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與1949年後的國營企業相比，清朝末年的官督商辦的企業更像一個近代企業。特別是清朝末期政府在多次沉重打擊下規劃立憲改革後，於1904年1月21日頒布＜商人通例＞九條和＜公司商律＞一百三十條，1905年頒布公司登記法，1906年通過破產法和專利法，終於使中國的經濟制度上了軌道。1904-1908年私人企業迅速發展，共有272家註冊。但這個良好發展趨勢被革命和隨之而來的民初動亂所打斷。
清末經濟史中還有幾個有意思的問題。一個是清末農業發展與土地制度的關係，第二個是外國資本主義入侵對民族經濟的影響，另外一個是外國入侵(包括國際條約制度，戰爭和租界)對中國經濟的影響。
清朝末年的經濟有一個二元結構，農村地區基本自給自足加上集市貿易。集市貿易主要協調以外生比較利益為基礎的極低分工。外生比較利益是指天生生產條件或偏好不同引起的分工和交易，而內生比較利益是指後天形成的比較優勢。由於缺乏專利制度和保護私人企業剩餘權制度，在迂迴生產和技術發明創造等活動中，分工和大規模商業化生產不能發展(施堅雅：〈中國農村的集市和社會結構〉載《亞洲研究雜誌》，卷24，第1期(1964))。這種農村經濟的顯著特點是，農民的主要消費是自己生產的，極少部分購自市場，所以農業生產不是專業化和為了市場化而進行(分工水平低)，幾乎很少有專業生產一種蔬菜，水果的歐美式農戶，更少有大規模僱工進行專業化商業化生產的農場。
以楊小凱等為代表的超邊際分析文獻(見，例如Yang，2001)指出，經濟的發展是一個分工演進的過程。當經濟制度落後使交易效率低下時，社會就會在自給自足狀態，這時沒有農業和工業之間的分工，每個自然人自給自足生產各種產品。隨著交易效率的改進，自給自足的自然人就會分化為專業農民，各業工人，因而使生產力提高。這種分工演進的動力是交通條件的改善，制度的改進，以及城市的發展。很多學者指出，不是剩餘農產品導致城市產生，而是城市化才導致專業農業和專業生產各種迂迴農業機械的產品的出現，因而使農業生產力提高，剩餘農產品增加。
所以清朝末年農業的落後是政府的機會主義行為和沒有保護專利和企業私人財產的制度造成的，而不是土地私有制和外國工業的入侵造成。清朝末年的土地制度已相當發達，1887年清代的官方土地記錄說明，華北和滿洲，除了私人民田外，還有大量旗田，屯田和皇莊，它們都是侵犯財產和戰爭的後果。到了十九世紀後期，對私人地產的保護不嚴主要表現在對私田和特權階級田賦稅率的差別。另外官方和皇帝仍然有不經司法程序任意抄沒田產和其他財產的特權，也可說政府有能力侵犯財產的"剩餘權"，雖然政府在和平和理性時並不經常運用此種特權。特權階級不經常運用此種特權的證據是，依靠侵犯財產，強搶惡要，併吞土地的趨勢並不明顯，因而土地所有權分配比歐美要平均。很少有官吏，富紳，有官方背景的壟斷商人擁有一萬畝土地的例子。大約有50％的農戶為佃農和部分自耕農，貨幣地租已出現，每畝現金地租為地價的5-10%，相當接見現代國家中市場的貨幣地租水平。實物地租約占收成的50％(費維愷，第一章：1870-1911晚清帝國的經濟趨勢，費正清，劉廣編，1993，下卷)這種分成地租制度曾被經濟學家證明為不利於經濟發展的制度，因為佃農沒有得到他的努力產生的全部邊際收益，生產積極性受到打擊但是1970年代發展起來的資訊經濟學證明，在測度農民努力程度的交易費用很高，且生產有不確定性時，我們會有風險分擔和提高激勵的倆難衝突，當低產量出現時，從分擔風險出發，地主不應該對佃戶有很大懲罰，但從提供激勵考慮，產量不高時地主就應懲罰佃戶。而當佃農的工作努力很難測度，生產中的風險很高時，分成地租就是這一兩難衝突的最有效折衷。因此在一個自由契約制度中自發產生的分成地租制度是種有效率的土地制度(見 Stiglitz，1977，張五常1976，張五常還發現了廢除分成地租制的土地改革對經濟發展的負面影響的經驗證據)。費維愷，在前引文中指出，中國的土地所有權的分布並不比當時的美國更集中，但是清末特權階級和政府侵犯財產的特權可能是土地市場不發達的一個原因。儘管民間自發的土地買賣和租賃很普遍，但法律並不能有效地保護土地私有權在租賃買賣中不受侵犯，保護土地產權的法律制度很不發達，例如有權以原價贖回已賣土地的權利是一種沒有經過類似普通法中衡平法原則，進化到自由買斷所有權的制度的機會，這曾經是清朝土地糾紛和殺人案的一個重要根源。上引費維愷一文中還指出專業租田經紀人雖是土地制度相當發達的標誌，但地方士紳，地主與官府勾結也利用這種制度將土地稅轉移給佃戶。這也應視為中國式壞私有制的一個特點，富人與官方勾結，形成特權階層，向窮人吸取政治壟斷租金。因此清朝末年的土地制度並不是經濟發展的一個主要阻礙，但統治階級政治上的壟斷，使得法律制度，經濟制度不能有效保護私人財產(特別是知識財產和私人企業剩餘權)是經濟發展的主要障礙。這使得交易效率低，農村的分工水平低，因而生產力低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