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種批評是非常不容易的，需要很大的膽識。因為被批評者本人就在場，而且從某種意義上講，這些經濟學家在經濟學界是非常有影響的，是擁有很大權力和能量的人。諾貝爾經濟學獎同大家評選相關。得罪了人，就會增加你評獎的風險。當時我們都盯著臉色鐵青的被批評者。在我們私下的交談中，科爾奈對經濟學期刊、特別是頂級期刊的評審制度也有非常尖銳的批評。許多頂級期刊的編輯，往往忽略在經濟學思想上有重大貢獻的前沿性工作，相反，沒有什麼重要思想、只是在技術上做了些改進的，更容易發表。他認為現在的很多評審，謬誤很嚴重，依賴這種謬誤進行的評選非常荒唐。而經濟學界年輕學者的前途，都是同這個評審制度綁在一起的，這種謬誤和荒唐對年輕學者的發展、對學科發展的負面影響，讓他非常擔憂。
一個學者最重要的貢獻是什麼？是他每一年發表的論文數量嗎？關於這方面我們有過很多交談。他對經濟學界尤其是最頂尖的經濟學系招聘資深教授的標準，也表示擔憂。在哈佛這些年參加資深研究人員的招聘，他發現這個過程往往太過關注候選人發表論文的數量，以及在什麼雜誌上發表，而忽略了他們在思想上的貢獻，忽略了他們在學說發展的歷史上曾經有過或者將有怎樣的貢獻。他舉例說，有一個特別著名且有非常重大貢獻的經濟學家，曾經被哈佛討論是否通過終身教職，結果否定了。否定的具體原因就是他在近期發表的東西少。科爾奈對此感到非常擔憂和不滿，他覺得這完全是一種荒唐的本末倒置的判斷方式。
6、從哈佛退休
2002年前後，科爾奈考慮從哈佛退休。那段時間我曾請他們夫婦到我在波士頓的家裡吃飯，我們在哈佛的最後一次深談是在哈佛廣場的咖啡館裡，我們聊了很久。給我印象深刻的是，他們夫婦非常捨不得哈佛和在美國的朋友們，而且他們非常懷念《紐約時報》，覺得回到匈牙利就不能每天讀到《紐約時報》了。但同時，他們又非常渴望回到匈牙利，他們和匈牙利有著不能割捨的聯繫。2002年以後，科爾奈夫婦就全時回到匈牙利了，成為布達佩斯高等學術研究所(Collegium Budapest– Institute for Advanced Studies)的終身研究員。
在2002年的秋天，我接到科爾奈的邀請去布達佩斯特高等學術研究所參加一個會議。此會議是他退休之後組織的一個龐大的研究項目：如何建設一個可信任的國家，就是在後社會主義轉軌時期建設一個可信任的政府或者國家。這是我第一次訪問布達佩斯。我立即就被這個美麗的城市迷住了。布達佩斯特高等學術研究所地處皇家城堡附近的布達市前市政廳，儼然一所十九世紀的宮殿。門前就是建於十八世紀的集巴洛克和新哥德風格於一體的肅穆的馬加什教堂。從皇家城堡俯瞰多瑙河及對面的佩斯市，輝煌的國會大廈及鏈子橋盡收眼底。高等學術研究所旁的小飯館裡，吉普賽音樂家們熱情地演奏著包攬世界各地文化的歡樂曲調。寬廣無涯的壯麗景色和無處不在的浸透著思想的空氣，難怪為人才輩出之地。
為了他的研究題目，科爾奈從全世界邀請了十幾位跨學科的學者，去布達佩斯特一起探討。除了經濟學以外，還包括法學、政治學和社會學。我到那邊帶去的論文，是關於應用不完備法來討論中國和俄羅斯的金融體制治理的。這是我和哥倫比亞大學法學院的卡塔琳娜•皮斯托(Katharina Pistor)合作的。在那裡，科爾奈向我引薦了兩位耶魯大學著名的法學家布魯斯•阿克曼（Bruce Ackerman）和蘇姍•露絲-阿克曼(Susan Rose-Ackerman)夫婦。布魯斯是研究憲政憲法理論的，蘇姍在研究腐敗以及聯邦制問題方面特別著名。非常有趣的是，在科爾奈幫我們引薦認識之後，我就向布魯斯介紹我們的不完備法的理論。結果引起相當激烈的爭論，爭論了一陣子，布魯斯表示對我們的理論很感興趣，也信服了。科爾奈非常高興，對我說，你得到他的首肯非常重要，因為他是這個領域的權威。在那次開會期間，一天傍晚，科爾奈邀請我到他家去做客，他的新家在一個半山腰，風景非常美麗。趕到他家的時候剛天黑，能看到布達佩斯特夜晚壯麗的燈火。他的新家布置的很優雅。暢敘一番之後，科爾奈親自駕車，帶我們去城裡一家小飯館吃飯，吃的是匈牙利名菜，漁夫之湯（fishman's soup）。
這裡我還想再提一點生活細節。科爾奈開的車總是相當破舊。在哈佛我們當學生時候就注意到，他的車是所有教授中最破舊的，是一輛大眾製造的rabbit，兔子車，哈哈，最低檔的車，而且還是二手的，像我們窮學生用的破車。當時我們以為因為他半年在匈牙利，所以在哈佛就買輛破車對付。結果到了布達佩斯特，他的永久性的家，他還是開輛特別破的車。但是他很自豪地跟我稱讚他的車有多麼好。我相信他一定不同意我關於他的車的評價。這些都是特別美好的回憶，都很有趣。那天飯後科爾奈夫婦帶我沿多瑙河遊覽夜景，他們很興奮地領我看江上的鏈子橋，國會大廈，還指給我看很多他們曾經工作過的政府建築物。當時還有個小插曲，我們從一個廣場回到停車場的時候，啟動車時，有根柱子科爾奈沒有看清差點撞上去，結果被他太太大聲訓斥了一番。
2006年，我參加位於布達佩斯特的中歐大學(Central European University)的一個會議並演講。科爾奈也是那裡的教授。我們再一次在布達佩斯特相聚。他把我帶到布達佩斯特一個豪華的奧匈帝國時代留下來的咖啡館，可能是布達佩斯特最豪華的咖啡館。在那裡我們聊了很久，他給我講這個咖啡館的歷史，這個國家的歷史，當前的政治經濟問題。還問及若干我們共同的中國朋友，錢穎一、吳敬璉等。那天我們還談了技術革命，包括google等等IT技術革命對社會帶來的影響，因為他兒子安德魯斯(Andras Kornai)是相關方面的專家，數學博士和伯克利的語言學博士。
2009年9月，為了紀念推倒柏林圍牆20周年，也是東歐、中歐轉軌20周年，在赫爾辛基的聯合國大學發起了紀念柏林圍牆20周年的學術會。我同科爾奈在這個會議上又見面了。科爾奈又像十年前在斯德哥爾摩一樣，是那次會議唯一的特邀演講人。他講了關於技術革命，經濟轉軌和經濟制度之間的關係。會議結束之後，我同他們夫婦乘船去赫爾辛基的一個小島，去看古蹟。在那個小島上走了幾個小時，除了欣賞古蹟，談生活、談一切之外，如同每一次一樣，科爾奈對我在這次會上講的關於中國改革的制度基礎的論文又有許多批評。這篇論文既是我的新的研究，又是我已經進行了很長時期的工作。他一方面對我的論文鼓勵和讚賞有加，同時也尖銳地批評，說我忽略了一些非常重要的政治因素。
除學術之外，那天還討論了他計劃來北京，參加紀念吳敬璉教授八十壽辰的國際學術會議。他在過去半年裡身體一直嚴重不適。他妻子說，這段日子裡，他是靠研究工作的進展讓自己心情好些。因為準備接受手術，他對於能否親自前來北京預感不樂觀。但是，他已經為最壞況作好了詳細安排。他詳盡地詢問了會議的組織情況，以及會議的組織者，也是我們共同的朋友肖夢。
二十多年來，科爾奈是我的老師，我的導師，我的親密朋友。同時，他對我的精神深處的影響更像是父輩。我妻子常說，科爾奈的為人甚至性格都非常像我的父親。科爾奈對我也確實很像我父親對我的態度。我妻子在見到科爾奈的時候，曾跟他說，你對成鋼的影響，很像他父親對他的影響。
這可能是我學術生涯中的好運氣，能夠有一位嚴父一樣的老師和導師，不僅引導，而且一直監督和批評。在我與科爾奈四分之一世紀的親密交往中，我見到的科爾奈是一個從來不對政界、學術界和社會上任何歪風邪氣低頭的人，永遠不低頭，永遠都是勇敢、坦誠、直率的。他從來不會因為苟且小利而喪失原則，他是以他的人格來帶動學術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