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少奇從報紙上讀到戚本禹這篇文章，極為憤慨。他把報紙狠狠一摔，說：「這篇文章有許多假話，我什麼時候說過那個電影是愛國主義的？什麼時候說過當『紅色買辦』？不符合事實，是栽贓！黨內鬥爭從來沒有這麼不嚴肅過。我不反革命，也不反毛主席，毛澤東思想是我在七大提出來的，我宣傳毛澤東思想不比別人少。」「我早在去年八月的會議上就講過五不怕，如果這些人無所畏懼，光明正大，可以辯論嘛！我還要為這個國家、人民，為我們黨和廣大幹部講幾句話！」無情的事實是：劉少奇在文化大革命中沒有申辯和參加辯論的權利——他這種起碼的權利被剝奪了（只能認罪，不許分辨，是所有政治運動的慣例，劉在台上時，對被整者也同樣如此，這正是相同的悲劇不斷重演的原由。當然，這是另一個話題）。劉少奇應造反派的要求書面回答戚本禹文章中的「八個為什麼」時，逐條澄清事實。對於「為什麼你要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勾結另一個黨內最大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提出和推行資產階級反動路線」，他回答道：「我現在也還不知道為什麼，也沒有看到一篇能夠完全說清楚為什麼犯路線錯誤的文章。在八屆十一中全會批判了我的錯誤之後，又有人犯同樣性質的錯誤，可見他們也不知道為什麼。我將努力學習毛主席著作，閱讀毛主席指定我閱讀的其他書籍（按：1967年1月13日，毛澤東接劉少奇到人民大會堂談話時，建議劉讀一讀德國動物學家海格爾寫的《機械唯物主義》、狄德羅寫的《機械人》等書——筆者）和報刊上的有關文章，以便能夠完全在思想上弄清楚這個問題，並且認真地在革命群眾實踐中加以檢驗。那時才能答覆我為什麼在這次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犯了路線錯誤，又如何改正了這個錯誤。」（以上材料參見《劉少奇傳》下，中央文獻出版社1998年版第1057、1059頁）
再一篇文章就是王力、關鋒撰寫的《〈修養〉的要害是背叛無產階級專政》。這篇文章發表於1967年5月8日出版的《紅旗》雜誌第六期，署名紅旗雜誌編輯部、人民日報編輯部。其內容，就是我們前面說的毛澤東加在紅旗評論員文章中的那段批《修養》的話的展開和發揮。發表前，毛澤東對這篇文章多次審閱和修改（還親自加寫了兩段話），並指示「小組（按：指中央文革小組——筆者）及常委碰頭會討論通過」。（參見《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12冊322—325頁）
關於這篇文章，1967年5月11日《中共中央通知》說：
五月八日，紅旗雜誌編輯部和人民日報編輯部發表的《〈修養〉的要害是背叛無產階級專政》是經過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討論通過，並經我們偉大領袖毛主席親自批准的重要文章。這篇文章擊中了《修養》一書的要害，也擊中了黨內最大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的要害。通篇用擺事實、講道理的方法，在一個革命的根本問題上，大破修正主義，大立毛澤東思想。希望各單位的革命同志，認真地組織學習和討論，進一步深入地開展對黨內最大的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的大批判運動。
1967年5月26日，《人民日報》重新發表毛澤東1951年寫的《應當重視電影〈武訓傳〉的討論》的社論，翌日《人民日報》在報導億萬軍民歡呼《應當重視電影〈武訓傳〉的討論》重新發表的時候，宣布把《修養》和《武訓傳》一起拋進垃圾堆！
此後對劉少奇的大批判在全國轟轟烈烈地展開，從黨刊、黨報、軍報到遍布全國的紅衛兵、造反派小報，批判劉少奇的文章鋪天蓋地、連篇累牘。1967年8月15日又發表了署名紅旗雜誌編輯部和人民日報編輯部的《走社會主義道路，還是走資本主義道路？》的文章，毛澤東對這篇文章的批示是：「此文寫得好。」（參見《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12冊第397頁）
順便說一下，我也奉江青之命寫了一篇批劉少奇的文章，題目是《資產階級反革命的戰略和策略》（這個題目由姚文元改定，原為《資產階級的戰略和策略》，姚文元加了「反革命」三個字），主要批判所謂劉少奇的「和平民主新階段」觀點，發表在1967年11月13日《解放軍報》上（次日《人民日報》轉載）。
我沒有統計，在1967年（僅僅說1967年）全國各種報紙（包括紅衛兵、造反派辦的小報）關於劉少奇的大批判文章和報導有多少篇，大概不是幾百、幾千、幾萬，而是千萬、幾千萬，甚至更多。對劉少奇的批判來頭大，聲勢大，規模大……堪稱名副其實的大批判，「史無前例」的大批判！
再說一些與此相關的事。
首先，為了從思想和理論上批判和清算劉少奇的「修正主義錯誤」，早在1966年秋冬，中央文革小組就調人成立了一個理論組，成員有楊永志、廖初江、王道明等。這個理論組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收集劉少奇所有的文章、報告、講話等，編《劉少奇言論集》，以供批判用。其「成果」，就是他們先編了八卷本的《劉少奇言論集》，後來又篩選編了兩卷本《劉少奇言論選》，印數很少，大概只有二三十套，發給毛澤東、林彪、周恩來和中央文革小組成員等。
其次，1967年6、7月，根據陳伯達、江青的指示又成立了一個「大批判組」，成立大會是在沙灘大院的中宣部教育樓召開的，到會的有大、中學校和北京各界、各個單位的代表，整個教育樓幾百人的位置都坐滿了，文革小組成員參加的有陳伯達、關鋒、戚本禹等，「大批判組」成員有十人，具體是：楊永志、廖初江、王道明、閻長貴等。在這次會上講話的有陳伯達、關鋒和戚本禹。內容主要是要開展對劉少奇的大批判。就是在這次成立「大批判組」的會議上，陳伯達在講話中提出對「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要簡化，並說是不是稱「走資派」？從此「走資派」的概念和叫法逐漸在報刊和社會上傳播開來，成為人們普遍接受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的簡化語。「大批判組」，實際上是一個非常鬆散的組織，我因為擔任江青秘書，工作太忙，沒參加它什麼活動。「大批判組」成立後組織寫的第一篇文章，可能就是前面說的毛澤東批示「此文寫得好」的那篇《走社會主義道路，還是走資本主義道路？》。
在1967年，陳伯達、康生、江青反覆鼓吹對劉少奇的大批判。僅舉江青講話中幾例——1967年4月20日，她在北京市革命委員會成立和慶祝大會上說：「在當前無產階級革命派聯合奪權的這個階段中，應該開展對黨內最大的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的大批判運動。」9月1日，她在北京市革委會常委擴大會議上講話中說：全北京市「要對準黨內最大的走資派，批倒、批臭，從各條戰線上把他們一系列政治綱領批深批透批臭……要批得比當年蘇聯托洛茨基還臭。」9月5日，她在接見安徽來京代表會議上的講話中又說：「現在對黨內頭號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的大批判運動正在全國展開，各個戰線上都在向他開火。要把他批倒、批臭、批深、批透。我曾經在一個場合講過，要做到家喻戶曉，使他臭得比當年蘇聯的托洛茨基還要臭。」江青這幾段話很重要，它不僅明確地傳達了毛澤東批判劉少奇的意圖，也反映了當時對批判劉少奇的要求和大批判運動的實際情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