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4年12月30日，在中國東北的一個陽光依然和煦的病室，父親永遠地離開了我們。我看著心電圖上那條曲線的波峰在不斷地墜落，最後延伸成一條永遠蒼白的直線。
這條蒼白的直線，擴張成一片空白，30多年來，一直留在我的心中延伸。那是一種怎樣的缺憾？讓我在漂泊的歲月中永遠尋找著那曾是我生命堅實依託的岸，而我面對的，總是無邊的蒼茫的大海，黑藍色的波浪，孤獨著一葉扁舟。
我不太知曉父親孩提時代和青少年時代的經歷，他生前自己不太說，我只是從母親那裡聽到一些。
父親生於1916年。我的曾祖父是清朝的鹽官。據說清朝的官吏大約分九品，一品、二品為紅頂；三品、四品為藍頂，據說我的曾祖父是個清代的藍頂官員。那時東北有大片肥沃的土地，都是荒地，清代的官員和有錢有勢的人們去那裡占地，騎著大馬，信馬由韁，在跑出很遠很遠的地方立上自己的地標，這片土地就歸他所有了，據說這叫「跑馬占荒」。
據說我的曾祖父也曾到黑龍江省一個邊遠的地方「跑馬占荒」，並成了當地的大地主。
祖父和祖母很早就去世了，父親3歲失去母親，5歲失去父親。是曾祖母帶著父親和伯父一起生活。
一個老奶奶帶著兩個幼小的孫兒生活，難免受到周圍一些有勢力或有膂力的人們的欺負，據說我家的財產都被人家搶走了，但是曾祖母是一個很能幹的人，她和人家打官司，打贏了，贏回了兩條街，於是又有了財力養育兩個孫兒了。
據說父親在偽滿洲時代念的是日本人的寄宿學校，所以他的日語和日本人說得一樣。後來半工半讀，讀了偽滿時代的「新京法政大學」。
父親在大學裡文體都很出色，百米跑過冠軍；在文藝演出時常扮女角。畢業後成了一名律師。母親那時是偽滿洲「滿洲映畫株式會社」里的職員。當時公司里有一位日本老人，對母親很好。他會一種物理療法，叫「水蒸熱電療」，他告訴媽媽，學會這個技術可以開醫院。
媽媽說：那您就教給我先生吧。
於是父親和這位日本老人學得了這項治療技術。在國民黨統治時代，開了一家電療院，以此養活一家人的生活。
解放後，實行「公私合營」，父親的電療院被「合營」到市裡的一家醫院，父親成了這個醫院的科主任。
在我出生時，我家裡有4個孩子，我是最小的，有兩個姐姐和一個哥哥。那時我們有過一段安詳、幸福的日子。
父親的性格非常柔和，從來不打罵孩子，在我的記憶中也沒有和任何人吵過架。他會各種樂器，閒著的時候就會吹吹笛子，拉拉二胡，還喜歡和鄰居的棋友下棋。有時還會扎一個雞毛毽子逗我家養的那隻貓，使那隻公貓上下跳梁，亢奮以極。
那時我們家住的是一套日式房屋，父親在前院種了一架葡萄，幾棵果樹。到了葡萄成熟的時候，母親會把葡萄分別包好，送給各家鄰居。
東北一到冬天非常寒冷，落葉後的葡萄秧也會凍壞的，因此父親讓我們掃來一些落葉，蓋在葡萄秧上，然後埋上土讓葡萄秧冬眠。
我家那個溫馨的小院和父親一起永遠留在了我的記憶中。我夢中的家，似乎永遠是那個小院，姜不辣的黃花開滿小院，蜜蜂飛過，透明的翅膀掠過一陣彩色的音響；蝴蝶在梨花上輕柔起舞，帶走淡清色的花粉；一條青蟲悄悄爬過櫻桃紅熟的果實。一到秋天，掛霜的葡萄在早晨閃爍著朦朧的淡紫色柔光，摘下一粒放在嘴裡，甜透肺腑，回味無窮……
有時父親會坐在竹椅上，吹起笛子，那清脆悠揚的樂音和紅蜻蜓一起在藍天上滑翔出優美的曲線，和煦的太陽似乎微笑著看著這和美的景色。
那時父親經常出差，每次回來都會給我們帶回很多玩具和水果、乾果等。父親出差回來，是我們兄弟姐妹的「盛宴」。每到父親出差歸來的日子，我經常和小姐姐手拉著手跑到胡同口，等待著父親的歸來。
在比較安穩的時代，父親是安詳的，能幹的，但是到了動亂的時代，他也是非常驚恐的，他從小就是一個孤兒，因此內心的安全感是非常脆弱的。
1966年，文革風暴來臨，從父親的經歷來看，要定一個罪名太容易了。父親敏感地感到禍事將到，正好那時有一個「三線」的醫院需要父親去修理機器，父親就以「出差」為名，去那裡躲了幾個月。
所謂「三線」是從1964年開始，中國政府在中西部地區的13個省、自治區為了備戰備荒，強化建設國防、科技、工業等基本設施建設的地區。
但是「躲過了初一躲不過十五」，支援「三線」回到市裡的醫院後，父親有一天接到造反派們的通知，讓他去「陪鬥」，也就是說，在鬥爭會上，他不是挨鬥的「主角」，而只是「配角」。
但是父親孤兒的內心是極其脆弱的，「花原自怯，豈奈狂飆；柳本多愁。何禁驟雨？」（曹雪芹、高鶚、程偉元《紅樓夢》中語），父親在極度的恐懼中，想出了一個「過關」的方法，他喝了很多的酒，然後倒在地上。
當時只有小姐姐在家裡，我正在後院玩耍，突然聽到了小姐姐悽厲地呼喚著我的聲音，我跑回家一看，父親倒在地上。
我們連忙找回在附近幼兒園工作的母親和住在附近的舅舅。母親和舅舅經過仔細詢問，才知道了父親要去「陪鬥」的事。媽媽和舅舅商量，讓舅舅去造反派那裡「請假」。
舅舅領著我，來到了造反派那裡，我沒有記住他們所說的是什麼，但是似乎「請假」被允許了。
舅舅回來安慰父親，父親似乎安靜了許多。
但是過了不一會兒，一隊拿著大牌子的造反派突然闖進了我家中，他們到屋內聞到一股酒味兒，更是「義憤填膺」。高呼口號，把父親從床上揪了下來，給他掛上寫著「反動學術權威、大漢奸」等罪名的牌子，不由分說，把他拉走了。未成年的哥哥和大姐攙扶著搖搖晃晃的父親，在造反派們的推搡下，來到「鬥爭會」的現場。
他被揪到汽車上，地下是黑壓壓的人群和振臂高呼的手臂。他望著下面，不知那是深淵還是地獄，然而站在汽車上，掛著這充滿了侮辱語言的大牌子，天地間只有恥辱和他同在，他一頭栽了下去，儘管在他的眼前是一片黑暗……
從此，他成了一名具有一系列罪名的「黑幫」，每天早晨、晚上都要「請罪」，然後進行「勞動改造」。遭受種種虐待和侮辱。
那時自殺的人很多，每當聽說有人自殺，我和小姐姐都會戰戰兢兢地去打聽，去看，生怕自殺的人是我們的父親。
有一次，一位小朋友一定讓我陪他去父親工作的醫院去，我只好陪他。他一路上做了許多奇怪的動作，我十分不解。到了醫院，來到一個畫廊旁，我才恍然大悟，原來那上面畫著的是醜化父親的漫畫，他一路上所做的動作，都是漫畫上畫的醜化我父親的動作。我的心裡，留下了永遠的精神內傷，也使我知道了父親每天過的是什麼樣的日子？
父親從來沒有打過我，但是有一次，他看見我和同一胡同里的小孩對罵，我們歷數在大字報上看到的對方父親的「罪狀」，口若懸河，喋喋不休……
回到家裡，父親真的生氣了，但是我還嘴硬，父親第一次拿一雙筷子打了我頭一下，但是我沒有哭，父親卻轉過身去哭了，這是我第一次看到父親哭。我懊悔極了，我給父親偷偷地寫了一張紙條：「原諒我，爸爸，細想起來，我太幼稚……」當時，我還是一個兒童，但是現實讓我沒有理由再幼稚。
父親是軟弱的，卡夫卡說：「巴爾扎克的手杖把手上刻著：『我能摧毀所有障礙』。而我的手杖上刻著：『所有障礙都能摧毀我。』」（卡夫卡《絕望名人卡夫卡的人生論》（日文版），頭木弘樹編譯）
父親的內心，就像卡夫卡一樣脆弱，幾乎一切障礙都能摧毀他。雖然人無論在怎樣的困境中都應該珍視自己的生命，但是有很多人認為：在極端的苦痛中，死是一種解脫。一切暴力，一切侮辱，在死的面前其威力都會化為虛無。泰戈爾說：「死亡的仁慈潛伏在生命的核心，給生命帶來安息。使它不再愚蠢的堅持生存。」（泰戈爾《游思集》，中文版，湯永寬譯）
而內心孱弱的父親，勇敢地活了過來，因為他知道我們家庭，家裡的四個孩子是多麼需要他，再深的痛苦都要忍受，再沉重的壓迫都必須負擔。
他每天帶著滿身的疲憊、恥辱回到家中，第二天天一亮，又要帶著恐懼和悲哀走出家門，儘管那時我還是一個兒童，但是我理解他的心情：
夜色消退
殘夢不禁北風吹
一個太真實的世界
清醒得讓你流淚（張石詩）
每到傍晚，我迎接父親回來時，他依舊苦笑著拉著我的手，不論他的手是溫暖還是冰涼，都有一種悲哀的愛戀細膩地傳達到我的心中，使我堅信，父親一定會為尚未成年的我們兄弟姐妹堅強地活下去，因為他是如此地愛著我們。
文革結束以後，父親又恢復了以前的工作，正當他對自己的醫學技術精益求精，並不斷做出貢獻的時候，卻猝然離開了我們。這是我內心深處，永遠不願意承認的事實，我總是夢見他，那樣年輕，那樣慈祥，依舊牽著我幼小的手，走在夕陽中，鴉群盤旋，晚霞正紅。
我記得我有一隻父親的歐米茄手錶，我是多麼珍愛它？它淡黃色的錶盤上有父親的汗漬，銀色的錶帶上有父親的體溫。但是在我去上海調研的時候不慎把它丟失，不知把它丟失到了什麼地方？讓我心中的溫暖又缺損了幾分，而那冰冷的空白卻在無限延伸……
我記得父親目送我上大學時的目光，列車開了很遠很遠，他仍然在向我遠去的方向眺望，每當我想起這些都會潸然淚下。我像一隻笨鳥，歪歪斜斜，飛得很遠，甚至飄洋過海，有時會一頭栽下來，摔得很慘，但是我似乎覺得在海的對面，仍然有你——父親灼熱地矚望的目光，我會踉踉蹌蹌地站起，再次歪歪斜斜地奮飛，流著思念與感激的淚水。
也許，不只是我，許多的朋友都有支撐著我們人生的永恆的父親，無論是生是死，他們曾經也永遠是我們岸。他們的手臂無論是堅強，還是羸弱，但是支撐我們時總是堅實的，竭盡全力的，在我們還來不及看清他的顫抖和眼淚時，已經長大成人，有時義無返顧，來不及回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