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樣一來，尤其是在上海，就只剩下外資企業了。自第一次鴉片戰爭結束的《南京條約》簽訂以來，它們就一直在上海經營。該條約將上海從一個人口約25萬、地處長江三角洲以南、但不是科舉中心（長期以來經濟發展的源泉）的中等城市，變成了一個規模龐大、充滿活力的數百萬人口的大都市。1949年5月中共接管上海以及10月在北京宣布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的幾個月里，許多外企感到有機會與新政府合作。事實上，中共已經要求天津和上海的外商留下來，他們也這樣做了。中共還向新近流亡香港的工商業者發出號召，要求他們回國，這也助長了這種溫和的樂觀情緒。
但中共的馬克思主義專制體制對這種希望是致命的打擊。對於毛澤東和其他中共領導層來說，外國資本家與國內資本家不同，是雙重剝削者。受制於資本家的無產階級被認為只能靠維持生計的工資工作（儘管中國人長期以來一直渴望在這些公司工作，因為工資遠高於他們從中國僱主那裡得到的工資），而且正如中共所看到的那樣由此產生的馬克思主義剩餘價值被返回海外，使中國人一無所獲。接管外國生產資料的運動從一開始就依靠恐嚇，而不是毛主義的甜言蜜語，而且隨著運動的進行，恐嚇的程度也隨之增加。1945年之後，許多外資企業再次變得相當有利可圖，但這也無濟於事。
此外，針對外國公司的行動主要是在毛澤東於1950年10月得到史達林的同意和軍事支持承諾後決定參加韓戰之後進行的。美國和英國政府很快開始扣押中國的有潛在軍事用途的資產，特別是在香港。由於中國參戰，聯合國對中華人民共和國實施了抵制，儘管（與朝鮮不同）不是封鎖。
在此期間，外國公司首先面臨1950年實施的與國內公司相同的規則——最突出的是工資和價格管制以及中共官員介入公司管理。但另一項限制僅影響外國業主，他們現在需要獲得出境簽證才能離開中國。從技術上講，他們的公司並沒有被沒收，但對於所有財務問題，他們很快就被要求只與新的國家銀行機構合作，這與中共對大多數公司決策的控制相結合，使它們事實上成為中共的財產。反資本主義的「五反」運動之後，到了1952年中期，原本打算留下來的外國公司開始計劃撤離中國。
學者們將這一時期稱為「人質資本主義」，而且情況變得更糟。英國政府於1952年4月開始進行外交磋商，但中共將英國公司的存在視為非法剝削，因此毫不妥協。中共認為讓外國商人接受當地業主所承受的鬥爭會在外交上過於危險，但仍然向他們收取「清算費」，而他們的經理在仍然工作的同時，除了被禁止出境還經常受到軟禁。與此同時，中共官員對外國公司實行了漫長的法律程序，在討論公司關閉之前，中共必須在內部討論它們是否有資格關閉。所有這一切都是在公司本身沒有發言權的情況下完成的。
到1953年1月，外國公司的目標變成了以儘可能低的代價退出。此外，中共的規定意味著他們的許多業務都在虧損，為了維持生存，母公司必須向其中國子公司匯款。到1954年，母公司決定停止這樣做，因為其中大部分只是被中共沒收了。但強制向中共交「費」（某種意義上的保護費）的行為仍在繼續。當毛澤東（同樣具有勒索性）接受接管國內企業的提議時，大多數外國公司已同意將公司以及任何基礎設施或其他資產轉讓給中共，同時支付大量清算費用。許多外國公司擁有的公司被認為是非法的，因此要對其價值進行大幅折扣計算，因為它們在某些時候曾與日本或國民黨實體糾纏在一起。中國政府有時也要求轉讓技術知識。任何早期為了中國人民的利益而進行的友好合作的承諾，此時早已被證明是不算數的。強制出售在1954年夏天基本完成，大部分剩餘的外國雇員被釋放並被允許離開，儘管最後剩下的一家紡織公司Patons and Baldwins直到1957年才被允許退出。
中共現在也向外國公司做出了類似的承諾——在中國創造和保持利潤的機會、保護智慧財產權、商業法律的正常化等等。但這樣的甜言蜜語以前也聽過。因此，在今天的中國，就像在1949年代一樣，商人，尤其是外國商人，應該意識到事情可能會很快發生變化，只因為過去他們已經發生過變化。
在習近平的領導下，西方商人再次被視為對中共權力的威脅，因此在他看來最終是中國人民的敵人。以史為鑑，如果事態繼續惡化，外國人的企業甚至個人自由將面臨越來越大的風險。當考慮他們在中國的存在時，高管們應該記住，他們的存在並不是在讓自己以及他們的中國客戶、投資者和員工過得更好。他們的存在只是出於中共暫時的允許以及充當中共的棋子。
埃文·奧斯本(Evan Osborne)是萊特州立大學的經濟學教授，著有《合理簡單的經濟學：世界為何如此運作》(2013年)和《反企業運動的興起：企業和討厭他們的人》(200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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