滎經縣，位於四川盆地西部邊緣、雅安地區中部，是古代南絲綢之路的重要驛站。這裡礦產資源豐富。滎經茶葉生產歷史悠久，尤以邊茶著名西南。以獨特的原料，獨特的製作方式，獨特的外形和獨特的效果而獨步天下的「滎經砂器」，有著2000多年的悠久歷史。然而，這樣一個好地方，在1959年卻蒙受巨大災難，死人近半。人稱「五九事件」。當時我就在滎經，親歷了這場災難。
三高五風
高指標、高估產、高徵購，共產風、浮誇風、命令風、幹部特殊風和對生產瞎指揮風。這「三高五風」是造成這場大饑荒的直接原因。
1959年，滎經縣委領導在全國「左」傾狂潮的衝擊下，喪失理智，變本加厲。縣委一把手李成棟在雅安地區開會，同蘆山縣「打擂台」，比誰的指標定得高，口號喊得響，風颳得猛。回縣後立即在六合、花灘、太平、泗坪、滎河、烈士、青龍、新民等公社建立了數十座煉鐵土高爐。為了土高爐多出鐵，下令每家每戶砸鍋、撬門窗、撬箱柜上的金屬物件，把老百姓家中一切含鐵的東西都塞進土高爐中去復火。煉出灰口鐵，一車一車運到雅安，得到地委書記何允夫的表揚，號召全地區向滎經縣委學習。滎經縣委受寵若驚，再接再厲，馬上又抽調全縣農村一萬多青壯年民工趕赴三合公社祁家河大礦山採礦煉鐵。縣委副書記庹開雲奉命掛帥，但對項目根本不作論證，對資源不作調查了解，就盲目上馬，土高爐遍山林立，燒木炭，森林被砍伐，青山禿了頂。結果查明不是鐵礦是錳礦山。一萬多人幹了將近一年，耗費了大量資金，最後過秤，只煉出了六斤三兩不合格的海綿鐵。
在農業上，提出「畝產萬斤」、「向空中要糧」的浮誇口號。縣委派副書記高萬壽搞縣委高產試驗田，把原已插下的兩畝水稻秧苗移栽一起。縣委又派縣委副書記喬長賢在官田垻搞小麥高產試驗田，提出的口號是：「深挖土地四尺半，底肥突破萬斤關，每畝種籽三十三，小麥長得像旗竿。」烈士公社書記黃成勛將25畝正在「散籽」的水稻移植到一畝田，用竹片一行行一排延長線進去扶持，並在現場召開畝產萬斤的高產試驗田觀摩大會。會議由胡崇芬代表縣政府主持，地委第二書記蘇向明、縣委第一書記李成棟親臨指導。
1958年8月1日，全縣一窩蜂成立人民公社，大辦「公共食堂」，並下令「滅火封鍋」。不管外地人本地人，只要到公共食堂，不要糧票不要錢，都可以放開肚皮吃，「過共產主義生活」。放開吃幾個月後糧食就空了，加上全縣青壯年幾乎全部都被調上大礦山採礦煉鐵，農業生產由留下的老、弱、病、殘和婦女擔任，有些土地被丟荒，秋收時缺勞力，不少稻穀、包穀、大豆、蕃薯都霉爛在地里，秋後無法完成公購糧上交任務。省委書記李井泉傳達毛澤東當時的著名講話是：「我們同農民的矛盾就是國家要多拿一點，農民想多吃一點的矛盾。」於是，同農民的爭執點就是爭奪糧食。提出「寧可死人也要完成糧食上調任務」、「寧叫人死了，不叫紅旗倒」，「死了九十九，紅旗不丟手」。
反瞞產私分
徵購任務是依據上報的糧食產量來確定的。糧食沒有生產這麼多，徵購任務自然完不成。上級不相信沒有糧食，說是農民瞞產了，私分了。為了完成省、地領導征糧指標，滎經縣委召開了全縣五級幹部會，搞「反瞞產私分」。
大會在縣委大禮堂（舊電影院）召開，四周安裝了高音喇叭。先分區按原定計劃逐社逐隊算帳，按照縣委計算出來的數字，逼公社、大隊、生產隊幹部把糧食交出來。然後把所謂的「右傾分子」集中在大禮堂開大會批鬥。批鬥會號稱用「小鋼炮加機關槍」向右傾分子猛烈開火。早就豢養好的打手們，只要聽到點了誰的名，一擁而上，拉上台去就是一頓拳打腳踢罰跪。
煙竹公社雙紅九隊會計毛成珠，因實際產量與計劃產量不符，就說他隱瞞產量，拉上台去就是一頓拳打腳踢，耳朵被撕開，鮮血直流。他怕再打，只好亂說，承認瞞產的糧食藏在某處某處。於是立即派人去尋找，結果當然沒有，回來又毒打。逼得無奈，他只好半夜等人睡著後偷偷逃跑到深山老林躲起來。
鳳凰大隊黨支部書記範文秀，在「反右傾」大會上叫她交代如何策劃私分隱瞞糧食，她無話可說，一問三不知，於是說她頑固不化。當時她身懷有孕，叫她跪下她不跪，一個姓孫的女打手，把她從地上高高抱起來反覆往地下「杵」。50多年了，提起這件事她仍然傷心流淚。
煙竹公社社長何開福講了糧食實際產量沒有達到計劃指標的實話，被說成「最頑固的右傾分子」，大會鬥，小會鬥，白天鬥了晚上鬥，罰跪在地上不准睡覺。批鬥後縣委領導與他個別談話，「要他將功補過」把留給社員的口糧全部交到縣上來。他回去只好昧著良心把留下的社員口糧全部交到縣上。凡是發現私拿亂摸、偷青吃青、偷殺耕牛的農民，他都親自出手打罵。這些被打的人本來就已奄奄一息，半死不活了，有的不久就死了。在以後的反違法亂紀運動時說他打死多少人命，是反革命分子，將其逮捕。他在監獄已奄奄一息，作為保外就醫人員放回，送到雙紅大隊浮腫病醫院。醫院病人中被他打罵過的人不准他吃飯，把他手中的碗搶過來連飯一起摔在地上。沒幾天時間就被折磨而死。
餓殍遍野
1959年滎經大約有9萬人口，按正式統計數字活活餓死的有3.5萬多人（所謂非正常死亡），加上1960年春後餓死的人加在一起，將近全縣人口的一半。
我1957年被打成「右派」後就下放到基層廠礦、生產隊勞動改造，親眼看到了很多餓死人的情況。
那時在路邊看見死人是常有的事。有一次，住在孟家垻馬路邊茶葉站樓上，聞到樓下臭氣很兇。我和站長下虛腳樓爛貨堆查看，發現一個人不知倒斃在那裡已幾天了，屍體已生了蛆，於是我們各人出兩元錢請人埋掉。又一天接到通知回廠開會，從孟家垻到城裡，在路過天寶洞、老王崗、三大灣、高粱灣時，先後親眼目睹四個人如油干燈草盡，走不動了，靠在坎邊慢慢往下倒，倒下去就斷了氣。
煙竹公社一隊陳汝江全家四口人，陳先餓死，兩個兒子也相繼餓死，妻子水大娘自知死期已到，睡在床上自己把火點燃，連屋帶人一起燒光。
最嚴重時死屍堆積，無力埋葬，只好挖個大坑，把死屍丟進大坑集中埋葬。滎經縣領導對外封鎖信息，不讓外邊知道發生了饑荒。縣裡派專人在郵電部門把守，對電訊和來往書信都查閱。派民兵把守交通路口堵截企圖外出逃荒要飯的人——餓死可以，外逃不行！
我回到漢村區家中，聽說附城公社王鄭氏在郭家山山上煮人肉吃。又聽到煙竹和平隊的楊學蓉把死去的親生兒子的大腿肉割下煮著吃。我當時對餓死人、吃死人肉的現象逐漸見慣不驚，思想近乎麻木。
餓死了大人，留下了不少孤兒，不得不辦孤兒院收留。孤兒們當時唱的一首歌謠至今家喻戶曉：「一九五九年，爹媽都死完，喊天天不應，哭地地不靈，進了孤兒院（wàn），才逃鬼門關。」
偷青吃青
為什麼有的人死了，有的人卻能活下來呢？那些未死者都是吸取了已死之人的教訓，拋棄了傳統道德中不偷盜、不殺生的約束，為求生存，不惜任何手段。這些餓得快死的人，凡是能填肚子的東西都去拿，去偷，去搶。已經種下地的種子（洇了糞的），不管是玉米、麥子、大豆，還是馬鈴薯、紅薯，都刨出來吃。當時的一個罪名叫「偷青吃青」，抓住往往朝死里打，但在如此嚴刑峻法之下，「偷青吃青」現象仍然普遍得很。有一次，我為了趕到機械廠上班，天不亮就起來趕路。從漢村區走到附城史家岩，碰到下七隊的孤兒王宗福（現已退休於太平煤廠），偷了一籃嫩玉米，一見我就嚇得跪下。我對他說：「你撿了這麼多玉米還不趕快拿回去？天亮了別人看見說你是偷來的，非把你打死不可。」後來，他每次遇到我總是握住我的手不放，感激的話又不敢說出口。
還有一次，我協助附城公社調查麥穗怎麼被盜割的。到十隊老隊長陳文興家去詢問，他正在做中午飯，說話東支西吾的，總想把我支走。正在這時，我聞到鍋里有股糊焦味，他無奈把鍋揭開：滿滿一鍋麥子饃饃！我當然明白是怎麼回事，但我對他說「我什麼也沒看見」就走了。
又有一次，我在斑鳩井公路邊守煤炭，與烈士公社王家隊四個挖煤炭的農民住在一起。他們經常天黑出去，半夜才回來，原來他們居然背著手磨，把割下來的稻穗用手磨拉出米粒背回來。我裝作不知道，他們還是怕我告發，要送我一小袋米。我告訴他們：「我不能要，如果要了不報告，我要受處分；若報告了，要把你們害慘。明天我搬到馮家垻去住（我早在心裡想過這裡不能住了），若別人問起，我就說什麼都不知道。」臨走時，他們把挖煤、拖煤用來照明的加了煤油的花生油用大火把煤油燒掉，剩下的花生油用來炒野菜吃，一定要我吃了野菜，說算是為我送行。
農民愛牛如命，但那年月為了活命而偷殺耕牛的現象全縣普遍存在。我看見青龍公社殺牛者被罰，頸項套上枷擔，代替牛耕田，後面還有人用鞭子抽打。煙竹公社一個殺牛的，雙手被反綁，吊在大樑上反覆提起放下，叫做「鴨兒浮水」，結果昏死在地。凰儀公社黨委書記為了剎住私拿亂摸風氣，把一個偷青的少年捆綁假槍斃，槍響人倒，不是子彈打死，而是被嚇死了。以上幾位書記都是執行滎經縣委「左」傾路線的得力幹將，在以後的反違法亂紀運動中都鋃鐺入獄。
1960年5月8日，李井泉派出以省農委趙凱為團長的檢查團，到滎經對基層幹部違法亂紀行為進行摸底調查，經過兩個月，認為滎經不是一般強迫命令和違法亂紀行為，而是混進黨組織內部並把持縣委和基層領導的反革命分子，蛻化變質分子，資本主義分子，以「左」的面貌出現，進行報復破壞。決定由公安廳與滎經警局逮捕210人，其中打死多人的嚴重罪犯50人，由警局民警押送集中審訊，交代反省所犯罪行，聽候處理。當時農民受害致深，這些對農民作惡的基層幹部不能說沒有責任，但從根本上說，責任在上層。基層幹部是上級推卸責任的犧牲品。四川省委書記李井泉是全國執行「左」傾路線的「模範」。天府之國死了1000萬，全國第一。滎經死人一半，李井泉不得不親臨滎經，一方面找了一個替罪羊——把滎經縣委書記姚清逮捕判刑八年，一方面派人從西昌調運糧食救災。
守衛良知
1959年我摘掉「右派」帽子後，有一段時間被派到石滓公社十三隊去做包隊幹部。當時公社黨委書記吳煥江號稱「馬列書記」，正紅得燙手。地委宣傳部長劉恩到石滓公社做調查後回地委匯報工作，他說：「石滓公社缺糧，連枇杷樹皮都吃光了。」在「反右傾」批斗大會上以此為由，劉恩被打得鼻青臉腫。可見吳煥江之炙手可熱。
我到十三隊的第一天，就得知溜溝山楊福貴的母親楊袁氏餓死了，而全生產隊的人僅靠鵝香草、蕨基根、樹皮活命，個個東倒西歪，奄奄一息，現存102人，命懸一發。目睹如此嚴重災情，我心急如焚，思考再三，只有把個人安危置之度外，決心把命賭在正在召開的公社三級幹部會上，如實反映。我對吳煥江說：「吳書記，十三隊103人昨天已死一人，如果再不發放救濟糧，不到一月，定會死掉一半，我負不起這個責任。如果你不解決，我只好到縣上反映。」結果每人每天得到三兩救濟糧苟延殘喘。
102人的命活到1960年春耕下種季節，整個生產隊沒有一顆種子，無法生產自救。我反覆對妻子申明大義：救人一命尚且勝造七級浮屠，何況102人！於是她同意拿出我倆自解放十年以來勒緊褲帶、省吃儉用積攢下的300元錢為生產隊買種子。當時，我們全家五口也餓得皮泡眼腫，而那時的300元可以修一幢大瓦房。我們到銅廠溝一個單幹隊（大山深處一家一戶自耕自收的一個生產隊）購買了500斤種子回來，發動全隊男女老少齊心協力播種耕耘，結果那年生產的糧食幾年都吃不完。102人一個也沒有死。
如果說我這輩子還有些許亮點的話，這件事就是我的亮點，是我做得最問心無愧的事，最對得起人民的事。即使載入地方史志也是可以的。
當時不僅農民無糧，幹部職工也缺糧。按照國家規定：大人每月18斤，剛出生的嬰兒6斤，增加一歲加1斤。因吃不飽，患水腫病很普遍。以我家為例，全家五口人，每月共62斤糧，平均每人12.4斤，全家人都患水腫，我愛人幾次昏倒住院。有一次，小兒子吃飯時大哭不止，問其原因，是不小心掉了一粒飯在胸前衣服上被老二抓去吃了。為了節約糧食養活兒女，我常常「瓜菜代」。記得有一回在黃貓寺塔子山茶場趙存生處，花四元錢買了一個十斤重的嫩南瓜，就地煮熟後連湯帶水全部吃完。在青龍公社八隊包隊，同農民一起吃觀音土（白鱔泥），大便解出來全是帶血的石頭。
《炎黃春秋》2011年第10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