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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大廠高P,失去工作

工作不只是工作。過去幾十年,它是一個人一生的核心,決定了生活的方式、社交的範圍,標記著家庭角色、社會地位,提供了最關鍵的價值感、意義感,像一張大網,生活就在這張網上編織而成。

當失業發生,失去的就不只是工作,更是一種生活,一種信仰。高P們過去堅信事在人為,個人的努力決定一切,如今他們發現,鳥無法逆風飛行,時代、環境對人命運的影響,比他們想像的沉重。

失業的第605天

就在今年夏天,北京望京的辦公室里,吳奕還在跟遠在上海的團隊電話溝通第二天出差的行程。她是令人仰慕的職場標杆:38歲,北大碩士畢業,供職過百度、微軟,在網際網路全盛時期踏入大廠,帶過100人的銷售團隊,給公司掙過幾個億,年薪百萬。

僅僅1個小時後,她失業了——大廠業務調整,她被掃地出門。

一開始,她的計劃是瘋玩兒、休息,但很快,她發現自己早就習慣了「每天一睜眼schedule(日程)排滿的日子」,脫離工作就像「呼吸性鹼中毒」,使勁兒呼吸,卻因為缺氧而頭暈目眩。過了三周,找工作的焦慮如期而至,「花店關了,花還要開」,她打開招聘軟體,短短几天裡,高效溝通了313個崗位。

我們在亞運村附近的茶餐廳見到吳奕,她留短髮,墨鏡搭在額頭上,看起來利落、幹練,一個典型的女性高管形象。但偶爾,她流露出自我懷疑。懷疑來自於重新求職的挫敗——313個崗位,只有20個要走了她的簡歷,軟體上「投遞簡歷不合格」的通知刷了屏,待面試的崗位0。「我不認為我連簡歷關都過不了。」她驚呼。

茶餐廳隔壁座位的人聽到這句話,走過來想給吳奕介紹工作。她下意識地問:「您是做保險的嗎?」隨後她解釋:「現在主動找我的,要麼是賣保險,要麼是做微商。」語氣里有一點苦澀和自嘲。

大約是2021年的尾聲,一家外企的總監林北,也失業了。

失業這兩個字,此前他覺得和自己毫無關聯——就在前兩年,還有獵頭來挖他,是某大廠300萬年薪的崗位,他覺得「不夠長期投入」,毫不猶豫地拒絕了。但現在,「工作變得難找」——大環境不好,招聘條件收緊,獵頭髮來的每句話都是質疑。他被其中一個要求奇高的崗位嚇到了,一個GR(政府關係)總監,要求有衛健委、發改委、公安等一系列資源,薪資卻低到「令人發笑」。

企業高高在上,求職者無比卑微,即便是曾經的總監。林北有場面試被臨時改了兩次,先定上午10點,後來說面試官有事,改成下午2點。等林北準時抵達,對方又說抽不出時間,再改成下午4點。

他急需一個成功的offer,哪怕不是自己滿意的,也能提提氣。今年9月的一天,終於有獵頭說恭喜,他得到了某公司負責人親自面試的機會,成功概率很大,「上百份簡歷,篩了最後一圈,基本上就是這幾個人之一」。

拿出好久沒穿的正裝,出發前仔細打理頭髮,走進辦公室,林北講從前的履歷,參與的大策劃、大項目,但對方說:「這些跟我要的不一樣。」他反問,您對PR的理解是什麼?對方身體向後一仰,說PR就是接待領導,「每天來我們這裡參觀的領導還挺多的」。

林北愣住了。在獵頭的描述中,這家是知名民企,產品蜚聲國際,拉滿了他的期待值,事實卻是「想繼續造飛機,人家讓我去擰螺絲」。預期不匹配,面試以失敗告終。

他在心裡計算著,這是自己失業的第605天。

最近兩年,有許多像吳奕、林北一樣離開大廠或外企的人,他們大多在35-45歲之間,坐上了管理者的位置,拿著100-200萬左右的年薪,被看作職場裡最頂尖的人,打工人的天花板,是「高P」——阿里習慣用P加數字來劃分員工職級,P1到P10,P8是分水嶺,之下是基層,以上是高層,也被坊間稱為高P。高P不只是一個頭銜,更關係著薪資待遇、業績要求,延伸到其他大廠,是不是高P,也決定著下一份工作的起點。

35歲的李玥畢業後就進入大廠,輾轉12年,在N家大廠間橫跳,拿到了百萬年薪,職級達到了P8;

75後傲銘從廣告公司的總監職務跳槽到大廠的P8崗位,獲得價值千萬的期權;

小野抓住了網際網路最後的繁榮,35歲進入大廠,擔任中層管理者,在北京買了房;

上海人佟瀟瀟從小就是「卷王」,大學上985,研究生出國留學,托福考過滿分,進入世界排名前100的學校,2008年回國進入外企,一路向上攀爬,成為諮詢公司高管。

但一夕之間,水溫驟降,他們在最近這一兩年失去工作。

林北定居在天津,以前手機天天響,去天津的下屬們再忙也會給他打個電話,約見面,說「跟您報個到」。失業後的世界很安靜,曾經熱絡的人,發了一條帶著天津定位的朋友圈,沉默地來,沉默地走。

一次家庭聚餐,親戚突然問佟瀟瀟,你爸媽不住你家,小孩誰帶?失業前,佟瀟瀟跟愛人都在上班,父母照顧小孩。她失業後,在外企工作的丈夫也失業了,兩個人想在空窗期盡一盡育兒的責任,讓父母回了老家。但面對親戚,「失業」兩個字,兩個人都說不出口,提問掉在了地上。

還有對工作、生活本身的懷疑。吳奕把工作比喻成「小白鼠跑輪子」。「當你是小白鼠的時候,沉醉於奔跑的感覺和努力的錯覺,但當你跳出籠子,環顧一圈,發現自己其實一直在原地奔跑,不知道工作干到哪兒去了,能量又去哪兒了。」

工作不只是工作。過去幾十年,它是一個人一生的核心,決定了生活的方式、社交的範圍,標記著家庭角色、社會地位,提供了最關鍵的價值感、意義感,像一張大網,生活就在這張網上編織而成。

當失業發生,失去的就不只是工作,更是一種生活,一種信仰。高P們過去堅信事在人為,個人的努力決定一切,如今他們發現,鳥無法逆風飛行,時代、環境對人命運的影響,比他們想像的更沉重。

震盪

飛機上下顛簸,放下來的小桌板跟著座位一起劇烈抖動,「遭遇氣流」的提示音仿佛從很遠的地方傳來,小野心想:「我的人生,不會停留在這趟航班上吧?」

這次從北京來上海,小野的核心任務是「力挽狂瀾」。公司業務裁撤,作為中台支持部門中層的小野和兩位組員都將被裁員。兩位組員,一個剛來不久,還沒轉正,另一位是老員工,也快要40歲了。在門檻越來越高的網際網路,這可能是她們在大廠最後的機會,小野想找業務部門領導——掌握著裁員話語權的人,最後爭取一次。

飛機落地,遇上一場淒風苦雨,她「殺」到公司,給領導發了消息,對方一開始已讀不回,後來回復「暫時沒時間」。她沒放棄,找同事求來了領導第二天的時間表,「我直接把他時間mark住了,就說約了你明天幾點到幾點」,幾個小時後,才收到了一個字,「好」。

她期待著見面。晚上在酒店準備了幾十頁PPT,包括過去一年她和組員做出的成績,跟其他業務部門的合作,反覆練習話術。真見到了領導,來不及匯報,對方板著臉,將她帶的項目從頭到尾批了一遍:有漏洞、不妥當、毫無必要。談話的最終,領導指著幾張宣傳物料圖質問她,為什麼是你們做,不是設計部做?為什麼要多花這部分錢?她辯解,沒有花錢,自己人做的,領導用憤怒噎住了她:你們到底在做什麼?

回到酒店,小野哭了一場,「十多年的職場生涯,沒有遇到過這種事情」。事實上,她和團隊的所有動作,事先都曾經跟領導溝通過,「他不可能不知道」。很久之後,她問領導,為什麼「分手」不能體面一些?對方回答,你對領導層的要求太高了。

李玥決定離職的時刻,是在醫院裡。去年體檢,她查出一種免疫系統的慢性病,醫生警告她,要長期吃藥,定期檢查,工作強度太高、作息混亂是不行的,一旦發展到後期,一個感冒都能要了她的命。

當時的工作跟身體一樣動盪。公司在裁員,調整之快,快到大家都知道「這艘船在沉,但不知道什麼時候沉」。沒有人是安全的,元老說走就走,大領導也會在幾個小時後消失於公司,一整個部門,一百多號人瞬間失業。「不管是誰,不講任何情面,讓你走。」

每周五下午,她從公司出發,獨自去醫院,坐在診室里看著醫生擔憂的面孔,窗外是陌生又美麗的夕陽,她抑制不住地想,這種生活的意義是什麼?

在一次次出發中,思考工作的意義。受訪者供圖

吳奕也有過那樣的時刻。公司變化最快的時候,她覺得自己像「人死之前只吐氣不吸氣了」,有太多無法掌控的事,只有心力一直被消耗。在領導的辦公室,她痛哭了一場,被懷疑「拿到了offer,演一場戲求領導放人」。兩個人最終達成一致,給彼此一點時間。僅僅過了一周,裁員發生了。通知她時,HR比她更緊張,手微微發抖,吳奕反而鬆了一口氣,問HR,北京的失業金怎麼領?

失業的瞬間,有驚訝,有疑惑,有輕鬆,也有失落。2022年的新年,林北在日記本里寫下:

廚房窗外昏黃色的快速道路上幾乎沒有車駛過,目所及處的建築物也是漆黑的,加上這個城市早幾年前便禁了煙花炮竹,夜空也是沒有絲毫的波瀾。在本該熱鬧喧囂的日子裡,這個城市一片死氣,安靜得可怕。我掐滅了香菸,關掉了抽油煙機,把手機也調成了靜音模式,借著剛剛的一點酒意便去睡覺了。你可以說這是2021年的最後一晚,也可以稱之為2022年的第一天。於我來講,又增加了一層新的含義:這是我最後一個工作日,醒來後就是我失業的第一天。

高P失去工作,原因是多樣的。獵頭公司創始人兼CEO梁天諒有16年的行業經歷,根據他最近兩年的觀察,高P失業,原因主要有三個:行業整體衰落,比如地產、在線教育、網際網路等;大公司增速放緩,為降本增效精簡組織、裁員;還有高管們的45歲危機。「做到了副總裁級別,年薪200-300萬的高管,工作內容實際上用一個年薪100萬的也能幹。」

當下,起著決定性作用的還是前兩者。吳奕和小野的失業都與公司戰略調整有關,林北失業,是因為所在的快消品行業因為疫情影響經營,又沒趕上直播帶貨的風口,銷售額跌出新低,總部撤資。林北先幫公司把其他員工裁掉,再把自己也裁掉。

海平面一旦發生波動,職場氣候就有了最根本的改變。

好的時代,不辜負努力的人

每一位失業高P,都無比懷念自己最初工作的十年。

1999年,傲銘從老家廣州出發,到北京一所大學研修。元旦跨年,他跟同學一起爬長城,在漆黑寒冷的夜裡許下心願:進最好的廣告公司做事。

研修結束,他去了上海的一個電腦城。當年ebay收購了易趣網,一個美國的市場負責人在電腦城辦活動,傲銘跟他對接。初入職場的傲銘熱情、機靈,對方只要求他提供場地,但他會主動告知音響放在哪裡效果更好。所有的電話他都立刻接聽,及時回復,「提供了超出期待的回饋」。工作結束,那個美國人要走了他的簡歷。

三個月後,傲銘收到了國內最大廣告公司的面試邀請,他早上飛到廣州面試,下午飛回上海。等回程飛機時,HR打電話問他,面試通過,什麼時候上班?他在機場尖叫出聲,「突然間有種夢想成真的感覺」。後來他才知道,美國人曾是廣告公司高管。

剛進廣告公司,月薪只有2800元,但傲銘願意最早來公司,最晚離開,公司的保潔阿姨跟他最熟,每天第一個見到的就是他。那時沒有星巴克,沒有咖啡機,早上,他在茶水間沖三勺雀巢即溶咖啡,「咕嘟嘟喝完,啪,開電腦開工,一直開到半夜」。又過了三個月,沒有人通知,他也沒主動提,工資漲到6800元。之後5年,他接連升職,成了公司里第一個總監級別的中國人。

這段經歷,足以寫進早些年的職場雞湯、成功學教材。傲銘覺得,職場教給他兩件事:只要肯努力工作,這個世界不會對你太差;你可以成為改變另外一個人命運的人。

如果有一副人生地圖,可以看到高P們曾經從四面八方出發,來到同一條名為「工作」的軌道上,馬不停蹄,向前奔跑。

吳奕的起點是一個江蘇小鎮,大學畢業,她涉足過網際網路大廠、外企、創業公司,最看重的是「個人成長」,從沒在乎過賺多少錢。李玥2010年畢業,加入了一家產業網際網路公司,歷時4年,從市場部門的基層做到負責人的位置。市場部的要務是打造品牌,擴大公司和產品知名度,李玥說:「那段時間就幹什麼都是熱血沸騰。」她帶團隊策划過幾百人的泳池派對用戶活動,拍攝過用戶的生活,視頻在全網傳播,有用戶留言「看哭了」。

成為高管前,他們都經歷了一段激情燃燒的日子,有無限的熱情和精力,擅長自我說服和管理,行動力極強。傲銘在廣州上班時,公司離父母家只有20分鐘車程,但他只有春節才回去。吳奕習慣了會議從上午10點排到晚上9點,所有事務溝通、拉齊,她沒有gap year,「卷,從一家公司無縫銜接到另一家公司,這邊辦著離職,那邊聽著新人培訓」。

2012年前後,網際網路公司把所有傳統生意重新做了一遍,吸引了大量的錢和人,財務自由的神話隨時上演。小野曾經在望京辦公,下樓就是掃碼一條街,創業公司的地推把整條街鋪滿,掃碼送紙巾、玩偶,她在上下班的路上見證了美團和餓了麼的較量,滴滴跟優步的大戰,O2O的興起和P2P的繁盛,「熱血沸騰的,每天都特別熱鬧」。擁有敏銳嗅覺的人,可以抓住每一個躍遷的機會,從一個風口趕往下一個風口。

傲銘在2013年前後發覺了廣告行業的頹勢,沒有了曾經的成就感,在各個公司反覆跳槽、折騰了3年後,他決心要進阿里。那年他38歲,他告訴自己:「再不進入網際網路,我就被這個時代拋棄了。」

經過三輪面試,他加入當時還屬於阿里的螞蟻,月薪稅前2.8萬,只是他在廣告公司的一半,但他心甘情願。小野2020年跳進大廠,從前上班20分鐘的路程,換成離家30公里、每天通勤超過三小時。

傲銘、小野駕著船去往下一個島嶼,也有人滿足現狀,停留在原地,比如林北很年輕時進入外企,在那裡工作十年。有人即便沒有漿,也被風吹向一片新大陸,吳奕的第三個東家被國內最頂尖的大廠收購,她因此走上職場巔峰。

大廠氣候豐富。早期的阿里提倡自由、包容,傲銘說,園區裡有一次抓到了一個小偷,因為穿著西裝,一眼被認出來,「阿里怎麼會有人穿西裝?都是奇裝異服的」。擴張最迅速時,傲銘在阿里聽到過全國各地的口音。後起之秀字節業務廣泛,被稱為「宇宙廠」,那時它有最好的福利,免費下午茶、每月1500元的租房補貼、加班搭計程車報銷、父母生病也可以用的商業保險,是標配。這裡的人們互稱「同學」,平等代替了階層森嚴。

大廠逐漸占據了職場生態的頂端,它們的氣息通過上下游產業鏈、社交媒體、公司文化的布道,影響了大量公司和一代打工人。人們約定俗成:職級和薪資可以靠跳槽來提升,總有大廠願意為人才多付出30%的僱傭成本。字節和快手激戰正酣時流傳著一個段子:「張一鳴欠你的,宿華會還」,而阿里職級體系里的P8被看作一個門檻,一個象徵,如果你35歲沒有升到P8,就再也不會了。

30歲後,李玥唯一的目標就是夠到天花板。她把頭部網際網路大廠跳了個遍,除了一家產業網際網路公司,美團、阿里她都短暫登陸過,而她的最後一站是薪資、福利都很好的大廠,到這裡,她的職級相當於阿里的P8。

工作贈予的一切

人們沉浸在工作里,並不是自我洗腦,而是工作提供了實打實的好處。

比如錢。小野剛剛到廣告公司工作的2007年,月薪1500元,22歲,她把當時30歲、月薪1萬的總監當作一個職場藍本,夢想自己30歲時也月入1萬。等那一天來臨,她的月薪早已達到3萬以上。

在螞蟻,雖然每個月到手的錢打了對摺,但給了期權,按照螞蟻巔峰時期的估值,上市後,傲銘可以拿到價值千萬以上的股票,財務自由只有咫尺之遙。

「我記得那會兒大家去日本旅遊,把一線大牌店都給占領了,每個人都背一個奢侈品包回來。」除了日本,小野看過泰國清邁鹹蛋黃一樣的落日,餘暉照在人身上;欣賞過越南下龍灣清澈的海水,翠色的海面像一匹閃著光的綢緞。還有一次,她跟愛人沿著美國的海岸線自駕游,野生的巨大鵜鶘出現在眼前,攤開肚皮的海豹躺平了曬太陽,沒有憂愁,沒有危險,像一個童話世界。假期只要空下來,傲銘就會飛往日本、北歐、馬爾地夫……「你會覺得這世界就在你的手上。」

記錄每一次旅行受訪者供圖

錢和消費主義堆砌起一種中產的生活方式。在上海工作時,傲銘住在建於20年代的公寓樓里,推開窗戶可以俯瞰道路兩旁的法國梧桐,每個季節變換著顏色,出門50米就是武康路,如今最知名的網紅打卡地之一。

他喜歡攝影,新出的幾萬塊的相機,就算月光也要購入。他家的柜子里至今還有大大小小、不同型號的相機、鏡頭。他對上海和杭州的酒吧、米其林餐廳了如指掌,出門從來不坐地鐵,「太悶,我一定要生活在敞亮的地方」。

進了大廠,中產生活會被定義得更具體:旅行、小眾愛好、北上廣的房產,為孩子提供最好的教育。

小野買房是在2016年,周末的間隙,她刷了30萬存款,加上父母贊助的一部分錢,買下一套位於朝陽區、總價350萬的房子,之後30年,每個月要還1.5萬的貸款——恰好是她剛工作時夢想的30歲薪資。她買房時,一位馬來西亞同事表示不理解,瘋了嗎?背30年債務?只過了兩年,看到了國內、國外房價飛漲,同事在吉隆坡買了房。林北的兩個孩子上的都是天津最好的國際學校,佟瀟瀟的女兒從2歲開始上昂貴的安親班。

工作還教會了他們一些經驗、規則、奧秘,被成功學稱為「管理經驗」「職場寶典」。

李玥自稱「一開始是一個很差的管理者」,在公司時,她的團隊人才流失率「恨不得全公司最高」,10個人,半年後只剩下她和一個員工,但她只用了一年,把它變成「最好的團隊」。

她的秘訣是同甘共苦、承擔壓力。做了領導,不代表可以做甩手掌柜,有緊急的項目加班,她留下來陪團隊一起;組員做的項目不符合預期,大領導發了火,在辦公室大吼大叫,她沒有爭辯,轉身溫和地安撫組員。她擅長甄選好員工:「招對自己有要求的人。一個想做好事情的人,你把他放在好的環境裡面,他就會自己想辦法。」

管理員工不是最難的,如何處理跟上級的關係最耗費精力,也最關鍵。它也被大廠人稱為「向上管理」:面對強勢、自我但業務能力強的領導,需要克服自己的叛逆心理;遇到進公司早但能力有限的老闆,「即便他沒有想清楚,你也不能點明,得配合他去做事情,同時規避風險」。

掌握這些就像拿到了打開寶藏的密碼,擁有更完善的裝備,重新踏上旅途,成功的機率大幅增加。

工作也帶來了成就感,投入的努力像一塊大石頭扔到湖面上,「它是有響的,水花能濺起來」,團隊干一個項目爆一個項目,李玥和團隊把公司里的獎拿了個遍。離開幾年後,競爭對手還在參考當年她和團隊的策劃案。

完美工作也決定著家庭和社會地位。每當弟妹們升學、工作,都專門請佟瀟瀟吃飯,找她諮詢該填什麼志願、第一份工作進什麼樣的公司。在家族裡,她的人生像是一個完美模板,後來者努力把自己的腳嵌進她的每個腳印。

當時只道是尋常。吳奕把一切看作理所當然。「就好像你坐上一趟車,不會因為說下一站到濟南你就好開心,因為你知道你就會到濟南,你都已經研究得非常充分,這趟列車就是開往濟南的,對吧?」

時代機遇、行業的上行、社會定義的價值,這些與工作本身擰成了一條共同的繩索,牽引著年輕人渡過河流,登上山巔,成為一個世俗意義上成功的中年人。

怎麼突然不體面了?

傲銘開始漂流。大約是2018年,他換了一位領導,對方並不信任他,只給他安排瑣碎的工作。「她的老闆過生日,要拍個視頻,我被指定做這件事情。」

阿里有內部轉崗的傳統,他先轉去飛豬,度過了開心的兩年,但領導更換,重複的故事再次上演。35歲門檻日漸變成不成文的職場規則,40歲的傲銘找了十幾個崗位,連面試都無法參加。HR直白地告訴他:「就算我給你面子,你能面試,但是你都超35歲了,業務那邊要你幹嘛?」

這是一場悲涼的旅程,4年時間,傲銘去過3個業務線,4個崗位,在倒數第二站,才工作兩個月,領導就讓他「自謀生路」。偌大的公司沒有他的工位,他在茶水間的桌子上辦公,每當同事來接水、沖咖啡,他會不知所措地擠出一個笑容。

原本他有財務自由的選項,在螞蟻的黑天鵝事件發生後,選項暫時關閉。那天晚上,他跟不少前同事一樣沒睡著覺,在心裡罵了一句,「what the****.」

每天早上一睜眼,他就告訴自己,「今天一定要找到一個好的崗位」,他不停地修改簡歷,不停地刷內網,看有沒有公布新的轉崗。他用過去在職場上的光輝安慰自己:「我不是一個特別差的人,我是一個有能力的人。」

那些在大廠積累的經驗、法則最後一次創造了奇蹟。天貓的某個崗位接受了他,入職時,負責人說:「你在釘釘里跟我說,『你見我一下,我一定可以幫到你』,這句話讓我覺得你是一個靠得住的人。」

但這份給他最後溫情、肯定的工作,因為父母生了重病,很快結束了。先是他的爸爸感染新冠,發展成重症,花了半年,恢復了一些,但一直有的慢性腎衰竭迅速惡化,接著,媽媽確診了急性白血病

人生的殘酷和無常在這時顯露出來。媽媽因為全身免疫系統潰敗,獨自離開。爸爸病情加重時說自己有兩個心願,一是在家裡離開,二是希望最後一刻躺在兒子的懷裡。他實現了爸爸的願望。葬禮上,傲銘控制不住地流淚,「從此以後,我就是沒有爸爸、媽媽的人了」。

人到中年,時代、工作、家庭的重壓一起落下來,而他最後悔的是,從前怎麼沒有多陪陪他們?他把太多時間交給了工作。

變化落在個體身上,有時是急風驟雨,有時又像漸次落下的雪,走著走著,肩上傳來涼意。

李玥剛到大廠時,「我的天,你都不知道錢花得多散,百萬以下的項目都不仔細看,沒有空,只看千萬以上的項目」。在線教育酣戰時,教育業務「恨不得一個月就得花掉一個億」。時間推移,能花的錢越來越少,從千萬降到百萬、十萬,最後變成0。

2021年,集團整體「去肥增瘦」,裁員可能會發生在任何一個業務中。危機讓人跟人的關係變得緊張,一個活兒十幾個人搶著干,沒做出什麼成績,也要寫出長篇報告證明自己的價值。

管理秘訣一點用都沒有了,工作的幸福感漸漸喪失,身體越來越差。李玥想離職,又不知道沒了大廠的 Title、高P、高薪,自己還是誰。窗外風雨欲來,她不甘於現狀,期待被裁掉。她開始失眠,睜眼到凌晨5點,直到確診疾病,才下定決心離開。

走入職場下半場,王遠帆有個疑惑:如今的高P,怎麼會變得這麼不體面?

她的前東家在2008年時遭遇金融危機,效益不好,被迫裁員,執行總裁親自站出來向大家道歉,承認「經營沒有做好」,這是公司和高層的責任。去年,她工作的企業也裁員,賠償金拖了大半年沒發,她和同事們組成維權的隊伍,去法院申請強制執行。過程很屈辱。公司財務答應了發放,但到了時間,只有沒去維權的人收到了錢,王遠帆覺得,「就是故意噁心人」。

據梁天諒觀察,這些年,中國的職場生態發生了很大的變化。最初公司與員工像「奴隸與奴隸主」,打工人賣身給公司,公司提供薪資、福利、穩定的上升空間,梁天諒的父母會覺得做獵頭不道德,是「挖牆腳」;後來,新的行業興起,創業浪潮湧來,大公司乘著風口擴張、爭搶人才,公司與員工趨向於平等,「優秀的人才你還得三顧茅廬,跳槽漲薪30%以上」——這是大廠和高P的蜜月期。

如今,公司和員工更像是互相看不上——公司不再能給更多的錢,為超出實際工作價值的部分買單,又期待著員工像過去一樣,為工作付出一切;員工們工作倦怠,追求躺平,討伐公司,只希望錢多、事少、離家近,社交媒體上最流行的話題是「整頓職場」。

李玥說,當年大家自願加班,沒有委屈和辛苦的概念,周五晚上得催同事趕緊下班;小野覺得,曾經「不是消極忙,而是一種積極忙」,加班都是開心的,凌晨1點,辦公室還亮著燈,放著音樂,有人提議要不要去吃海底撈。但在今天,打工人對工作的信仰在坍塌。

「年輕的時候,我的夢想是要拿坎城廣告獎,到後面自己就看淡了,現實就是領導、用戶、甲方的需求是什麼,心氣兒一點一點被消磨掉。」小野說。

從前,王遠帆覺得工作神聖,要奔著最高標準去做,要成為行業標杆,這幾年面對工作,她首先想到的是有沒有風險,至於標準、標杆,「我都不太care了」。

心態的改變,王遠帆跟自己前公司的VP聊過。VP向來對員工要求嚴格,永遠會對下屬說「你可以做得更好」。或許近幾年經歷了什麼,他的話語變了,「他安慰我說,就是一個工作而已,你不要太認真。」

離開之後

焦慮、迷茫、失落……會在失業的初期接連抵達。吳奕打了個比方:「就是仰臥起坐你知道嗎?躺下覺得好放鬆,老娘要歇一陣子,想到下個月房貸還沒還,馬上坐起來。坐起來之後發現又是亂七八糟的事,一時半會兒解決不了,再躺一會兒。」

仰臥起坐的同時,他們不約而同地開始思考,工作到底給人生帶來了什麼,意味著什麼?

對李玥來說,失業本身就是一次成長,她在這份體驗里觸摸自我的形狀。她是從農村走出來的孩子,工作改變了她的命運。在大廠,時間就是金錢,她習慣了快,出門要搭計程車,買東西從來不看購物小票,雙11不做攻略,有一次回老家跟爸媽聊天,她滿腦子想的都是:「你們說話怎麼這麼慢?」

突然有了大塊時間,反而不知道怎麼度過。失業第一周,李玥把沒追過的熱門電視劇《知否》《琅琊榜》都看了一遍;第二周,作息混亂,晝夜顛倒;一個月後,「三餐終於可以正常吃了」。

吳奕把能約出來的朋友約了個遍,聊工作,聊人生,什麼都聊,希望從別人的經歷里找到一個突破的口子。一位朋友在做訓狗師,教狗狗怎麼上廁所,怎麼握手,朋友沒有結婚,也沒有小孩,沒有世俗定義里關於「成功」的一切,但輕鬆、自在,「看到這樣的生活狀態,覺得自己的下一站濟南特別無聊」。

工作就像是一些坐標和刻度,生活被安置得有條不紊。「職級、薪水,一直往上升,刻度讓人覺得目標是清晰的,很有奔頭,但真的跳出來看,如果按那樣的刻度打卡過一生,無非就是重複了很多人的一生,又怎麼樣呢?」

她不知道自己被工作變成了標準化的罐頭,還是生產了一部分罐頭,抑或是躲在角落裡看著罐頭如何生產。她唯一能夠承認的是:「我一點都不熱愛工作。我做好學生的時候,我在騙人,騙別人我愛學習,我是學霸;工作中我也在騙人,騙別人我高度投入,信仰工作。」

工作帶來的身份、角色,要求她像一個想像中的管理者一樣表演。「去洗腦別人也好,PUA別人也好,給別人畫大餅,我自己始終有一個清醒的人格在,看著自己是這個樣子,我會很痛苦。」她也說服自己,原諒自己,「工作有一部分原因是因為你要養家餬口,你有小孩,她要交學費,買新裙子。另一方面也是因為自己的妥協和懦弱,走不出坐標和刻度,才一直這樣不停地工作。」

無論如何,失業之後,生活總是要有個出口。

有人選擇暫停。小野踏上旅途,旅行中,每天都有新的風景,新的面孔,沒有精力去考慮太多。李玥計劃讀書,打算申請一所國外的普通學校,拿到全額獎學金,出國留學。大部分時間裡,她們放鬆地享受從前不曾有過的新生活,只是偶爾恐懼旅行結束,「你不可能一直旅行到90歲」。

停下腳步,看看秋天的風景。受訪者供圖

動輒上萬的房貸不會因為失業而消失,沒了收入來源,只好開源節流。從前出遊總是訂上千元一晚酒店的小野,現在住200元以內的民宿;李玥在考慮從整租換成跟朋友合租,也開始搶群紅包、做電商平台的滿減攻略。真理倒置過來——「錢比時間重要了。」

也有人還沿著過去的方向前進,但是找到了更適合自己的駕駛方式。傲銘的朋友拉他給泉州一家新能源企業做顧問,在泉州、廣州、深圳三地出差。有一份充實的工作,壓力不大,雖然賺得不多,但傲銘很滿意。當然,他還期待著螞蟻上市,並打算之後依舊做這份工作。吳奕則走上了創業的道路,最近一周,她正在招兵買馬,組建自己的MCN公司。這是她擅長也喜歡的事。

還有人仍然在找工作。

王遠帆的衣櫃裡,80%的衣服都是適合辦公室的正裝,有一條卡其色、雙排扣的長裙,300塊,購於2009年。在一個她自己策劃、有100多位行業重要人物參與的沙龍上,她穿著它站上台,掌控全場。人胖了又瘦,瘦了又胖,一個輪迴,裙子沒有扔,工作卻丟了。此刻的裙子是一個關於她本人的象徵——長久地掛在衣櫃裡,等一個穿出去的機會。

從前的工作太專精於細分賽道,合適的工作難找。連續受挫後,她寄希望於運氣和玄學。夏天末尾,她去了趟雍和宮,在偏殿裡,師傅讓她拿一個供果,在柳橙、葡萄香蕉之間,她選了香蕉,好剝皮。回家後,她咂摸了很久,如果是柳橙,是不是「成了」的意思呢?又想了想,不對,香蕉也可以是「成交」。

像林北一樣,她最渴望的不是賺錢,而是一份工作。「不算延遲退休的話,還有很長的20年的時間。」她不再信仰工作,卻依舊需要工作,有時還會做幾個「仰臥起坐」:「工作順利的人有自信的表情,說話很大聲,覺得一切都是自己的努力,自己應得的,甚至覺得現狀配不上自己的能力;失業的人有沮喪的臉,敏感的心,不敢對未來有打算,不想和誰說話,卻突然莫名地、強烈地渴望一樣東西,可能是非常想吃一個甜點,想要一件衣服。」

春去秋來,還沒找到工作。她最終用電影《侏羅紀公園》(1993)里的一句話安慰自己,「生命總會找到出路」。她相信,自己也會有一個出路。

責任編輯: 楚天  來源:每日人物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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