王欽趕快叫趙子厚：「老趙、老趙、快起來打稀飯了。」但無回音，以為他睡著了，就到床上用手晃他，結果才發覺他早已斷氣了。在這種情況下，農場成立了浮腫療養隊，把浮腫病人集中在一起，不但不出工勞動，而且在糧食上多供應一點，還有點紅糖，花生之類的營養品，我曾兩度住浮腫療養隊。
在那時不但食物缺乏，其它生活物資同樣匱乏，牙膏、肥皂長期買不到，用鹽水刷牙，用灶灰水洗衣服，有時連鹽也缺。買布都要用布票，一年只發幾尺，有一年一人只發一尺七寸，只夠買一條汗褲。人們穿衣服特別節省，一年中有半年不穿上衣，上身赤裸，下身穿一條二短褲，褲腳都是補丁上加補丁。我們住的房，睡的床都是自己上山砍竹、割草親手建造茅屋、籬笆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