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話失敗的第三個原因是，軍內主張對話派不敵主張鎮壓派，這是掌握軍權的鄧小平得以大開殺戒的一個重大原因。軍隊高級將領亦分為主張對話和主張鎮壓兩派。主張對話派、反對向人民開槍的高級將領包括王平、張愛萍等八位將軍，他們聯名給戒嚴總指揮部和中央軍委發信：「人民軍隊決不能向人民開槍；軍隊不要進城」。而張愛萍早在學生絕食時，就主張與學生對話。據《解放軍報》記者江林在六四後對張愛萍的採訪，他在戒嚴前曾經單獨給中央軍委寫過一個報告，要求領導去跟廣場的學生對話，不要跟學生那麼對立，說我們年輕的時候也是搞學生運動的，為什麼現在就不能跟他們對話呢，要把他們當敵人呢，看著這麼多孩子在廣場絕食、生病，對他們的訴求置之不理呢？江林說，軍隊高級幹部裡面，普遍有反對開槍的抵抗情緒。可惜的是，「這些空有老資格但並未實際執掌兵權的老將……難阻戒嚴」（戴晴，2014），亦難阻屠殺。
楊尚昆在六四問題上扮演的角色很特殊。根據姚監復、鮑彤、許家屯、蔣彥勇和高新的文章，在中央決定戒嚴前，楊實際上是支持趙紫陽的。趙紫陽在《改革歷程》中也這樣認為。學運開始時，楊尚昆維護趙紫陽，也十分贊同趙紫陽對學潮的軟處理主張，不贊成戒嚴。但此後楊尚昆可能摸透了鄧小平的真實想法，或者迫於鄧小平的壓力，或者和鄧小平有某種交易，楊轉而積極參與並部署鎮壓學運。從贊成對話派轉向主動鎮壓派，楊尚昆在關鍵時刻的變色龍立場，對趙紫陽一派非常不利，是對話派陣營的重大損失，也是鄧小平鎮壓派的重大收益。但楊尚昆在「六四」中的真正作用，決非反覆無常那麼簡單（參見筆者寫於2010的評論「楊尚昆在六四中的作用（一）（二）」）
在鎮壓89民運的問題上，鄧小平不僅在黨內而且在軍內都有一言九鼎的權勢地位，他亦發揮了一言九鼎的政治作用和指揮作用，並且獲得有實際調兵遣將能力的楊尚昆的全力合作，和黨內其他保守派和軍內鎮壓派的鼎力支持。和他們的實力相比，黨內和軍內的主張對話派和開明派都處於劣勢地位，他們自己的力量都不能戰勝黨內保守派和軍內鎮壓派，那麼這場實驗唯一能夠成功的可能就是，黨內改革派、軍內開明派、學生、知識分子及其他社會力量聯合起來，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建立廣泛的統一陣線。這樣或許能對對話產生重大的積極作用。
可惜的是，當5月20日李鵬宣布戒嚴時，黨內開明派、學生和知識分子就錯過了建立有效對話溝通管道的機會，錯過了形成統一戰線的機會。這是對話失敗的第四個原因。沒有統一陣線，這場規模浩大的實驗鮮有可能成功。不錯，黨內溫和派力量一直在尋找與學生溝通的契機，知識分子也盡其所能積極斡旋於廣場，但所有斡旋、協商和對話在5月底統統失敗。這和廣場學生內部的紛爭、缺少統一的、有限的、明確的目標和強有力的領導，有時不是少數服從多數，而是多數被少數綁架有關。
現在我們來總結一下這場偉大實驗失敗的原因：1）黨內高層對對話的看法南轅北轍；2）黨內開明派的政治力量不敵黨內保守派；3）軍內主張對話派不敵主張鎮壓派；4）黨內開明派、軍內對話派、學生和知識分子沒有形成廣泛聯盟。而這四方players（參與者）——黨內開明派、軍內開明派、學生和知識分子，誰也不具備單獨挑戰或戰勝鄧小平等鎮壓派的實力，因此廣泛聯盟應是不得不的選擇。
用社會協商對話解決社會衝突，是本文檢討89民運的一個視角。建立社會協商對話制度應是中國未來步向憲政轉型的重要任務之一，這是文明世界處理紛爭的良藥。發生在北京的屠城責任肯定是屠城者，但是對話失敗，應是對話各方都需檢討，以求未來成功的鏡子。當然，眼下中國的政治生態比起1989年民運時期，不知壞了多少倍，解決社會衝突的文明機制完全缺位。但是可以肯定的是，中國的情況不會總是這樣壞下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