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大革命製造了無數冤案。冤獄遍國中。劉少奇被打倒並迫害致死是最大的冤案。說它「最大」,一方面因為劉少奇是開國元勛、在黨政幹部中級別最高,另一方面它涉及文化大革命中幾乎所有被打倒的各部門各地區各級別的黨政幹部,他們被打倒的主要和基本原因,通通都是被指控「跟著劉少奇那種路線走」(毛澤東語),即貫徹執行所謂「劉少奇的反革命修正主義路線」,他們被說成是劉少奇在全國黨政各部門各地區的「代理人」。梳理劉少奇冤案並分析其歷史背景,這是研究文化大革命的最重要的問題之一。本文沒法論述劉少奇冤案的全部情況,只說說文革中對劉少奇的大批判。我認為,對劉少奇的大批判是1967年一件十分重要的事情。如同整個文化大革命是毛澤東親自發動和領導的一樣,對劉少奇的大批判也是毛澤東親自發動和領導的。
1967年第5期《紅旗》雜誌發表了王力、關鋒撰寫的《在幹部問題上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必須批判》的本刊評論員文章,其中有這樣一段話:
千萬不要上《修養》(指《論共產黨員的修養》)那本書的當。《修養》這本書是欺人之談,脫離現實的階級鬥爭,脫離革命,脫離政治鬥爭,閉口不談革命的根本問題是政權問題,閉口不談無產階級專政問題,宣傳唯心主義的修養論,轉彎抹角地提倡資產階級個人主義,提倡奴隸主義,反對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按照這本書去「修養」,只能是越養越「修」,越修養越成為修正主義。對這本書必須徹底批判,肅清它的惡劣影響。對這本書的批判,也是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重要內容。
這段話不是作者王力、關鋒的「理論創造」。歷史事實告訴我們,著作權不屬於他們。這段話是毛澤東審閱這篇評論員文章時加上去的。王力說:
「四月,主席提出:要開展對黨內一小撮最大的走資派的大批判。公開罵劉少奇的《論共產黨員的修養》。戚本禹說,主席要我寫的一篇紅旗評論員文章,配合紅旗編輯部調查員的調查報告。這篇調查報告本來是內部材料,這時主席給王力、關鋒寫一封信,要公開發表。並且親筆加了一個《『打擊一大片、保護一小撮』是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一個組成部分》的標題。我原來寫的評論沒有涉及《修養》,主席看清樣時叫加一段。『修養是唯心主義』那一段,這是主席的語錄。主席當場口授,我記下來整理列印好再給主席看了,主席說馬上發。這是在戚文前一天毛主席公開罵劉少奇。」(見《王力反思錄》)順便說一下,關於這篇評論員文章,王力說是他自己寫的,根本不提關鋒,對此我存疑,我根據經驗,在提到此文時仍把作者說成他們兩人——其實,王力本人也說毛澤東就這件事給他們兩人寫信。
毛澤東在這篇評論員文章中加的這段話,就是1967年對劉少奇大批判總的指導思想和總的綱領。對劉少奇的大批判,拿他的《修養》開刀,也真滑稽!盡人皆知,《修養》一書1943年編入解放出版社出版的《整風文獻》。對此,毛澤東無論如何也不能說不知道吧?把《修養》列為《整風文獻》恐怕就是毛澤東提出和決定的——據《修養》最初在延安《解放》雜誌1939年第81—84期發表時擔任責任編輯的吳黎平說,《修養》經過毛澤東審閱,毛澤東給他一信,信中說:這篇文章「提倡正氣,反對邪氣」,寫得很好,很重要,應趕快發表(參見王年一《大動亂的年代》,河南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249頁)。而毛澤東在文化大革命中又宣布《修養》是「欺人之談」,「必須徹底批判,肅清它的惡劣影響」。真可謂「此一時也,彼一時也」。這是歷史捉弄人,還是人捉弄歷史?(當然,在今天看來,《修養》不論觀點內容,還是歷史作用,也不是沒有可分析和批評的地方,但這是另外一個問題。)毛澤東還說,對《修養》的批判,是「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重要內容」。看來,毛澤東所說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並不僅僅是指「50天」派工作組的問題,而是要對劉少奇從歷史到現實進行全面清算——我覺得這是毛澤東要打倒劉少奇和從思想上批判劉少奇的一個基本的重要的策略。
對劉少奇的大批判,在毛澤東的發動和領導下大張旗鼓地開展起來了。王力曾談到1967年第五期《紅旗》(3月30日)發表的《愛國主義還是賣國主義?——評反動影片〈清宮秘史〉》一文。該文是戚本禹寫的,但不能把它看作戚本禹的個人行為。對這篇文章,毛澤東不僅批示:「寫得很好」,還親自加寫了極其重要的一段:「究竟是中國人民組織義和團跑到歐美、日本各帝國主義國家去造反,去『殺人放火』呢?還是各帝國主義國家跑到中國這塊地方來侵略中國、壓迫剝削中國人民,因而激起中國人民群眾奮起反抗帝國主義及其在中國的走狗、貪官污吏?這是大是大非問題,不可以不辯論清楚。」毛澤東為了表示支持當時的紅衛兵,把紅衛兵和義和團中的「紅燈照」相比照,他要戚本禹加強對義和團中「紅燈照」的評述,在戚的送審稿上批示:「紅燈照,又是當時北方許多地方女青年們的組織,她們很有紀律地自己組織起來,練習武術,反對帝國主義及其走狗,似可在這裡增加幾句。」這個問題,戚照做了。就是戚文中把一個歷史人物的名字寫錯(按:即把「趙舒翹」誤寫做「趙舒饒」),毛澤東都提出改了。(參見《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12冊第292-293頁)
不僅如此,周恩來還親自主持幾次政治局會議,對戚這篇文章逐段地討論修改。文章點不點名,點哪些人的名,怎樣點,都是討論過的。對劉少奇沒直接點名,用「黨內最大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指代。對鄧小平也沒有直接點名,大家的意見,用「另一個黨內最大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指代。陸定一在「彭、陸、羅、楊案」中早點名了,在這篇文章中明確點了周揚的名——其實在姚文元的文章中也早點過了。陳伯達主張點胡喬木的名,康生不同意,陳伯達很堅持,江青支持陳伯達,戚聽江青的,——按照毛澤東的意見,只點姓不點名即寫成胡××,這叫半點名。關於文章署名問題也進行過討論。戚提議以《紅旗》雜誌社論或編輯部文章的名義,周恩來說,在外國社論或編輯部文章一類,要比個人署名文章層次高,我們搞批判的第一篇文章還是個人署名好,大家都同意;戚又提出是不是用個筆名,江青瞥了戚一眼,戚覺得江青認為他有害怕的意思,他就收回了這個意見——因為文章是戚寫的,周恩來決定由戚署名。還有一點,在這篇文章中質問「黨內最大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的八個問題,原來沒有八個,是戚在同林傑、《紅旗》雜誌責任編輯等共同討論後增加的。
這就是戚本禹那篇「著名」的批判劉少奇文章寫作和發表的大致情況。中央文革小組成員王力說:「四月一日(按:指戚文在《人民日報》轉載的時間——筆者),發表戚本禹文章《愛國主義,還是賣國主義》。總理不知道,我也不知道,只有江青知道。」(《王力反思錄》下第991頁)這不是事實。當我近年就這件事情直接詢問戚本禹時,戚驚奇而又有點氣憤地說:「王力怎麼能夠說他不知道呢?!……總理主持討論這篇文章的會議他是參加了的。真不知道王力為什麼這樣亂說,這樣欺騙人。難道他真的忘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