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拓擔任《人民日報》總編時，曾請康生到家中做客，讓他鑑賞自己收藏的字畫、文物與書籍。鄧拓在「文革」中飲恨自盡，康生竟派人打扮成紅衛兵，以「破四舊」的理由抄鄧拓的家。他叮囑把鄧拓家中的善本書、名人字畫、古文物全都搜查出來。名義上送往文物管理處保存，實際上將其占為己有。本文摘自北方網，作者張守仁，原題為《我所知道的康生》。
延安時期的康生（圖源：浙江圖書館）
我見過康生兩次，都是近在咫尺之間。一次是在上世紀60年代初中國劇協在白塔寺附近全國政協禮堂舉辦的過年聯歡晚會上。我以《北京晚報》記者身份赴會。晚會上，先是表演文藝節目，其後跳交誼舞。組織晚會的劇協秘書長李先生當眾宣布，跳得最好的「舞后」，將榮獲劇協主席田漢贈送的名貴波斯貓一隻。晚會舉辦不久，進來兩位文藝界高層領導，一個是康生，另一個是周揚。康生坐的位置，離我只有兩三米距離。我瞥了他一眼，只見他身體乾瘦，面無表情，狹長的刀子臉，上唇有一排小鬍子。黑邊眼鏡後面，一對陰沉的眼睛冷冷地注視著晚會上興高采烈的人們。在這之前，在延安「搶救」運動中被整、被關押的人，曾秘密告訴我當時身為情報部長、社會部長的康生大量逮捕無辜，搞逼、供、信的惡行，故我對他產生了警惕。我見他一言不發，窺視著晚會的動向，立即想到漢語中「陰鷙」這個詞，形容他最貼切。由於對他厭惡和防備，我早早地離開了會場。後來，那個迎春晚會，經人打小報告和康生歪曲匯報後，竟被最高領導欽定為具有「匈牙利裴多斐俱樂部」性質的活動，掀起了軒然大波。
另一次是在1966年8月31日下午3時左右，毛澤東第二次站在天安門城樓上接見紅衛兵代表之後，下樓乘敞篷吉普車從城門洞裡出來，經過我作為記者站立的金水橋，準備前去繞場一周，打算近距離見見各地串聯來京的上百萬小將們。第二輛敞篷車上站著的是林彪。康生手舉《毛主席語錄》站在第五輛車上。當毛澤東的吉普車離開金水橋向西緩緩行駛約一百多米後，廣場上狂熱的百萬紅衛兵立即向前涌過來。一下子把領袖的車子密密地圍住了。吉普車動彈不得，即將發生被擠扁的危險。於是，後面魚貫著跟隨出來的車子停了下來。我看見江青走下車子，嚇得臉無人色。康生恐懼得汗流浹背，身上的軍服都被溻濕了。他哆嗦著薄薄的嘴唇，攤開兩手，一籌莫展。在這千鈞一髮之際，陳毅和幾位領導商討急救之策。他們從城門洞裡調出一連又一連徒手的戰士，跑步沖向毛澤東車子被圍的地方，硬是用他們鋼鐵般結實的身軀，把紅衛兵們擠開，讓出一條車道，將毛澤東乘的吉普車解救了出來。
「文革」中吳晗、鄧拓的冤死，康生難脫罪責。1965年，是他向毛澤東告吳晗的狀，說吳晗寫《海瑞罷官》「同彭德懷翻案有關」。1966年5月，是他和陳伯達唆使戚本禹寫文章，誣說鄧拓被捕後變節投敵，逼他走上絕路。
上世紀50年代，鄧拓任《人民日報》總編時，曾邀請康生到家裡做客，讓他鑑賞自己收藏的名貴字畫、珍貴文物、善本書籍。「文革」開始後鄧拓飲恨自盡，康生竟喪心病狂地派人打扮成紅衛兵，打著「破四舊」的幌子抄鄧拓的家。他叮囑打砸搶分子把鄧拓家中的善本書、名人字畫、古文物全都搜查出來。名義上叫他們都送往文物管理處保存，自己卻偷偷鑽進那裡以鑑別、欣賞為名，「借」回到舊鼓樓大街小石橋胡同24號家裡，占為己有。
1994年冬，我在中華文學基金會負責操辦中美文學交流獎的評獎活動。翻譯惠特曼《草葉集》的北大教授趙蘿蕤女士，是評獎的重要對象之一。我曾到北京美術館后街122號她的住宅，借閱英文版《惠特曼》全集以便研究她的譯文。趙蘿蕤的先生陳夢家是上世紀30年代新月派著名詩人。他酷愛收藏古籍、善本、明代家具。陳夢家在「文革」中因不能忍受殘酷迫害而懸樑自盡。紅衛兵去抄家，把明代家具、珍稀古籍悉數抄走，裝了兩卡車運往文物管理處。康生又去那裡「借」了陳夢家的藏書拿回家裡。康生竟在「借」來的善本書上蓋上「康生藏書」的紅印章，還在《太平廣記》等善本上塗寫了不少批語。「文革」後這些孤本、善本典籍發還給了趙蘿蕤。當趙蘿蕤從紫檀木書架上一一拿下來讓我翻閱時，看到康生這個無恥之徒在珍貴古籍上蓋的紅印章和留下的墨筆跡，使我驚駭莫名，想不到這位「文革」顧問，竟是個文物大盜。我怎麼也想不明白，康生的靈魂為何如此骯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