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1948，迫害宗教的鬥爭大會
由於我的祖母、父親、母親、哥哥和姐姐都是天主教徒，由於從小受到良好的宗教家庭薰陶，因此，我也虔誠地信奉天主教。
那時候，聽大人們說，遼寧省有三個傳教區：法國巴黎外方傳教會創立的「瀋陽教區」、加拿大魁北克外方教會創立的「四平教區」和美國美利諾外方教會創立的「撫順教區」。每一個教區還擔負另外幾個城市的教務。由於美國教會從美國募集的慈善資金最多，因此，撫順教區辦得最好，教務發達，信徒眾多，並創建了許多慈善事業。例如，他們設置了醫院、學校、幼兒園、養老院、孤兒院和育嬰堂……
我寄住在屬於撫順教區的一個城市的親戚家，這位親戚也是天主教徒，因此，我就在一座美國天主教教會辦的小學裡讀書。
1941年「珍珠港事件」後，日本人把美國主教、神父、修士和修女，都抓進了監獄，當作戰俘和人質。直到1945年日本投降後，美國人才重獲自由。當時，蘇聯和美國是「同盟國」的「戰友」，因此，蘇軍進入東北後，對美國人和美國傳教士都很友好。但是，人們發現，中共和八路軍對美國人不甚友好。特別是1947年內戰開始後，中共對美國教會人士越來越仇視，總是把他們看作美國派到中國來的間諜。
宗教迫害是隨著覬覦教會的資產開始的。中共地方政府開始還比較客氣，跟教會「借」教堂開大會，「借」房子辦公。實際上，一些進出教堂的共黨幹部，擔負著監視傳教士活動的任務。他們「借」教會的房子，「借著」「借著」，時間長了，便賴著不走，視自己為房產當然的主人。教會都是一些心慈口善的人，奈何他們不得。更有甚者，他們還派一些人，假意信教，受洗後專門探聽教會內部消息，搜集教會的「罪證」，隨時準備「反戈一擊」。
在東三省，共產黨迫害宗教是從1947年開始的，1948年達到高潮。由於我家全是天主教徒，因此，受到很大的衝擊。特別是從大學神學院畢業後當了神父的哥哥，因為參加了「聖母軍」（天主教內部一種自願參加的聖母瑪利亞祈禱會），被判五年徒刑。他的同學更慘，因為是「聖母軍」的負責人，直到1978年還關押在牢裡，一直關了三十多年。人們追問，為什麼要判他們這樣重的刑呢？因為他們沾了一個「軍」字－－你們不為「美帝」當間諜和走狗，不準備推翻共產黨政權，組織「軍」幹什麼？
終於，他們想當然地「發現」了美國教會的一個秘密「罪證」，那就是由「假教友」告發：神父、修士和修女們在育嬰堂殺嬰，喝嬰兒的血，甚至把嬰兒一個一個吃掉（1900年義和團時代的「教案」，就是從污衊「教會殺嬰，用嬰兒的血肉製藥」開始的）……這還了得：你們這些美國間諜，打著傳教和慈善的招牌到中國來，原來幹著這樣令人髮指、罪惡滔天的勾當！於是，在教堂外的操坪中舉行了一場大規模的鬥爭會。我們教會的小學生，都排著隊站在操坪里接受教育。
在那次鬥爭會上，我看到美國神父和美國傳教士、修女，都被勒令站在鬥爭台的一旁，人人必須低頭認罪。中國的修士和修女，則被勒令脫下會衣，一個個低著頭，跪在鬥爭台上，每一個人都被迫戴上一頂寫了「美帝走狗」字樣的帽子。
「假教友」則跑上台，義憤填膺、慷慨激昂地控告「美國神父和傳教士們，殺死嬰兒」，「育嬰堂減少了多少嬰兒」，「孤兒院減少了多少孩子」，「數據準確」，「罪證確鑿」……「假教友」還跑上前去抽打中國修女的耳光，逼迫她們承認，看見美國人殺嬰……中國修女們不肯承認，耳光和拳頭便雨點般地落在她們身上……
我看見，他們鬥爭一個留著長鬍鬚的老年中國神父。老神父除了鬍鬚像外國人，他的黃色皮膚和蹋鼻子，一點也不像美國人（實際上，共產黨對洋人是不敢動手動腳進行體罰的）。鬥爭者逼迫老神父作證，親眼看見美國傳教士殺嬰。老神父當然不會撒謊，他閉著嘴一言不發。一位殘酷的鬥爭者便跑上台去，大叫道：
「你這老傢伙不開口，老子今天一定要把你的口撕開！」
說著，他叫來兩個打手，一邊站一個，緊緊挽住老神父的骼膊，把老神父夾在中間，並用另一隻手卡住老神父的頭，使他不能動彈。然後，這人從衣袋裡拿出一把事先準備好的老虎鉗（即「剪絲鉗」），將老神父的鬍鬚鉗著，一撮一撮，連皮帶肉，一起往下拉扯……
只三、五下，鮮紅鮮紅的血，就流淌了老神父的滿腮滿面，並順著稀稀拉拉的鬍鬚往下流……小學生們都害怕看見，有的女孩子被嚇得哭起來。這樣慘不忍睹的場面，給我的感覺就像「文明人碰上了野蠻人」……
這位老神父站在鬥爭台上，任那人用鉗子拉扯鬍鬚，仍然一聲不吭。他沒有哭，也沒有叫喊，目光堅毅地挺立著……我想，他已經把痛苦增添在十字架上，把肉體的痛苦獻給了神。
對教會的迫害，與共產黨對其他國民黨人士的迫害，是相互關聯的。
國民政府接收東北後，派出了由許多專家、學者組成的考察團，考察日本人掠奪、蘇聯人搶劫後的東北資源和工、農業現狀，規劃今後的建設藍圖。其中，有一個地質考察團，由留學美國、學成歸來報效祖國的張莘夫博士帶隊。他們考察的是遼寧省的煤礦、鐵礦和其它礦產，因此，需要經常出沒崇山峻岭。但是，當他們不畏艱難險阻，翻山越嶺，餐風露宿時，遇到了橫蠻不講理的八路軍，污衊他們是「美蔣特務，為國民黨部隊考察地形地勢，準備繪製軍事地圖，消滅共產黨……」「秀才碰了兵，有理講不清」，張莘夫和考察隊員全被八路軍殺害了。
當年的八路軍，多數是不識字的文盲；就是當官的，也沒有多少文化。因此，他們把張莘夫的「莘shen」字，念成「心xin」。他們慘無人道地殺害張莘夫博士之後，把他的心臟挖出來，用盤子盛著，用一張紙條寫了「心夫的心」蓋在上面，派人送給張莘夫的妻子……看到血淋淋的丈夫的心臟，張莘夫的妻子當場暈倒了。後來，這位年輕美貌的女人，也被八路軍抓去，不知下落。
就這樣，張莘夫和一些考察團員、許多國民黨人士的孩子，都成了孤兒。教會每次打聽到這種情況後，都急忙派人將這些遺孤找來，收養在育嬰堂和孤兒院。這些國民黨高級人士中，有許多人在美國有親戚。例如，考察團一位學者的父母在美國，他們知道自己的兒子、媳婦遇害後，便千方百計，通過教會，將孫兒孫女接到美國去撫養。其中也包括一些教會的有識之士，知道共產黨的迫害會接連不斷，為了讓孩子們脫離虎口，把一些孩子送給美國人收養，讓他們健康成長，今後受到良好的教育……這樣，教會的嬰兒和兒童的數量，便減少了許多。
「假教友」聽說育嬰堂和孤兒院的孩子數量減少了，認為這是「立功」的好機會，便積極「舉報」教會的「殺嬰罪行」。於是，就開了上述鬥爭大會。
鬥爭大會之後，共產黨把教會的人，抓的抓，關的關，判刑的判刑。教會中的洋人，則通通驅逐出境。於是，熱火朝天的教會便人去樓空，變得冷冷清清了。那些房產和教會的其它資產，統統改名換姓，變成了共產黨的財產。
（四）結尾的話
我是含著眼淚寫上述回憶錄的。特別是寫第二節時，我們全班40個花季少年，加上級任老師，41條鮮活的生命，就那樣被摧殘了。他們活潑可愛的形象，總是在我眼前閃現，跳動。到明年2月，就是他們隕落的60周年祭。
多年來，我總是思考，為什麼沒有一個小學生活著回來呢？雖然去擔任歡迎任務的小學生總數不詳，但「為了營造熱烈氣氛」，估計最低不會少於一千人，多則可達到兩千人。那麼多孩子，未必子彈都長了眼睛，把他們全打死了？沒有一個受輕傷的？沒有一個受傷後救活了的？……
由於魂牽夢繞，由於看透了共產黨的邪惡本質，我終於破解了他們「一個也沒能回來」的「軍事秘密」。當年，傳來的消息說「他們全部被打死了」是騙人的。－－孫叔叔被騙了，我父親被騙了，耶什牛錄村的村民們被騙了，其他所有牛路村的村民們也被騙了，整個滿族人都被騙了！
為什麼？
請問：為古代帝王修建陵墓的工匠，有一個活著回來的嗎？－－陵墓建成之日，就是他們集體殉葬之時。
被日本關東軍強行征去修築大興安嶺地下工事的中國村民，有一個活著回家的嗎？我們耶什牛錄村去了二十多個民工，一個也沒有回來。－－如果回來一個活的，那「地下工事」就沒有秘密可言了。
那麼，去執行這次騙局的小學師生，又有什麼理由讓他們之中的某一個活蹦亂跳地回家呢？－－當這條「錦囊妙計」出籠時，就規定了他們必須全部死亡。
於是，我無法迴避，不得不想到了一個令人髮指、渾身顫慄的可怕場景：
52軍對當地情況根本不了解，因此，他們邊打邊退，一定很快撤走了。那麼，打掃戰場的是誰呢？肯定是八路軍。當八路軍打掃戰場時，有那麼幾個、十幾個或幾十個受了傷的孩子，躺在血泊中呻吟，用滿懷希望的哀憐目光，用稚嫩、顫抖的童聲呼喊「叔叔救命」、「叔叔救救我」時，八路軍是怎樣狠心地給他們每人補上一槍，結束他們性命的？
罪過啊罪過！天理難容！指責共產黨是一群惡魔，加入共產黨後「黨性」會把人變成惡魔，是一點都不過分的！
1948年「遼瀋戰役」開始後，為避戰亂，學校遷往北平，我跟隨到北平讀書；「平津戰役」開始後，部分學生撤退到青島，我跟著去了；然後乘船去上海，最後，教會又用海輪將我們送到台灣。
衷心感謝神的安排！在紛亂的戰火中，我總是逢凶化吉，活了下來。
我知道，只有努力學習，掌握知識和本領，今後才有能力報效祖國，於是，我就發奮讀書。在台灣最好的中學完成學業後，有幸去歐洲的大學深造，1966年，義大利BOLOGNA大學授予我農業博士學位。
學成之後，我可以到世界上任何一個國家去定居。雖然忘不了我的祖國，我的故鄉，那片廣袤的、令人魂牽夢繞的黑土地，但那時正值「文化大革命」，國家搞得污七八糟。少年時期就認清共產黨邪惡本質的我，深深知道，像我這樣熱愛真理、堅持正義、性格直率的人，是共產黨絕對不能容忍的，於是，我選擇到「世界上最適合人類居住」的加拿大定居。
加拿大政府非常器重我，先安排在農業部門任職，繼而聘為農專和大學的客座教授，後又聘為CIDA（加拿大政府援助非洲組織的英文簡稱）的農業專家和顧問，在非洲工作8年之後又轉為「聯合國世界糧農組織」專員，一共在非洲服務20年。為非洲各國提高農作物產量、品種改良、病蟲害防治、先進農作方法的推廣和農業發展，貢獻了一己綿薄之力。
當年學成後，如果我像許多美國博士那樣，放棄國外一切優越條件，硬是一頭栽回中國的話，我想，結果一定是共產黨發動的歷次運動中增添了一位合格的「運動員」：「美國間諜」、「台灣特務」、「反革命份子」……哪一頂帽子戴在我的頭上，都是非常適合的。值得慶幸的是，我沒有陷入那個「階級鬥爭」、相互傾軋、沒完沒了的漩渦和泥淖。
2005年2月22日於加拿大蒙特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