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拓與丁一嵐
這個人，只要1966年還在學校念書的初中以上的學生，沒有不知道他名字的。正是以他為代表的三家村，遭到姚文元為首的文化打手的猛烈攻擊，這才拉開了後來延續10年的文革序幕。
他在60年代初寫的《燕山夜話》，與吳晗、廖沫沙合作的「三家村札記」，被定性為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大毒草，後來成為發動文革的突破口，最終導致北京市委的崩潰改組，由此產生多米諾骨牌效應，將劉少奇打倒在地。
風起於青萍之末，任何事情都有它的來龍去脈。
鄧拓擔任《人民日報》總編時，劉少奇對黨報社論的把握尺度，同毛澤東的意見並不完全一致。這讓夾在中間的鄧拓十分為難。有次，社論大樣送到毛澤東那裡，毛批了一句：「我不看了！」按照慣例，凡重要社論必須經毛批准才能見報，毛批「我不看了」，這意思很明顯，就是不贊同社論的觀點。
面對退回來的社論大樣，鄧拓獨坐愁城，冥思苦想。發了吧，主席不同意；不發吧，劉少奇那邊又沒法交代。想來想去，最後還是決定發表。不過做了一點調整，將原來的4號字改成了5號字，心想也許字小一點，就不會引起特別注意了。這種做法，不但自欺欺人，而且涉嫌頂撞了。
反右時，為引蛇出洞，讓《人民日報》刊登一些批評鋒芒比較尖銳的文章，發表時不加任何按語。鄧拓認為黨的機關報這樣登不妥當，就在這些文章前面加上了按語。這樣做不符合引蛇出洞的構想，讓毛很不滿意。兩件事合在一起，鄧拓被批評是「書生辦報，死人辦報」。
有了這兩句評語，鄧拓在報社就待不下去了，於是調到北京市委任職。
1966年初，鄧拓再次遭受打擊，作為「三家村反黨集團」的主要成員遭到猛烈批判，同時停止了他北京市委書記處書記的工作。從此，他只能呆在家裡，等待結論，也期盼組織能找他談話，給他辯白的機會。
4月的一天，市委機關忽然來人，不做任何解釋，直接把「大參考」全部收走，並告知以後不再給他送「大參考」了。鄧拓聞聽有點激動，托來人向上面帶話，希望「大參考」繼續照送，但來人毫不理會，拎著「大參考」就走了。鄧拓仍不死心，跟在來人身後繼續要求說：能不能把「大參考」給他一份。這情景如同乞丐求人不被理睬，令鄧拓倍感淒涼。此後，他一直坐在書房裡，默不作聲，一言不發。
當年的「大參考」，是地位和資格的象徵，只有高級幹部才能擁有。繼續配送，說明仍然承認你的身份；一旦收回這種權利，就意味著一個人政治生命的結束。
一個月後，更沉重的打擊自天而降。5月16日，戚本禹在《人民日報》發表文章，言之鑿鑿地說，已經查明鄧拓的叛徒身份，並聲稱不管鄧拓背後的支持者是誰，都要一挖到底。鄧拓自己就是搞報紙出身的，在黨報上刊登這樣一篇文章，等同宣判一個人的死刑。鄧拓徹底絕望了，剩下的路，就只能以死來證明自己的清白和忠誠了。
5月18日早上，妻子丁一嵐去鄧拓房間，發現丈夫全身冰涼，已經去世。因為家裡還住著警衛，丁一嵐不敢放聲痛哭。鄧拓床前的書桌上放著一個信封，裡面裝著稿子，信封上寫明要丁一嵐立即銷毀。丁一嵐怕驚動了警衛，就找到恰好住在她家的鄧拓的姐姐，兩人把信連剪帶撕的弄碎，再扔進廁所，用水沖走。
當時不敢燒信，怕有火光和氣味，只能趁警衛醒來前匆匆毀掉。連稿子上寫的什麼也不知道。
在告知北京市委來人之前，丁一嵐強忍悲痛，仔細看了一下躺在床上的丈夫。幾個月來鄧拓所承受的巨大壓力，讓丁一嵐覺得真是活著不如死了好。看見丈夫那麼平靜地躺在那裡，丁一嵐對丈夫說：「你走吧！安安靜靜地走吧，你什麼聲音也聽不見了，這是最好的解脫。」
北京市委決定不把鄧拓去世的消息對外公開，凡是在場的人都要絕對保守秘密。鄧拓死時，家裡的孩子都不在家，也特別指示不讓知道。第二天，市委又來查抄東西，說按規定，鄧拓的書信、照片、作品都要拿走。
鄧拓死後，丁一嵐在機關上班，有整整5年時間，沒有一個人跟她說話。因為黨有指示，不讓把鄧拓的死訊告訴子女，丁一嵐一直嚴守秘密，只告訴孩子他們的父親住院去了。直到兩年後外邊已經傳開，子女們回來問她，丁一嵐請示了市委，這才對孩子說出了真相。
有段時間，丁一嵐總是提心弔膽，不知道該把鄧拓的骨灰存放在哪裡才安全，紅衛兵可能隨時上門抄家，放家裡肯定不行。後來，還是和鄧拓的哥哥商量，決定將鄧拓的骨灰存放在哥哥家裡。
鄧拓的哥哥在中科院工作，父母的骨灰一直放在他家。哥哥將父母的骨灰合裝在一個罈子里，空出一個來收藏弟弟的骨灰。從表面看，兩個罈子安放的還是鄧拓父母的骨灰。經過這樣一番偽裝之後，鄧拓的骨灰才得以保存下來。
自從鄧拓走後，每年的5月18日，丁一嵐都會給鄧拓寫一封信，就如同鄧拓還活著一樣，同丈夫敘話家常。然後劃著一根火柴，把信點燃，看著它燃成灰燼。
2023-10-1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