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老宣布停刊後，炎黃春秋雜誌社全體員工隨杜老撤出，無視提職加薪給事業編制的許諾，自謀生路，無一留任。我的同仁們，義無反顧，全體「成仁」了。
三，雙料企業家
改革開放之初，杜老在新華社有「杜大膽」之稱。其實我們知道，杜老深知官方底線，即使試探，不過越界一寸兩寸，每年還要限制次數，有張有弛。用杜老的話說：「我們只說了一點實話，兩點都沒有。」為了讓高層放心，杜老主動承諾「七不碰」，避開官方最痛之處。曾有離休高官建議我們加強與各地讀者閱讀小組的聯繫，建立讀者俱樂部，杜老堅決拒絕，認為那是發展組織，摸高壓線，離死不遠了。
憑著這種「四不像」體制，憑著這種分寸拿捏，創刊十幾年後，《炎黃春秋》儼然成為一面旗幟。本來就不多的競爭者被官方清除了，好文章好作者自然聚集在倖存者旗下。至於倖存的原因，從官方角度說，頂層的改革開放思維尚有餘溫，至少覺得我們可以裝點門面，只要別太「離譜」。頂層以下的官員則不敢出重手，畢竟站在第一線的杜老是本行前輩，隨後還有杜潤生、李銳、李昌、于光遠、朱厚澤、李慎之、吳像、李普等一批省部級大員，壓陣的有蕭克、周谷城、費孝通等一批副國級顧問，似乎還有一些若隱若現莫測高深的大佬。他們的身份特權，或多或少地轉化為雜誌的品級特權，給「四不像」刊物披上了鎧甲。
「鎧甲」確實管用。前邊說過費孝通寫信求情，還應該說說蕭克。胡耀邦去世五周年時，胡的名字還是敏感詞。《炎黃春秋》準備發紀念文章，內部發生激烈爭論，連胡耀邦的夫人都出面勸阻。杜老提議請蕭克決定，蕭克說：「發。誰有不同意見，告訴他我的電話號碼，我願意和他討論」。我還記得一個小會，顧問和部分編委商議如何應對打壓，在場的大概有杜潤生、李銳、于光遠、朱厚澤、吳像、何方和李普等人，只聽于光遠坐在輪椅上笑道：「他們敢封《炎黃春秋》，咱們就坐著輪椅，舉著小旗，到天安門廣場去。他們碰一個，咱們倒一個。」
杜老身後有這樣一批高官，左右還有一起創刊的老友老部下。方實，離休前是新華社機關黨委書記，他永遠帶一個黑皮包，永遠能從包里掏出好稿子。徐孔，離休前是中國食品報社長兼總編輯，他既編稿子又當總經理，鐵面無私，讓杜老和我們每個人經常自掏腰包，不敢輕易花雜誌社一分錢。雜誌社裡不乏才幹過人脾氣暴烈的業內高手，攏住這些人並不容易。我見過高手與杜老面對面拍桌子罵娘，過後就忘，連個小疙瘩也看不到，雙方的度量都讓人佩服。編輯部里的年輕人自由化傾向明顯，各種缺點也很明顯，杜老依然包容重用。
據說，企業家的主要功能，就是以創新的方式組合各種生產要素，發現並滿足潛在需求。「四不像」雜誌社的社長，同時在官場和市場上打拼，堪稱雙料企業家。杜老不僅要組合人才和資本等生產要素，還要組合權力要素，以走鋼絲的方式滿足讀者和官方的需求，罩著編輯部為各界作者和讀者搭建橋樑。這就是適應中國特色環境的創新。順便提一句：在中國特色濃重的環境裡，出版和言論自由之類的公民權利並不是公共物品，此時權力要素入伙就有了生產要素的作用，好比農民手中的農藥，工廠的圍牆和保全——生產者被迫自力更生抗害救災，抵禦外部權力入侵。
然而，機緣有合有散。秋葉飄零。餘溫散去。冬天來了。
四，他們是誰？從哪裡來？
杜老對自己這夥人的定性是「黨內民主派」，又稱改革派、開明派、改良派、溫和派、「兩頭真」。杜老最尊敬的老領導是趙紫陽，他是趙提名到出版署當署長的，因此又被劃為改革派中的「趙派」。實際上，2008年那次打壓，導火線就是雜誌上出現了趙紫陽的名字，闖了禁區，還連續發文講述趙在歷史上的功績。
在趙紫陽軟禁期間，杜老和幾位老友合作，為趙整理出版了轟動一時的口述回憶錄《改革歷程》，隨後又用採訪的剩餘材料寫了一本《趙紫陽還說了什麼》。官方派人去杜老家勸阻在香港出書，杜老一口回絕，說「我遵循實事求是的原則，只說了一點點實話，怎麼就容不下？如果為此停發我的養老金，取消離休待遇，我不怕。我孩子大了，可以養活我。我是老黨員，有七十多年黨齡，如果為此開除我的黨籍，我無尚光榮！」
這是我聽杜老說過的最強硬最決絕的話，由此可見他「派性」之強。但他對我們複述這番話的時候，又補了一句：「其實我怕。怕他們取消我的醫療待遇。」
這些自稱黨內民主派的人，核心訴求，就是建立一種民主法治體制，迫使官方向選民提供物美價廉的公共物品，保護好憲法承諾的公民權利。他們想利用權力的餘熱，推動中國轉型，改變權力至上的大一統格局。
從上到下，從趙紫陽到李銳到杜導正，再到方實和徐孔，年齡相差不過十歲，這一批人從何而來？我看是撞南牆撞出來的。前邊提到姓名的人，無一不是傷痕累累，人人栽過大跟頭。這是一代人的共性。往大了說，整個國家都是一個跟頭接一個跟頭一路摔過來的。再往大了說，半個世界都跟著蘇聯摔了幾十年跟頭。困而知之，窮則思變，改革開放其實是半個世界的歷史潮流。
五，他們能往哪裡去？
在半個世界的轉型史上，似乎可以提煉出一個兩方四派的互動模型。兩方即官方民方，四派即官民兩方內部的強硬派和溫和派。官民雙方的溫和派互動，溫和對溫和，構成溫和軸心，可以形成良性循環，轉型大體溫和平穩。波蘭、南非、西班牙、韓國和蒙古等國都是如此。台灣亦然。強硬對強硬，大抵是拳頭大者勝，例如1956年的匈牙利事件，1968年的布拉格之春，1989年的中國，還有1997年阿爾巴尼亞轉型之後的全國戰亂。強硬對溫和，通常是強硬派連連得手，步步緊逼，失利方的溫和派無奈下台，強硬派登場，回歸強硬對強硬的雙輸格局。中國轉型一百多年，從戊戌變法算起，大抵是強硬派得手，得手之後路徑依賴，持續強硬，掉進強硬陷阱百餘年難以自拔。
杜老這一撥黨內溫和派，與體制內外的溫和派改良派作者合作良好，良性循環前景隱約可見，奈何連遭重手打壓，黯然出局，又為中國百餘年轉型史增添了一小段悲劇。不過，作為悲劇的失敗方，將心比心，我猜杜老的內心是平靜坦然的。謀事在人，成事在天，盡心盡力即可俯仰無愧。即使有機會重活一次，我們，我，還能有更好的選擇嗎？微斯人，吾誰與歸？
2023年9月20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