綜合來看，吉林「私搭浮橋獲罪」風波在輿論傾向上，有了很大的變化。10號之前，輿論形象上他是一個徹底的受害者，一個因行政爭議被推向刑事處罰的好人，一個堅定且善於向司法討要公道的農民。但10號之後，黃德義的線上形象遇到逆風衝擊。
這一天，與黃德義有土地糾紛、存在利益衝突的安全村村支書谷天福告訴大河報記者，黃德義曾經打傷過他，導致他耳朵縫針住院治療。11日，洮南市匿名舉報者向廣西都市頻道提供視頻，暗示黃德義參與了瓦房鎮疑似非法採砂場經營。
大河報與廣西都市頻道都沒有向黃德義求證，對於單方面的指證信息缺乏交叉核實。考慮到大河報記者就在洮南，黃德義想必樂於反駁不利言論，兩家媒體對報料新聞的處理手法顯然不夠專業，單次報導未能盡到基本的平衡，這是不能拿「連續報導」做擋箭牌的。
就輿論場中議程設置與認知競爭而言，這兩個報料受到「反轉黨」的強烈歡迎。因為這些針對黃德義的負面材料，擴大了風波中的信息類型，通過形成對黃德義的道德劣評，試圖用「惡霸」敘事來改寫輿論中既有的「善人」敘事，將黃德義拉下馬。
在這種「惡霸」敘事下，評論區圖窮匕見，擁戴這一敘事的人則將矛頭對準羅翔，歡呼著黃德義道德形象的「倒掉」，引申為羅翔道德形象的垮台。所謂隔山打牛，這一波對黃德義的網絡揭發，再次成為攻擊羅翔「誤導輿論」的材料。
羅翔以「私搭浮橋18人獲罪」為例，在法理上分析過尋釁滋事罪不適用黃德義等人，也藉此重申了他對這一罪名經常被擴大使用的擔憂。羅翔憑藉其超高人氣，直接對黃德義案子的發言推動了輿論聲勢，黃德義的「受害者」形象在全網脫穎而出。
就像黃德義沒有義務自證清白那樣，過度揣測谷天福、匿名報料者的動機也沒多大意思。問題的關鍵是，報料者對黃德義形象的扭曲，也就是「惡霸」敘事能不能立得住，這已經超出了黃德義自辯的效果，而成為洮南乃至白城市的調查責任。
此前，說黃德義挖斷道路、逼人走他浮橋的傳聞，說他強拿硬要的傳聞，都已經被瓦房鎮鎮政府否認。當然，黃德義說浮橋拆除前後多少人溺水的說法，也已經被當地警方證偽。現在又出現更嚴重的傳聞，其實等於把澄清之責再次推給了政府。
仔細辨析起來，兩個爆料中，黃德義與谷天福的治安糾紛，從一審判決書的某些表述看，恐怕已經解決了。如果是這樣，那谷天福對黃德義的貶低，僅具有道德評判作用。而試圖將黃德義與疑似非法采砂聯繫起來，這個材料的殺傷力恐怕也有限。
黃德義18人私搭浮橋是被當作掃黑線索移交的，一審判決書中並未見到黃德義除私搭浮橋以外的其他涉罪證據。這可以理解為公安在偵辦中已經排除了他與採砂場的關聯。但匿名舉報已經產生影響，舉報材料也涉及對警方的質疑，後者恐怕無法做壁上觀。
相較於黃德義的自辯，當地政府主動調查、積極澄清的義務反而更加迫切。如果報料不實，黃德義有權採取法律行動追究誣告。因此，采沙場的報料內容究竟是讓黃德義被動，還是讓報料者自己被動，全在於政府調查的步驟與結論。
這是線下的部分，它所映射的是洮兒河兩岸、鄉村能人之間的利益鬥爭。而旨在粉碎黃德義「好人」形象的公開或匿名報料人，他們對黃的狙擊，顯示出這個斗爭公開化、白熱化。顯而易見的是，這些負面報料或將黃德義推到複雜多變的司法處境。
黃德義的申訴請求已經在白城市中院立案，從時間點合理推測，中院應允立案和洶湧的輿論聲勢有關。這不是輿論審判，而是輿論讓黃德義的申訴請求獲得了優先處理。但立案也不代表中院會支持他的訴求，中院的最終結論其實也與黃德義的輿論形象有關。
可以料想，揭批黃德義疑似「村霸」行為，與可疑的采沙場有疑似關聯，會侵蝕他作為「冤案當事人」的輿論定位，也會抵消「善舉定罪」的輿論敘事。中院法官勢必要心證：到底是追求一個「完美受害人」呢？還是要糾正一個可能不是「好人」的人所受到的不公？
輿論糾結的是「好人」還是「壞人」，而法官論斷是「罪」與「非罪」。輿論因為信息的多樣、甚至是信息的污染呈現出動盪狀態，這是輿論的常態。而人們也有理由相信，無論信息-輿論如何動盪，事實-法律應該是穩定的，有必要排除罪與非罪的可疑地帶。
當然，羅翔作為輿論中推倒黃德義道德形象的真正標靶，又一次發揮了他意見領袖的作用。前一次的正面論述，幫助黃德義案受到輿論矚目；這一次，在看似不名譽的材料攻擊下，羅翔之名堪比草船借箭，再次將輿論影響置於司法平衡的考量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