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元人民幣紙幣、購物車、美中國旗
儘管美國高層「排隊訪問中國」試圖努力緩和關係，中美兩國資本卻早就不再互以對方為投資地第一選擇。美商對華直接投資已經在2021年和2022年連續下降，即便是風險投資和私募股權公司對華投資也在今年第一季度驟減，從2021年最高峰值約350億美元降至4億美元左右。8月3日，美國眾議院中國問題特別委員會主席、共和黨眾議員邁克·加拉格（Mike Gallagher）敦促總統拜登對美國對華投資採取更廣泛的限制，特別是在可能損害美國國家安全的關鍵領域，「將流向中國的私人和公共市場投資納入新的限制中」，據說下周白宮將發布行政令。
不管兩國政府如何表態，事實上是這兩個拉動世界經濟增長的雙引擎正在分道揚鑣。
美國在華投資終於斷舍離
談到中美兩國資本互相在兩國投資，2017年是個轉折點。
IMF每年組織CDIS針對FDI（外商直接投資）開展一項全球性調查，據其公布的資料，，中國在世界FDI的排名在2022年上升到第三位。中國作為最大的開發中國家，從1992年開始，一直是吸引外國直接投資最多的開發中國家，在所有投資國中，美國對華投資居首位。據美國中國總商會（China General Chamber of Commerce-U.S.A.）在《雙行道：中美雙邊直接投資25年全景圖》中的統計，從1990年至2016年，美國在華直接投資近6,700筆，累計金額為2,280億美元。該統計涵蓋了1,300多家在中國擁有大量業務的美國企業。以後呈下降趨勢：2017年，美國對華投資140億美元，中美貿易戰開打後，2020年為87億美元，2021年為24.7億美元，在中國當年吸引外商直接投資總額當中僅占1.4%。
2023年4月中下旬，美國中國商會公布了對109家在華美企的調查結果，其中三分之二受訪者表示不會或未決定在未來三年內增加投資。調查還發現，73%的受訪公司沒有將供應鏈轉移到中國以外地方，但有27%的公司表示，已將供應鏈的優次重新劃定（意即增加在中國之外的比重）。商會政策委員會主席羅斯（Lester Ross）告訴彭博通訊社，中美關係嚴重惡化，目前很難看到雙方關係何時開始改善，這亦必然影響企業跨境營運的能力。
中國投資美國潮自2017年開始退潮
據IMF的CDIS數據，美國目前是全世界FDI的首選之地，美國的FDI在2023年3月高達1,183.8億美元。另據CEIC Data整理的數據（Mar1998- Mar2023)，截至2023年第一季度，美國外商直接投資來源於116個經濟體，其中歐盟居首，累計為659億美元；中國位居第二，累計達205億美元，
值得關注的是：中國對美投資增長最快的是2009-2016年。2009年中國赴美投資約為7億美元，2010年猛增至45.7億美元，在2016年達到歷史峰值464.5億美元。根據美國企業研究所和傳統基金會（Heritage Foundation）維護的中國海外項目資料庫，2016年，中國公司和國有實體在G7進行了120項投資，其中63項在美國。
2017年川普入主白宮，為了防止外國企業在關鍵行業進行大規模投資繼而對國家安全產生危害，美國政府自2017年開始對美國外國投資委員會（CFIUS）主導的外國投資國家安全審查制度開展一系列立法改革程序，並於2018年8月通過了《外國投資風險評估現代化法》，CFIUS針對中國企業赴美投資的審查數量已經連續多年排名第一：2017-2019年，CFIUS一共審查了697起交易案，數量較之前三年增長了42%，其中超過20%的交易是中國投資。
自此，中國對美直接投資連年下降：2017年，中國赴美投資縮減到297.2億美元；2018年降至53.9億美元；2020年中國對美直接投資總額小幅上漲，達72億美元。2021年，中國對美國直接投資總額約為48億美元，為2011年以來的最低水平。
拜登政府上任之後全球發生無數大事，中美雙方關係降至冰點，脫鉤論聲音日高，儘管中美雙方都聲明脫鉤對中美兩國及世界都不利，但俄烏戰爭開啟，隨著BRICKS的金融支付系統脫離SWIFT自成一體，全球化的雙引擎美中兩國分道揚鑣趨勢日益明顯。
中美兩國資本均從對方撤離，政治原因居首
中美資本雙雙從對方撤離，說明作為全球化主要載體的經濟全球化正在發生變化。美中位列全球第一、第二兩大經濟體，無論是作為投資的來源國或作為資本的接受國，在全球跨境投資的發展上扮演著舉足輕重的角色。
美國中國總商會政策委員會主席羅斯（Lester Ross）接受彭博通訊社採訪時指出，中美關係嚴重惡化，目前很難看到雙方關係何時開始改善，這亦必然影響企業跨境營運的能力。該會會長何邁可（Michael Hart）亦表示，調查結果顯示美國公司感到在中國的整體投資環境較過去更難預測。該會公布的2023年白皮書，亦將中美關係惡化列為今年的關鍵挑戰，指隨著經貿議題與國家安全等問題緊密交織，兩國不斷惡化的關係已將美企推向十字路口。
但美資要從中國撤資也不那麼容易。今年7月央行換帥，潘功勝走馬上任，《華爾街日報》立刻提到一件往事：2016年，正值中國資金大量外流，迫使中國央行斥資1萬億美元來阻止人民幣下跌。面對此局，時任國家外匯管理局局長的潘功勝想出高招，嚴格限制中國企業的海外投資，採取更嚴厲的監管措施以打擊資本外逃，包括外資企業年底將利潤匯回母國也受到限制。自那之後，一些外國投資者將中國戲稱為「加州旅館」，因為在這裡投資者「可以退房，但永遠無法離開」。
——這段往事，我曾寫過一篇《中國經濟的堡壘戰：「保衛外匯存底」》（VOA。2016年12月4日），除了提到中國富人紛紛將套現的「帝國紅利」轉移至海外搶購豪宅作為資產保值手段，這一招已經不靈。更重要的是我提到中國加強資本管控，外企可匯出資金急降9成，有違經濟全球化的資本自由流動原則第一要義，因為所謂資本自由流動是雙向的，不僅是可以自由進入某國投資，還能自由地從某國撤資。
但中方資本紛紛從美國撤出，卻又是另一番考慮。7月26日，WSJ發表《中國資本正在逃離西方世界》，特別提到2016年這個中國資本在西方已開發國家叱吒風雲，揮灑金錢，從收購紐約豪宅和五星級酒店，到吞下瑞士的一家化學公司和德國的一家機器人巨頭，這種搶購值得炫耀的資產的「時代已經結束了」，隨著西方世界對中國資本敵意加深，中國投資者正從西方撤離。該文引用根據美國企業研究所整理的一份有關中國投資的初步估計，中國企業越來越多地轉戰東南亞工廠以及亞洲、中東和南美的採礦和能源項目。中國政府正試圖鞏固與這些地方的聯盟關係，確保獲得關鍵資源。今年到目前為止，中國資本最大的接受國是鎳資源豐富的印度尼西亞，鎳是許多電動汽車電池的關鍵原料。
但是這篇文章沒涉及到與中國資本有關的一個最核心的問題：與美國資本是私人資本不同，中國資本來源複雜，撤資的原因也很不相同。一類是粉紅色財團通過借貸套取美元轉出國外，本屬資本外逃性質，比如2016年及以前在美歐收購炫耀性資產華道夫酒店、球隊與好萊塢的，是「超級白手套」肖建華、吳小暉、王健林等與中國歷屆常委、權貴有利益瓜葛的粉紅色財團，其海外投資款多是通過關係在國內銀行借貸而來，在習近平反腐敗的嚴厲打擊下，不得不撤資回吐當年轉出來的資產。另外一類以私企面目出現的國有資本，這些資本的目標始終是為中國的戰略利益服務，當華盛頓採取各種措施，比如限制中國資本購買美國農地，以及各種有傷美國國家安全的項目時，加上俄烏戰爭開始後對俄羅斯的經濟制裁包括沒收各種俄羅斯資本（包括私人資本）時，考慮到美中關係日趨緊張，這類中國資本出於安全考慮，撤離美國是必然的。
這裡又涉及到經濟全球化資本自由流動的第二要義：資本安全。
小結
資本既不能自由撤出，又不能保障安全，必將給全球範圍內的資本自由流動帶來巨大的陰影，折射出全球化退潮和地緣政治緊張加劇的世界格局。
近幾十年，世界經濟增長依靠美國與中國這「雙引擎」。一些西方與日本的經濟學家均認為，疲軟的中國經濟已經讓世界少了一個增長引擎；如今中國資本撤離西方可能導致部分國家新增就業減少，也使矽谷等一些地區的企業所能利用的資金池縮水。但是，時光不可能倒流回2016年以前，如今全球產業鏈「去中國化」的內涵，實際上就是圍繞著世界的兩極而伸展。但與1990前美蘇冷戰有不同：那時候因為意識形態對峙，經互會成員國與西方等國斷絕來往；現在不僅美-中（俄）無法完全脫鉤，就連美國盟友德法等歐盟成員國也必須兩頭依賴，僅僅一個尼日政變就對法國產生了嚴重的影響。
（文章只代表特約評論員個人的立場和觀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